「義學」與〈大觀義學碑記〉初探

摘　要

「義學」與〈大觀義學碑記〉初探

一、義學的起源和發展

「義學」又稱「義塾」，專為民間孤寒子弟所設立的免費學校，由所在地官民義捐成立，或官司創建，或個人私設，用以補官學之不足，學生入學年齡大約六歲至十一歲左右，學習讀書寫字，為地方性質的蒙學教育之一種。傳統用語，凡周濟公眾、與眾同之的事物，概多以「義」名之，南宋洪邁《容齋隨筆》：「與眾共之曰義，義倉、義社、義田、義學、義役、義井之類是也。[1]」清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義者，蓋以眾所共設為名。今世俗置產以給族人曰義莊，置學以教鄉曲子弟曰義學，設漿於道以飲行旅曰義漿，辟地為叢塚以藏露骨曰義塚。[2]」檢索方志文獻，義學也常與義賑、義倉、義井、義塚、義渡、普濟院、育嬰堂......等設施並列，推之，乃跨屬於教育與恤政的公共福利事業。

義學的起源說法分歧，有學者認為其雛形可追溯至上古，《禮記‧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3]」顯然，這是把義學視作古代鄉學，與後世義學不等同。「義學」一詞，典籍最早見《後漢書‧儒林傳‧楊仁傳》：「寛惠為政，勸課掾史弟子，悉令就學，其有通明經術者，顯之右署，或貢之朝，由是義學大興。[4]」唯此處所述為經書義理之學。下逮南北朝，《陳書‧徐陵傳》：「後主在東宮，令陵講《大品經》，義學名僧，自遠雲集。[5]」所指為佛教的名相訓義之學，仍與學校教育無關。《新唐書‧王潮傳》：「乃作四門義學，還流亡，定賦斂，遣吏勸農，人皆安之。[6]」學者認為相關性質和具體辦學情況很難考證，較不多論。大多數學者認為對後世產生深遠影響的義學，起源於宋代。宋代義學，常冠以「族塾」，叫「族塾義學」，是宗族內為了照顧同一宗族子弟，由家境殷實之家，建立的家塾、族塾、宗塾。此類由宗族組織所辦的民間「族塾義學」普遍分布各地，規模有大有小且各具特色；小者塾師一名，學生數人；大者名師薈萃，生徒眾多，甚至藏書萬卷，分級授課，足以與「官學」媲美。

根據《元史‧孝義傳》，北宋太宗時，南康建昌人洪文撫，在所居雷湖北側崇飾書舍，招來學者，弦誦不輟，太宗聞而嘉之，飛白一軸「義居人」以賜之[7]；有學者認為這就是宋代「族塾」意義上義學的開始[8]。但一般研究指出：族塾義學肇啟於范仲淹。北宋神宗皇祐元年（1049），范仲淹在家鄉蘇州吳縣，捐靈芝坊祖宅創「義莊」，購買良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族眾；隨後又置屋聘師，開辦「義學」，以教育族人子弟。《范仲淹史料新編》：「范文正公常建義宅，置義田、義莊，以收宗族，又設義學以教，教養咸備，意最近古」、「暨公登第立朝，為守為帥，以至大用，名位日盛，祿錫日厚，遂成義莊、義學，為其宗族者宅于斯，學于斯」[9]。范仲淹卒後，子孫恪遵祖訓、踵行志業，賡續發展蘇州范氏義學，繼而開辦書院，因范仲淹諡號「文正」，命名「文正書院」。范氏義學的成果，觸引起熱烈的迴響，官紳富豪們紛紛倣行，替本宗族置義田、義學，逐漸形成一個傳統，北宋中期已經蔚成風習，南宋更加普及流行。此類義學，以莊為基礎，提供固定田產作為義學的經濟基礎，義學結合義莊，從而保證義學的穩定經營，蘊涵「推廣教化」和「以富資貧」的雙重理念價值，滿足了民間兒童蒙學教育之需求。

宋代「族塾義學」以宗族為單位，僅限於教授本族子弟。元代，沿襲舊俗開辦族塾義學者猶頗繁榮，此外，在民間族塾義學的基礎上，「官辦義學」[10]漸次增加，義學傾向官學化。明代，義學的內涵與性質呈現多元樣貌，既有官辦義學，也有民辦義學；既有族塾義學，限招本宗族子弟，又有非族塾義學，不限招收本宗族，外族及外村的貧寒子弟都可以入學；有的置學田，有的則無，無者興廢無常。綜述之，元明時期，義學是官方或民間創辦面向貧寒子弟的蒙學教育，為清代義學的廣泛設置紮下根基。清代，義學流變進入巔峰，約分：官建、官民共建、民建等類型。官建由政府出資興辦，塾師束脩從國庫支取；民建大多數是通過民間捐田、捐銀、捐房設立，教學經費和塾師束脩從公款或公田支取；由於各地域的政治、經濟等情況不同，辦學規模亦不一。

清代的官辦義學，最早從旗人和邊遠少數民族起步。開國之初，專為八旗子弟設義學，教學目標為培養人才[11]；其後擴至京師，京師五城各設一所，放寛對象，不限八旗子弟。而洎康熙朝起，歷代皇帝皆下詔令貴州、雲南、廣西、四川等邊遠少數民族地區設置義學，宣講「聖諭」[12]，目標在利於教化統治。康熙二十一年（1682）通行府、州、縣、衛，飭令建設義學，擇人司教，官辦的義學遂與社學[13]，組織為地方蒙學教育的重要機構。五十二年（1713）再度擴大內涵，議准省、府、州、縣多方設置義學，延請明師，「聚集孤寒生童[14]」，使其勵志讀書。五十四年（1715）諭：「宜窮鄉僻壤皆立義學，該撫即遍示莊村，俾知朕崇文好學深意。[15]」此時，義學即官方專為民間孤寒子弟所設立的免費啟蒙學校，其深度遍達於鄉莊村社之中。

康熙二十二年（1683）臺灣納入清版圖，為了儘速推行文教、方便管理，在「儒學」與「書院」[16]之外，亦透過設置義學來建立文教基礎。日人金川嘉子分析清治臺灣義學為四種：政府官費設立、地方行政長官義捐設立、地方政府主倡籌集民間義捐設立、純粹民間人士義捐設立[17]；大領域看來，還是不脫官辦與民捐兩類型。康熙四十三年（1704），知府衛台揆在臺灣縣東安坊府治之南設立第一所義學，至光緒二十一年（1895）乙未割臺，估計約二百餘所[18]。同治與光緒號稱鼎盛，以同治為例，南臺灣部分，同治八年（1869）分巡臺灣道黎兆棠在府城內外設置義學十四所，並舊有之道署官員子弟義學一所，以及臺灣、鳳山二縣番社義學[19]三所，合稱「道憲十八義學」；北臺灣則是：淡水同知嚴金清同治六年（1867）設竹塹義學四所，嗣又於各重要地區設置十一所，九年（1870）應巡道黎兆棠之議，又於竹塹城外設二所，十年（1871）再增設一所，總稱「淡水十八義學」。上述義學設有總查、幫辦，由臺灣道任命，負責監督，多由各府縣書院院長兼任，教師由每年府縣儒學生員中考選，學生均係閭里的幼童，定例正月二十日左右開塾，十二月二十日左右散塾，道臺於散塾前數日，示期諭知各塾師，帶領學生到署，親稽功課，年齡稍大者，評定甲乙，填列榜上，發交總查老師黏貼曉諭，分上中下三種獎賞，以示鼓勵。

至於民間義學，清治初期臺民忙於移墾，財力匱乏，尚無私人創設之義學。乾隆二十六年（1761）貢生胡焯猷，把位於淡水廳興直堡山腳（今新北市泰山區）的舊宅、田園八十甲、年收六百餘石租穀等，捐置「明志義學」，兩年後（乾隆28年，1763）淡水廳同知胡邦翰將義學改制為淡水廳所轄之官辦「明志書院」，尋遷徙竹塹城內。按臺灣義學常改易書院，然性質與程度仍屬義學[20]；臺灣縣東安坊府治之南的第一所義學，即額曰「崇文書院」。嘉慶十九年（1814）生員廖澄河於西螺堡（今雲林）創建義學，後改「振文書院」；道光三、四年（1823、1824）貢生曾拔萃於燕霧下堡（今彰化）創建義學，後改「興賢書院」，不一而足。純粹民間義捐設立而始終以義學為名，北臺較可觀、可考者即：道光二十年（1840）由士紳潘永清倡設於芝山巖開漳聖王廟（惠濟宮）文昌祠的「芝蘭義學」（今臺北市士林區）[21]，以及本文所討論的「大觀義學」。

二、〈大觀義學碑記〉的撰寫人

〈大觀義學碑記〉是解瞭「大觀義學」沿革的第一手文獻，撰文書寫人莊正，福建省泉州府晉江縣籍，同治壬戌年（同治元年，1862）恩科舉人，字養齋，號誠甫；妻林要姬，為林本源家族林國華之女、林維讓與林維源兄弟之妹。連橫《臺灣通史‧林平侯傳》:「初，漳泉械鬥，歷年不息，及成，猶不通慶弔，維讓憂之，以其妹妻晉江舉人莊正。正字養齋，名下士也。至是來臺，與維讓兄弟合設大觀社，集兩族之士而會之，月課詩文，給膏火。自是往來無猜。[22]」民國七十七年（1988）盛清沂編纂《板橋市志》，第十九章〈文藝〉逯此碑記，列入「流寓本市人士之作」，文末註記：「莊正，字養齋，福建晉江人，同治間舉人。板橋富紳林維讓妹壻也。[23]」

板橋現今仍存留莊正墨蹟三件：其一、大觀書社右壁〈大觀義學碑記〉，碑記末題「同治十有二年癸酉中春溫陵莊正并書」[24]。其二、接雲寺三川門匾額：「同治甲戌年春月穀旦『種諸善根』溫陵莊正敬獻」[25]。其三、林本源園邸來青閣懸掛匾聯：「積善有餘慶，看今日仁周晉豫，寵錫絲綸，定卜畫堂開綠野；人生惟行樂，且偷閑嘯傲煙霞，平章風月，靜憑曲檻數青山。」上下聯跋云：「時甫仁弟大人富而好禮，義必勇為，側聞晉豫奇荒，義粟仁漿，遠周兩省，楓宸錫命，萱室蒙庥，可謂能貽令名矣。暇日抒其胸中丘壑，結搆園亭，怡情花鳥，誠翩翩濁世佳公子也。爰書數語以紀其實。戊寅冬月養齋莊正。」[26]前兩件莊正自署「溫陵」，後一件自署「養齋」。

溫陵，泉州郡治之雅稱，是一個形象化概括地形氣候的地名。根據福建志書所述，泉州地處高阜、燠多寒少；高阜為陵、燠多為溫；唐初已別名溫陵，故古泉州人常以「溫陵」自稱[27]。明洪武二年（1369），福建全省八路，先後改為八府：福州、建寧、延平、邵武、興化、泉州、漳州、汀州；泉州府領七縣：晉江、南安、同安、惠安、安溪、永春、德化。清承明制，泉州府仍為閩八府之一；雍正十二年（1734），永春升為直隸州，德化歸其所轄；泉州府餘五縣：晉江、惠安、南安、安溪、同安。晉江屬泉州府轄下縣，職此，莊正循地方慣例，自稱「溫陵」人，無誤。

〈大觀義學碑記〉：「歲癸亥，余游寓於茲，思有以洗滌而振興之，商諸外兄弟觀察林君維讓、維源，首倡貲創學舍於枋橋東北隅，月集諸生考課。余不忝司月旦，既砥礪其德業，亦柔和其心性。」按「歲癸亥」即大觀義學創建年：同治二年（1863）。莊正向林維讓、林維源倡議興辦義學，林氏兄弟隨即出貲發起；學舍完竣，莊正出任首屆講席，主持學務。同年，莊正歸返泉州，十年後才再次來抵板橋，此年即大觀義學擴建落成年：同治十二年（1874），歲次癸酉；亦就是〈大觀義學碑記〉撰寫年。〈大觀義學碑記〉：「余內渡十年，再遊斯土，深幸士氣民情駸駸日盛，由是薰陶振作，使游淡北者，謂斯之風俗人才絕冠海邦，豈不懿哉？」再次來臺的莊正，觀看大觀義學十年化民成俗的辦學成效，深感欣慰，而林本源也再次邀請莊正出任講席、主持學務。碑記：「余忝倡是謀，且兩登講席，敢不揣固陋而為之記。」所謂「兩登講席」之時與事，脈絡清晰可考。雖然如此，莊正首次「來臺」與「在臺」，應更早於同治二年，臆測不晚至咸豐中葉，緣於親身經驗「咸豐〜同治」臺北大械鬥之慘烈，痛定思痛，遂有興學之思。

同治十二年（1873）再次主講大觀義學後，莊正繼續寓居板橋，翌年獻匾接雲寺[28]。接雲寺主祀觀音，金身由中和柯仔崙石壁湖「慈雲巖」[29]奉請而來；慈雲巖創建於雍正年間，咸豐三年（1853）艋舺泉人火攻中和漳人，化為焦土而廢寺，林本源家族林國芳將觀音移駐板橋城內西北隅建廟，咸豐六年（1856）動工，同治七年（1868）竣工；其後林本源拓建五落大厝，光緒四年（1878）接雲寺遷移今址西門街，重新破土動工，光緒十三年（1887）完竣，一直是大板橋地區首屈一指的觀音信仰中心。莊正匾題「種諸善根」[30]，善根為佛教術語，善、善法，根、根本，意謂能生出善法的根本，指好的根性、良善的特質，這是以樹根作譬喻，形容「善法」猶如樹根一般能生長，故取名曰「善根」；莊正勉勵接雲寺信眾，時時刻刻修養善心善行，種諸多善根，廣結善因緣，以成就人我。落款：「同治曱戌春月穀旦」，甲戌為同治十三年（1874），春月統稱春季初、仲、暮三個月，穀旦則是吉日的同義詞[31]，「春月穀旦」表述不確定的月與日，泛說春季吉日而已。由此推之，自前年（同治12年）「中春」（仲春二月，〈大觀義學碑記〉），光陰荏苒又一年春臨大地，莊正始終在板橋。

林本源園邸來青閣「積善有餘慶」匾聯，書贈「時甫仁弟大人」，時甫即林維源，林維源初名友逢，字時甫。上聯的跋文：「時甫仁弟大人富而好禮，義必勇為，側聞晉豫奇荒，義粟仁漿，遠周兩省，楓宸錫命，萱室蒙庥，可謂能貽令名矣。」大意謂：林家富裕且有德好禮，凡道義之所在必勇敢做去，聽聞山西（晉）、河南（豫）嚴重凶荒，捐輸施濟遠及兩省，皇帝賞賜，母親蒙受封誥，留下懿美之名聲[32]。按光緒初年，華北旱魃肆虐，光緒二年〜五年（1876〜1879）持續酷燥，受災區包含：山西、河南、陝西、直隸（河北）、山東等北方五省，並波及蘇北、皖北、隴東、川北等地，光緒三年〜四年（1877〜1878）山西（晉）、河南（豫）兩省尤甚，旱繼之以癘，赤地千里，饑民數百萬輾轉流離，鬻子食人，史家稱「晉豫奇荒」、「晉豫大飢」[33]，林維讓、林維源兄弟，都以母親之名捐款賑災，拯救全活不少人。連橫《臺灣通史》：「光緒二年，巡撫丁日昌視臺，邀維讓至郡。維讓病不能行，維源往焉。日昌語之曰：『方今海防重大，財政支絀，子為臺灣富戶，亦當稍報國家。』維源乃捐銀五十萬兩。其母鍾氏以晉、豫之災，捐賑二十萬兩。奉旨嘉獎，追贈三代一品，賜『尚義可風』之匾。已而，維讓生母鄭氏，亦以山西之賑，自捐二十萬兩，賜『積善餘慶』之匾。[34]」莊正所贈聯語，即針對此義行而頌揚。落款年「戊寅冬月」，戊寅為光緒四年（1878），歲次戊寅。據此，推估計算，從同治十二年起，莊正留寓板橋六年左右。

綜括前文，仍有兩處疑慮：（一）同治十三年至光緒四年之間，莊正是否曾渡海回閩而後復來？（二）光緒四年以下，莊正是續寓抑或離去？何時離去？囿於文獻和才拙，明確答案猶待詳細考解。〈大觀義學碑記〉：「余以親舍白雲，未敢淹留；客路清風，無從恢廣。觀察君昆仲好義性成，圖始必能圖終，或後之君子有與余同志者，不獨諸生之感，亦余所厚望也。」此段文字透露，莊正主體性認定的角色為「客」，板橋執掌義學唯是「客路」，並無著根落地之規劃，而莊正不能長期居臺之故，係導因「親舍白雲」。「親舍白雲」比喻客居他鄉，思念父母；典出唐代狄仁傑。狄仁傑年輕時曾任并州（山西太原）法曹參軍，父母遠在河陽（河南孟縣），某日登太行山，遠眺河陽，見孤雲飄浮天際，狄仁傑指白雲說：「吾親舍其下。[35]」瞻悵久之，等到白雲移散才離開。「父母在，不遠遊[36]」，定省承歡乃人倫義理之必然，莊正深知之，衷心祈盼自己歸鄉離開後，林本源家族能夠貫徹始終，延續發揚大觀義學的教育事業。

三、大觀義學的創設背景：林本源家族與分類械鬥

林本源家族的來臺始祖為林應寅，乾隆四十三年年（1778）自漳州府龍溪渡海，落腳新莊，設帳授徒。康熙三十三年（1694）北臺大地震，形成「康熙臺北湖」[37]，淡水河岸的新莊（指新莊街）[38]正好面湖，衍成內海港，從福建、廣東等各口岸開抵的巨舶多泊於此；乾隆十七年（1752）新莊設「新莊巡檢署」，嘉慶四年（1799）又設「新莊縣丞」。移民大規模在新莊平原鑿圳[39]，興設水利，使水導不通、稻作不植的荒埔地，變成良畝，農業富饒，帶動米糧輸出與日用品的輸入與消費，自乾隆中葉到嘉慶末年，新莊街千家煙火，萬商雲集，是大甲溪以北的首要城市，享有「一府二鹿三新莊」[40]之美譽。

第二代林平侯[41]，是林本源家族的奠基人，十六歲（或曰二十歲）來臺依父，受傭新莊米商鄭谷，不數年蓄積數百金，鄭谷再借資千金，自創商號[42]。由於新莊平原米產之故，淡水河流域以運銷「米」為經貿之最大宗，林平侯乃利用水運、海運，以販米為業。米業發跡的林平侯，再與竹塹（今新竹）林紹賢[43]合辦全臺鹽務，插手樟腦，拓展航運至華南、天津、營口等地，躍升臺灣富紳。嘉慶三年（1803）由商轉政，納捐五千餘兩，得縣丞為起捐官品，再捐知州，分發廣西，任潯州通判兼攝來賓縣事，旋補桂林同知，再陞南寧府知府、柳州知州，前後約十年[44]，嘉慶二十一年（1816）辭官賦歸。返臺之際，北臺械鬥正熾，新莊當要衝必爭之地，為了避免捲入紛爭，嘉慶二十三年（1818）林平侯帶領全家遷徙大嵙崁（今桃園大溪）[45]。

道光二十四年（1844）林平侯卒。有五子：長子國棟，早卒，家號飲記；次子國仁，家號水記；三子國華，家號本記；四子國英，家號思記；五子國芳，家號源記；合稱「飲水本思源」。國華與國芳為嫡生，共同管理資產，謂曰「本源」，[46]「林本源」名號由此而來。道光二十七年（1841），林國華、林國芳於板橋築「弼益館」點收租穀；咸豐三年（1853）興建三落大厝，正式自大嵙崁入主板橋。此年，臺北爆發了臺灣史聞名的大械鬥「頂下郊拼」。

咸豐年間，淡水河沿岸最重要的河港都市已由艋舺（今萬華）取代新莊崛起，商業碼頭掌握於三邑人（晉江、南安、惠安）手中。咸豐三年（1853），下郊三邑人與頂郊同安人，因釁火拼，兵燹綿延，其後安溪人將鄉土神廟清水巖祖師廟[47]，借給頂郊人焚燬，使順利衝燒同安人八甲庄，三邑人大勝，同安人敗退大龍峒附近的大稻埕。頂下郊拼原係泉州人的異縣械鬥，三邑、同安、安溪皆泉州府轄下縣，然而漳人卻因複雜原故而捲入戰爭，《臺北市志》：「頂下郊拼起自咸豐三年（1853）細故搆釁，卒至大動干戈，各盡死力火拼，直至咸豐九年（1859）秋八月，下郊人不願拖延戰事，決定採取最後手段，驅迫頂郊人入淡水河，然此計謀事先被頂郊人探悉，先發制人，向中立派的安溪人借用清水巖祖師廟，放火焚燒，趁火直搗下郊人之根據地八甲庄，板橋林本源（林國芳）與淡水黃阿蘭（黃龍安）於此時加入戰局，遂引爆全面性之漳泉拼分類械鬥。[48]」

其實，咸豐三年林本源為了逮捕欠租佃人也曾引爆漳泉拼，被捕佃人均屬泉籍，租佃泉人全面反抗，林本源召漳人對打，泉人不支，求援於咸菜硼（今關西）陳福成墾號，雙方激戰，難分勝負。咸豐五年（1855）林國華、林國芳，興築「枋橋城」準備長期抵禦泉人。陳培桂《淡水廳志》：「枋橋城堡，在擺接堡。週圍約二里，皆甃以瓦，設四門。咸豐五年，紳民捐建。[49]」所謂「紳民捐建」其實為：林本源策畫、捐款、守備。日人淀川喜代治《板橋街誌》：「板橋之周圍築高一丈五尺厚二尺餘之城牆，沿內側城牆築造高六尺寬五尺之馬路，於城牆每距離約一丈五尺造槍口供射擊之用，於東西南北造四大城門，進而為圖住民汲水或洗濯之便，於各門與門之中間設四個水門，於各大城門築城樓，再從現市場前起向北（通於社後之路）十數間前築造了敵樓（當時稱為高銃樓）。[50]」四大城門之外，另有小東門；東門在今慈惠宮之東，小東門在今文化路與北門街交口處，西門在今接雲寺前，南門在今館前西路和南門街交會口，北門在今北門街口北門橋一帶。每座城門駐紮林家壯勇十餘名，黃昏關閉，僅留狗空（竇）供進出，城內設置警衛系統與夜間巡更制度[51]。光緒六年（1880）臺北府城建立以前，「板橋城」是臺北盆地唯一具備城牆的防禦性都市。

咸豐九年（1859），漳泉拼大爆發，《淡水廳志》：「枋寮街火，漳同（漳州人、同安人）互鬥，并燒港仔嘴、瓦窯、加臘仔等莊，旋而擺接、芝蘭一、二堡亦鬥，縱毀房屋。[52]」此時，林國華已於咸豐七年（1857）卒，林國芳以其財力及武力，受漳人擁戴為領袖，泉人瞭解要瓦解漳人，唯有先攻下板橋林本源，黃龍安為首的泉人聯軍，全面進攻板橋城，林國芳招募丁勇應戰。王國璠《板橋林本源家傳》：「九年五月，恩賜舉人，捷訊方傳，而漳泉復鬥，禍之慘，前所未見。其際國華已逝，公獨扼其衝，於城外四隅數百尺處，設寨建碉，架火砲，遴敢死者司射擊。懸巨鑼，有警鳴之，與城中相呼應。七月，滬尾黃某率艋舺、新莊、坪頂（今林口）、和尚洲（今蘆州）、港仔墘（疑當作陴仔墘，今板橋新埔附近）、加蚋仔各鄉莊豪勇者三千餘人，攻枋橋。新店溪而下，火光燭天，哭聲遍野。[53]」

翌咸豐十年（1860）正月農忙，雙方暫時停歇，九月晚稻收割後，戰事又爆。此次，林國芳先破泉人的新莊、港仔嘴、西盛等，泉人極其狼狽，和談之聲高唱入雲。安溪人白其祥領導安溪人嚴守中立，奔走於黃龍安與林國芳之間，最後達成協議。然而咸豐十一年（1861），復因開墾烏突堀[54]，林國芳與黃龍安再起爭鬥，林國芳率領漳人再度大破新莊、西盛，禍焰延及於大坪頂（今林口）、桃仔園（今桃園）。[55]

械鬥漸止，清廷鎖定懲處林國芳，同治元年（1862）閩浙總督慶瑞、福建巡撫瑞璸上奏，將林國芳革職、交省嚴辦。《清穆宗實錄選輯》：「同治元年元月十九日（壬寅），諭〔內閣〕：『慶端、瑞璸奏：「請將橫行閭里、糾眾焚搶之紳士革職審辦」等語。福建臺灣淡水廳紳士鹽運使銜候選郎中林國芳，因與泉州人民挾嫌，輒將泉人耕種該紳士之田恃強起換，另招漳州人民耕種，致激漳泉民人互相鬬殺。該員復敢招募壯勇四出焚搶，幾至激變；實屬為富不仁，目無法紀。林國芳着即行革職，交慶端等派員提省，嚴行審辦；並勒令兩造交出兇要各犯，一併解省徹底根究，毋稍疏縱。』[56]」相傳，林國芳死在押送京城的途中[57]。

林國華生二子：林維讓、林維源。林國芳無子，過繼林維源為嗣。經年累月的拼鬥，林本源傷亡慘重，林家論功行賞、厚恤亡者家屬，並收埋屍骸、建祠慰靈，王國璠說是「撥重金勞遺族，築迪毅堂祀陣沒[58]。」林本源家族改由林維讓、林維源兄弟接續掌理，痛定思痛，遂以臺北漳人領袖的身份，破除情面，嫁妹泉州舉人莊正，出資倡建大觀義學，以示調解糾紛與致力祥和的誠意與決心。光緒年間，閩浙總督何璟請恢復林國芳原官職[59]，後林維源顯貴，林國芳誥封通奉大夫、晉光祿大夫、正室一品榮銜。

四、〈大觀義學碑記〉所述義學的成立與目的

分類械鬥，是民間的武力衝突，對立雙方因利益分配失衡、種族及地緣意識強烈，形成分偏黨護，偶一細虞便列械而鬥、累世仇殺，造成家破人亡、哀鴻遍野，不僅危及地方安寧，更延遲經濟、文化的發展，影響巨大，洵為臺灣清治時期社會動盪不安的重大因素之一。姚瑩〈上督撫請收養游民議狀〉：「竊見臺灣大患有三：一曰盜賊，二曰械鬥，三曰謀逆。」[60]〈與湯海秋書〉：「及其弊也，一耗於奢淫，二耗於詞訟，三耗於械鬥。[61]」分類械鬥的嚴重性可見一斑。

康熙六十年（1721）朱一貴事件引起鳳山縣「閩粵械鬥」是首次案例，到光緒年二十一年（1985）臺南學甲堡的謝黃兩族「異姓械鬥」[62]，清治二百餘年，總計高達一百二十五次[63]，乾隆末至嘉慶初、咸豐至同治，為兩大高峰期[64]。劉家謀《海音詩》自註：「北路則先分漳泉，繼分閩粵；彰淡又分閩番，且分晉南惠安同。南路則惟分閩粵，不分漳泉。然俱積年一鬥，懲創即平；今乃無年不鬥，無月不鬥矣。」[65]道光十九年（1849）來臺任訓導（或曰教諭）的劉家謀，咸豐二年（1852）夏秋之交養病休閒，聞海吼而發乎吟詠，刻意倣白居易「秦中新樂府」[66]的寫實精神，組成百首絕句《海音詩》，「今乃無年不鬥，無月不鬥矣」，蓋咸豐年的客觀實錄；大觀義學興建前的大械鬥即發生在第二高峰期。

清政府於臺灣設置義學，其初始目的與中國邊遠地區同，乃企圖通過教化以收控管之功能。官方思維，臺灣不僅孤懸海隅，是皇威莫及的偏疆，臺灣還民性憍悍、風俗浮動而亂盪難治，更應強化基礎蒙學來革弊應對。朱一貴事件甫平，參贊南澳總兵藍廷珍戎幕的藍鼎元〈覆制軍臺疆經理書〉：「臺灣之患，又不在富而在教，興學校，重師儒，自郡邑以至鄉村，多設義學，延有品行者為師，朔望宣講聖諭十六條，多方開導，家喻戶曉，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八字轉移士習民風，斯又今日之急務也。[67]」道光二十八年（1848）分巡臺灣兵備道徐宗幹，在府城小西城外新建南廠義學，訂定〈設義塾約〉：「臺郡城鄉子弟，浮蕩者多，皆由養蒙未得其正。大半苦無恆產，無力延師教課，及長成，或不免流為匪類。[68]」臺灣方志內相關書寫屢見不鮮，康熙三十五年（1696）高拱乾《臺灣府志‧風土志》：「人情之厭常喜新，交誼之有初鮮終，與夫信鬼神、惑浮屠、好戲劇、競賭博，為世道人心之玷，所宜亟變者亦有之。夫以雕題黑齒之種，斷髮文身之鄉，一旦閩擴為九，縣設而三，滌疵蕩穢。[69]」這種風俗民性之說，大氐成為宦臺人士對臺灣的最普遍解讀，也被視為分類械鬥與官方所謂「民變」的禍首。

其實，臺灣械鬥頻繁，是多元因素總和之結果。就政治因素言，牡丹社事件[70]之前，清廷消極治臺，吏治窳敗。藍鼎元《平臺紀略》：「官吏孳孳以為利藪，沉緬樗蒲，通宵連曙。[71]」徐宗幹〈答王素園同年書〉：「各省吏治之壞，至閩而極，而閩中吏治之壞，至臺灣而極。[72]」劣官不能善盡護民之責，遇有糾紛，臺人每自行率眾、私相逞鬥。同時，清治之初，嚴禁移民攜眷渡海，造成畸型人口結構，青壯男多、婦女絕少，羅漢腳[73]隨處充斥，結黨滋事。尤甚者，政府常挑撥族群矛盾，進行分化，擴大閩粵或漳泉之間的衝突，操弄牽掣以削弱反清力量，因此臺灣族群意識始終壁壘分明。就經濟因素言，乾隆中葉後，臺灣南北已先後開發，可容納新移民的土地縮減，為了爭取拓墾空間，遂組成對立的各個勢力，強割佔耕、連塍爭水，只要毫釐口角都能釀成大衅。洎商業興起，又為了搶碼頭、競營利，照樣蠻觸狠拼、互不相讓。械鬥也就愈演愈熾，層出不窮。

莊正〈大觀義學碑記〉所述內涵包括：大觀義學的教化功能、大觀義學的建設沿革、大觀義學的命名由來、大觀義學的神祇信仰與學術宗派，對林本源家族的推崇和期許。其中「教化功能」是整體碑記的結穴點，也是大觀義學創辦的動機和目標，莊正對於械鬥而興教的邏輯推理如何？〈大觀義碑記〉：

程子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余謂非必天下也，即一都一邑亦然。風俗必本人心，關乎士習。賢才不遽得，當培養而至成之。然則化民成俗之原，興賢育才之道，莫要於建學立教。淡水，海外荒徼，入版圖最後，國初以前癈為狉榛，開闢百十年，瘴雨蠻煙，悉為含鼓嬉游之宇。然地富庶而人強悍，睚眦之怨，逞刃相仇連年，累歲亡身破家不休。其性耶習耶？其不學不教之咎耶？淡北距塹城學宮百餘里，惟艋舺有學海書院而甄陶未廣，僻壤孤村之士，既闉教澤，其有漫分氣類，畢生裹足不登書堂者，民風之陋士習之頹，職是故歟？

以上為碑記的起文之節錄，約分三層次，其軸心圍繞著「學校↹教育↹風俗↹械鬥」。第一層引宋儒程顥〈請修學校尊師儒取士箚子〉[74]，從「風俗」與「賢才」建立起總綱「建學立教」；第二層「其不學不教之咎耶」止，夾敘夾議寫淡水廳械鬥，「睚眦之怨」都可以「逞刃相仇連年，累歲亡身破家不休」，其原因即前述：地理邊荒及民性剽悍，特別是因性成習這個因素；第三層「淡北距塹城學宮百餘里」以下，從全面「淡水廳」收束於大觀義學所在「淡北」，繼續呼應第二層寫淡北械鬥，淡北距離淡水廳的廳治淡南竹塹（今新竹）遙遠，獨有一座艋舺學海書院，教化不溥，致使風習鄙陋，故「漫分氣類」起矣。

臺灣分類械鬥之「類」即指「氣類」。姚瑩〈臺灣班兵議〉：「臺地漳泉粵三籍，素分氣類，動輒械鬥。[75]」〈答李信齋論臺灣治事書〉：「以府為氣類，漳人黨漳，泉人黨泉，粵人黨粵，潮雖粵而亦黨漳。[76]」莊正所述亦然。「氣」源自古「气」字，大自然雲氣的象形文，雲氣具有流動特質，抽象概念化後，成為天地一切事物組成的基本元素，以及人類與生物所具備的生命能量或動力。中國傳統觀念，氣之於人乃必然之存在，且會順生長環境而顯出差別相，同一生活環境的人往往禀受相似的氣類型態。這個普遍使用的詞彙，在朱子學可以找到溯源的理論依據。〈大觀義學碑記〉：「為屋二，中祀文昌帝君，券諸生之文明，奉濂洛關閩五先生，示學術之標準。」宋代理學的發展，朱子是繼承從周濂溪、張橫渠以至二程子以來的討論而蔚成大觀；清康熙尤重朱子，在政治與地方推波助瀾之下，福建省朱子學昌盛，號稱「閩學」，臺灣移民多自閩來，行政區為閩省下第九府，濂洛關閩五夫子順理成章被崇奉為學術神。

理學家的論述，以天地間有兩種「根源存在」：「理」與「氣」；「理」是形而上之道，生物之本；「氣」是形而下之器，生物之具。朱熹主張「性即理」，「性」擡高到「理一」位置，圓滿具足，無所謂顯隱，言「性」之開顯或遮蔽，那是種種「氣」之滲雜所生的蔽障。朱熹〈經筵講義〉：「天道流行，發育萬物，而人物之生，……則又不能無所資乎陰陽五行之氣。而氣之為物，有偏有正，有通有塞，有清有濁，有純有駁。以生之類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為人，得其偏且塞者為物；以人之類而言，則得其清且純者為聖為賢，得其濁且駁者為愚為不肖。[77]」氣的流行定位方式：偏／正、塞／通，決定人與物的分別；而氣的正與通之下，猶有清、濁、純、駁的屬性分野，這些屬性形成各種氣質的人類，以上為：先天的「氣質之性」。

當不同的先天「氣質之性」，納置在人的成長過程中，還會受到後天習染的影響。其初以家為基點，進而處於同一生活區域（生活圈）的家，經由社群彼此之間的互動聯繫，在情境氛圍裡共鳴類感著個體氣質中的相同部分，久而久之，漸漸蘊釀→塑造→凝聚出群體的氣質形態。這種共鳴作用朱熹謂之「感格」，群體氣質即謂之「氣類」。朱熹解釋祭祖之禮時，說「氣類固已感格[78]」，表述的範疇與內涵：家族世代因血緣承繼了相似的個性，家族成員受處在共同的生活環境、家庭教育而交感出相似的行為與思維質素；因為這樣的緊密聯結，祭祀產生了意義。朱熹又曾舉呂子約為例，說：「某嘗謂氣類近，風土遠；氣類才絕，便從風土去。且如北人居婺州，從來皆做出婺州文章，間有婺州鄉談在裏面，如呂子約輩是也。[79]」呂子約本籍山東青州東萊縣，具北方人之氣質，其後徙居浙江婺州，遠離了故里，便隨著移入地氣質的貼近感染，北地氣質淡化，文章轉出婺州人的南方風格，此即是群體氣類的無形作用。

上述學理下落運用到現實社會層面，普遍而言，人的氣質隨外在牽引而變化，處在同樣時空環境的人，其氣質易於吸引聚合而形成「類」，如此轉變的結果總稱之「氣類」。由此推繹，各地的風土習俗就是各地氣類的形象產物，故學者或曰：氣類與風土是一體二面，社群氣類即風俗，不同的是風土偏重地域面和形式面[80]。臺灣的分類械鬥，以地緣為氣類，內化心靈意識，組成龐大群體，共同處理解決所面對的問題，形成以地緣為名的械鬥型態。經由這樣的分析，前述宦臺人士以風俗民性說解讀臺灣，也就不言可喻了，而針砭氣類的方法自然而然也就莫過於加強地方教育，從根本處轉化民間氣類了。〈大觀義學碑記〉所述義學的成立與目的亦在此。〈大觀義學碑記〉又說：

夫湮鬱之開在人不在地，轉移風氣在士不在民，士為四民之首，一舉一動，關係民風。士習端則民生觀感興起，日趨於善，漓則鄉里效尤放縱，日騖於爭故。為士者望彌重，責亦彌重。諸生既誦法先聖，號稱衣冠之士，非徒株守章句，揣摩時尚，以弋取科名而已。所當納身禮讓之中，以變移鄉俗為己任，修於身而型於家，日與子弟鄉人言，出入友助和親康樂，共為堯舜之民，興仁興讓，且徧國俗；中原禮讓之邦，文物之地，何能以加茲？

這段文字本旨在推崇林維讓、林維源，「士為四民之首，一舉一動，關係民風」、「納身禮讓之中，以變移鄉俗為己任」，林氏兄弟正是如此之典範，以知識分子的道德反省，親身奉行禮義，積極建設地方教育，提倡政教風化。莊正進而認為大觀義學的教育，必能移風易俗，讓湮鬱蠻荒的臺灣，升格為如中原一般的文化美境，誠然，這是莊正〈大觀義碑記〉的最高創學理念。

五、結語

義學乃為民間孤寒子弟專設之地方蒙學教育，清治臺灣的義學約別為四類：官費設立、地方行政長官義捐、地方政府主倡籌集民間義捐、純粹民間人士義捐。大觀義學為純粹民捐，創設之因由，肇起於咸豐至同治年間，臺北地區的大規模械鬥，北臺重要的漳籍領袖──林本源家族林維讓、林維源兄弟，嫁妹於泉州舉人莊正，以「漳泉聯姻」及「創建義學」，竭力表達調解糾紛與致力祥和之誠心；自此地方文風丕起，士氣民情駸駸日盛；其始末載於〈大觀義學碑記〉。本文從概述義學流變切入，接續討論碑記撰寫人、大觀義學成立的械鬥背景，最後詮解分類械鬥的思想意識：「氣類」和「風俗」。

〈大觀義學碑記〉是探討「大觀義學」的第一手文獻，碑記撰寫人莊正，為義學始倡人之一，兩次出任義學講席、掌理學務，居功厥偉。惜乎！其詳細的生平經歷多付闕如，本文初步透過板橋存留的莊正墨蹟三件：〈大觀義學碑記〉、接雲寺三川門匾額、林本源園邸來青閣匾聯；梳理判讀莊正客寓板橋之時間，雖大抵略可掌握，唯其中仍有疑問未廓清，殊感抱憾。

審視〈大觀義學碑記〉，以「教化功能」為全文軸心，莊正認為消弭「氣類」端賴地方教育，從人心根本處轉化之，最後必能薰陶振作，接軌中原文化。細繹史實，臺灣頻繁的械鬥動亂，洵為政治、經濟等多元因素總和之結果，龐雜繁複，很難簡單討論，而清政府視臺灣為邊陲荒陬，民性憍悍、風俗浮動，是導致亂盪難治之主因，臺灣設置義學，目的即欲以教化之文治力量行政治管理之效，歷來宦臺重臣如高拱乾、藍鼎元、徐宗幹、姚瑩……等，莫不如是觀，因此，強化基礎蒙學，設教興學，以「移風易俗」，遂成為治臺革弊之要策。身為流寓文士的教育家莊正，亦賡續此條路線撰寫碑記。

板橋，是一個廣大變遷的多元文化地理空間。在地方開發史上，大觀義學之創立，表徵著板橋由「移墾社會」躍升「文治社會」，轉型為臺灣北部的文教中心。莊正〈大觀義學碑記〉留下了驗證，成為今人貼近土地的最佳資料來源，而臺灣清治時期義學教育的歷史意義，亦由焉覘之。

[1]宋洪邁《容齋隨筆》卷8〈人物以義為名〉條。臺灣商務書局印書館，1965年。

[2]清錢大昕《十駕齋養心錄》卷19〈義〉條，臺灣商務書局印書館，1978年，頁446。

[3]《禮記》卷36，十三經注疏本，藝文印書館，2001年，頁649。

[4]范曄撰，李賢等注，司馬彪補志，楊家駱主編《後漢書‧儒林傳‧楊仁傳》，鼎文書局，1981年，頁2574。

[5]姚察、魏徵、姚思廉合撰，楊家駱主編《陳書‧徐陵傳》，鼎文書局，1980年，頁334。

[6]歐陽脩、宋祈撰，楊家駱主編《新唐書‧王潮傳》，鼎文書局，1981年，頁5492。

[7]元脫脫《宋史‧孝義傳》：「文撫，南康建昌人，本姓犯宣祖偏諱，改焉。曾祖諤，唐虔州司倉參軍，子孫眾多，以孝悌著稱。六世義居，室無異爨。就所居雷湖北創書舍，招來學者。至道中，本軍以聞，遣內侍裴愈齎御書百軸賜其家。文撫遣弟文舉詣闕貢土物為謝，太宗飛白一軸曰『義居人』以賜之，命文舉為江州助教。」元脫脫等撰，楊家駱主編，鼎文書局，1980年，頁13392。又參見宋楊億《武夷新集》〈南康軍建昌縣義居雷塘書院記〉。

[8]參見于曉燕〈「義學」釋義〉，《貴州師範學院學報》第30卷第10期，2014年10月，頁58。

[9]周鴻度等編《范仲淹史料新編》，瀋陽出版社，1989年，頁131〜132。

[10]《滕州教育志》：「元大德四年，滕州知州尚敏創建縣義學於縣城南門外偏東處。」《蒲臺縣志》：「本縣義學為元邑致政知州戴惟中建。」

[11]清高宗敕撰《清朝文獻通考》卷113〈學校〉：「世職幼童近而盛京遠，而船廠黑龍江官學義學規制具備。」八旗義學的教學內容依種族而有所差異，滿人幼童學習滿語及滿書，蒙古人幼童學習滿、蒙古書及古語，漢軍子弟則教以滿書、滿語及騎馬射箭。

[12]清康熙9年（1670）頒《聖諭十六條》，雍正逐條推衍解釋，成為《聖諭廣訓》，雍正2年（1720）官修出版。康熙起規定地方官每月朔望宣講，終有清一代，宣講不輟，並通過學校與科舉考試，定為誦習與考試內容。《聖諭十六條》、《聖諭廣訓》是清統治者的重要文化政策，一方面用來維護統治之穩定，同時也作為對人民進行思想和法制教育的重要手段。

[13]清代地方蒙學的教育機構主要有社學、義學、私塾三種。社學，起自元代，元代「社」為「縣」層級下的社會基本組織，至元23年（1286）規定每社立學校一所，明清沿襲，清順治9年（1652）起，命令每鄉置一社學，成為地方政府在大鄉巨堡開置的學校，分漢人社與土番社學兩種。官辦義學與社學性質相近，唯社學全數官辦，義學則官私皆有。

[14]清允祿《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70，文海書店，1991年，頁4804。

[15]清允祿《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70，文海書店，1991年，頁4804。

[16]儒學為地方政府官辦學校，府設府儒學，縣設縣儒學，大都蓋在文廟內，偏重科考舉業。書院為介於官學與私學之間而別於官學的另一教育系統。

[17]參見小川嘉子〈清代義學設立的基盤〉，收入林友春《近世中國教育史研究》，東京國土社，1958年3月，頁283〜284。

[18]周民慧〈清代的大觀義學〉統計各朝設置情形，含未詳34所，總計224所，光緒創建112所列首位，同治創建36所列第二。花蓮師範學院語文科碩士論文，2005年，頁65〜76。

[19]清治臺灣義學分漢莊義學和番社義學兩大類。番社義學以平埔原住民為對象。

[20]臺灣義學多兼具書院，如彰化的白沙書院即白沙義學、淡水廳明志義學後亦改為明志書院。清王瑛曾《重修鳯山縣志》：「書院（即義學。附土番社學）。」臺灣文獻叢刊第146種，頁181。大體言，書院與義學的關係約有三種：一是部分書院雖名書院，實際則為義學性質；二是部分義學由書院經營托管；三是部分義學設於書院一隅。

[21]潘永清，字少江，號定民，臺北八芝蘭（今士林）人，祖籍漳州。潘氏渡臺始祖為潘滿興，乾隆初攜眷入墾桃園八塊厝（今八德），逐漸發展為北臺灣重要家族，第三代潘宮籌遷居唭里岸（士林舊街，今佳里、芝山巖一帶），生八子，長子潘永清性情英敏，在民間享有「頂港潘永清，下港許超英」之聲譽。

[22]連橫《臺灣通史》卷33、列傳5〈林平侯列傳〉，臺灣文獻叢刊第128種，頁929。

[23]張馥堂主修，盛清沂、吳基瑞編纂《板橋市志》第十九章「文藝」、第二節「文」、第二項「流寓本市人士之作」，板橋市公所印，1988年，頁969。

[24]大觀書社（大觀幼稚園）右壁，橫411公分，高54公分。碑記「首倡義貲創學舍於板橋東北隅」句中「板橋」二字為重修時誤刻，臺北市文獻委員編《臺灣北部碑文集成》收錄〈大觀義學碑記〉作「枋橋」。參見徐麗霞《板橋行腳－古蹟與宗教》，財團法人大觀書社，1999年，頁16〜17。

[25]林本源園邸來青閣匾。參見徐麗霞《林本源園邸古蹟細賞系列－匾聯之美》，新北市政府文化局，2011年，頁62〜67。

[26]板橋接雲寺三川門匾。參見康鍩錫《板橋接雲寺建築藝術與歷史》，板橋接雲寺，2007年，頁142。

[27]《晉江縣志》：「地處高阜，其氣獨溫。」《南安縣志》：「泉州氣候燠多寒少，故古有溫陵之稱。」又相傳宋朱熹在泉郡治東北「小山書院」講學，種竹建亭，謂該地為清源山龍脈入城之衝，故地氣獨溫，由此而稱溫陵，此說一出，溫陵之名越流傳，成為泉州之別稱。

[28]接雲寺，位於今新北市板橋區西門街，府中路、舘前西路與西門街交叉口。

[29]慈雲巖，位於今新北市中和區圓通路圓通寺後柯仔崙山頂，相傳夜間寺廟燈火破壞艋舺龍山寺風水，咸豐漳泉械鬥燬於火。1954年柯仔崙林火燒山，發現舊址，圓通寺住持妙清法師倡議重建，1969年竣工，由妙清弟子達見法師出任住持。

[30]種諸善根：種，培養；諸善根，很多善根。《入阿毗達磨論》卷上：「能為根，生餘善法，故名善根。」《維摩詰經‧菩薩行品》：「護持正法，不惜軀命。種諸善根，無有疲厭。」《阿毘達磨品類足論》：「善根云何？謂三善根。即無貪善根、無瞋善根、無癡善根。」《長阿含經》：「云何三法向善趣？謂三善根：無貪善根、無恚善根、無癡善根。」

[31]《詩經‧陳風‧東門之枌》：「穀旦于差，南方之原。」臺灣開明書店，1991年，頁34。毛傳：「善，善也。」王先謙《詩三家集疏》：「穀旦，猶言良辰也。」

[32]參見徐麗霞《林本源園邸古蹟細賞系列－匾聯之美》，新北市政府文化局，2011年，頁62〜67。

[33]朱壽朋《光緒朝東華錄》:「自去年以來，直隸、山東、山西、河南等省，田河缺雨，荒旱成災，糧價日增，流民遍野。……而山西一省，荒歉更其於去年，人情汹汹，朝夕難保。」曾國荃〈請飭拔西征軍餉疏〉:「赤地千有餘里，飢民至五六百萬之眾，太古奇灾，古所未見。」參見氏著《曾忠襄公奏議》卷5，文海書局，1969年，頁33。按光緒3年、4年為丁丑、戊寅年，亦稱「丁戊奇荒」、「丁戊大荒」。

[34]連橫《臺灣通史》卷33、列傳5〈林平侯列傳〉，臺灣文獻叢刊第128種，頁930。

[35]《新唐書‧狄仁傑傳》：「薦授并州法曹參軍，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山，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乃得去。」《大唐新語‧舉賢》：「特薦為并州法曹，其親在河陽別業。仁傑赴任并州，登太行，南望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所居，近此雲下。』悲泣，佇立久之，候雲移乃行。」

[36]《論語‧里仁》：「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臺灣開明書店，1991年，頁3。

[37]康熙33年（1694）4月，新店與金山斷層發生連續月餘的芮氏七級大地震，臺北盆地液化，造成深3至4公尺，面積超過30平方公里以上的「臺北大湖」，範疇包括：基隆河下游及其北側河道、社子島、關渡平原等。康熙臺北湖的潮流，受地形和溪流影響，新莊與板橋間大漢溪轉向北流，經大龍峒接基隆河，轉西北，越北投、關渡出海，新莊適逢潮流進入臺北大湖的中點，港深水闊。

[38]新莊地區指新莊平原，含三重、新莊、泰山、五股、丹鳯、蘆州、樹林部分，稱興直堡。新莊街指新莊的帶狀老街，約今廟街一帶。

[39]新莊平原的水圳主要兩條：一是永安陂，又稱張厝圳，乾隆11年（1733）泉人張必榮、張克聲開鑿；一是萬安陂，又稱劉厝圳，乾隆18年（1753）客籍潮人劉建昌、劉和林開鑿。

[40]一府之府，指臺灣府府城，今臺南市；二鹿之鹿，指彰化鹿港。

[41]許雪姬〈林本源及其花園之研究〉：「應寅有三子，長名安然，安邦其次，即平侯也，三子姓名不詳。」《高雄文獻》第3、4期合刊，1980年6月，頁38。

[42]連雅堂《臺灣通史‧林平侯傳》：「平侯年十六，省父，傭於米商鄭谷家。性純謹習勞，谷信之，數年積資數百，谷復假以千金，命自經紀。平侯善書算，操其奇贏，獲利厚。谷年老將歸，平侯奉母利以還，不受，為置產芎腳莊，歲收租息以餽之。」頁927〜928。芎腳莊，今新北市中和區積穗一帶。

[43]林紹賢（1761〜1829），乾隆年間隨父自福建同安移居府城（臺南），轉徙竹塹（新竹），經營南洋貿易，與林平侯合辦全臺鹽務，創立「恆茂」商行，廣置田產，累貲鉅富，成為新竹望族。道光年間，孫林占梅於內公館築「潛園」，與開臺進士鄭用錫「北郭園」，為新竹兩大名園。

[44]許雪姬《林本源家族與庭園歷史》：「頗有政績，在仕途前後10年（自1806〜1915）。」1806年〜1815年，即自嘉慶11年至嘉慶20年。

[45]司馬嘯青《臺灣五大家族》（下）：「當時新莊地當要衝，每為漳泉兩族必爭之地，林平侯痛定思痛，乃於一八一八年舉家遷往大嵙崁。」王國璠《板橋林本源家傳》：「二十四年，公以所居新莊，適當淡水下游，兩郡豪勇之夫，咸欲據為貨運樞紐。公懼禍根已伏，必罹大戻，乃移家大嵙崁。」

[46]司馬嘯青《臺灣五大家族》（下）：「這五子的字號合稱『飲水本思源』，其中有三房與五房的國華、國芳以才氣縱橫，特重祭祖，合約設立祭祀公業，名稱則合『本記』與『源記』，而以『林本源祭祀公業』為其公號。這是後人以『林本源』代表林家的來源，而林家對外的代表性投資活動，大都以『林本源』出名，道理也在此。」

[47]艋舺清水祖師廟，臺北市萬華區康定路81號，主祀清水祖師，三級古蹟。

[48]黃啟瑞監修，郭海鳴等修《臺北市志稿》卷10《雜錄文徵篇》‧《雜錄篇》，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57，頁48。

[49]清陳培桂《淡水廳志》〈建置志〉，臺灣文獻叢刊第172種，頁46。

[50]淀川喜代治編著、陳存良等譯《板橋街誌》，臺北縣立文化中心，1998年，頁36。

[51]參見徐麗霞〈清治板橋地方文化之流變〉，銘傳大學2011年應中系中國文學「學理與應用」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板橋鎮鄉土史座談會記錄〉，林土木發言，《臺灣風物》17卷5期，頁3。

[52]清陳培桂《淡水廳志》〈祥異考〉，臺灣文獻叢刊第172種，頁366。枋寮，今新北市中和區；瓦窯，今新北市中和區與永和區交界地帶。

[53]王國璠《板橋林本源家傳》〈林國芳傳略〉，林本源祭祀公業，1985年，頁26。

[54] 烏突堀（烏塗窟），今桃園大溪永福地區，有煤脈，土色黑，故稱「烏突」（烏塗、烏土），黃龍安在此興建龍山寺，供奉觀世音菩薩，香火分靈自艋舺龍山寺，詳參該廟沿革。

[55]參見許雪姬〈林本源及其花園之研究〉，頁98〜99。

[56]《清穆宗實錄選輯》，臺灣文獻叢刊190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頁14。

[57]許雪姬《林本源家族與庭園建築》：「因此其捐職（鹽運使銜候選郎中）革除，並要即時逮捕他到福建省城福州問訊，就在這時（1862）林國芳忽然過世，得年42歲，被臺灣民間說成『第一驚死林國芳』。」王國璠《板橋林本源家傳》無此記載，僅說「同治元年卒」。

[58]王國璠《板橋林本源家傳》〈林國芳傳略〉，頁26。

[59]清何璟〈閩浙督何等奏紳士捐輸請為故父開復〉：「臣伏察該革員林國芳，業已身故；其從前起佃激成鬥搶一案已歷十九年之久，兩造均無質證，案懸未結。職是之故，而林維源急公好義，慨捐鉅款，思蓋父愆，其志實屬可嘉。現飭臺灣道夏獻綸速將此案訊明辦結，並查明故革員林國芳如無應議罪名或情堪原宥，再行仰懇天恩奏請開復，廣朝廷錫類之仁，遂該紳顯親之志。」《清季申報臺灣紀事輯錄》「光緒五年七月十二日發抄旨一道」，臺灣文獻叢刊247種，頁872。

[60]清姚瑩《中復堂選集》，《東溟後集》卷3，臺灣文獻叢刊第83種，頁39。

[61]清姚瑩《中復堂選集》，《東溟後集》卷6，臺灣文獻叢刊第83種，頁119。

[62]臺南學甲堡學甲庄黃姓族人，經向謝姓族人典租魚塭，屆期不還，引起謝黃兩姓械鬥，後黃姓通函全臺同姓，約謀於索還後，魚塭380甲均允作宗親公產，於是蘊釀更激烈的鬥爭，因適值清廷割臺，紛爭始得自息。

[63]許達然〈械鬥和清朝臺灣社會〉，《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23期，1996年10月，51〜57。有關清治臺灣械鬥次數，因認定標準不同，統計亦不同；張菼〈臺灣反清事件的不同性質及分類問題〉為38次，黃秀政〈清代臺灣分類械鬥事件之檢討〉為41次，林偉盛《清代臺灣社會與分類械鬥－羅漢腳》為60次，許達然〈械鬥與清代臺灣社會〉為125次。

[64]黃俊雄〈清代臺灣分類械鬥書寫之研究〉，統計前行學者研究成「清代臺灣械鬥發生頻率圖」，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頁16〜17。

[65]清劉家謀《海音詩》：「同是萍浮傍海濱，此疆彼界辨何真。誰云百世讎當復，賣餅公羊始誤人。」自註。吳守禮《校注海音詩全卷》，臺灣文獻叢書藝門第2種，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53年，頁18。劉家謀道光12年（1832）舉人，道光19年（1849）遷調臺灣府學訓導，咸豐3年（1853）廈門小刀會黃位流竄臺灣海域，臺灣盜匪互為呼應，攻臺南府城，劉家謀力守城，三個月後卒。

[66]清劉家謀著，吳守禮校注《校注海音詩全卷》，頁29。秦中樂府為唐白居易的《秦中吟》樂府詩，白居易自序：「貞元、元和之際，予在長安，聞見之間，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為秦中吟。」白氏樂府強調現實主義的詩史特質。

[67]清藍鼎元《東征集》卷3〈覆制軍臺疆經理書〉，臺灣文獻叢刊第12種，頁39。

[68]清丁曰健《治臺必告錄》卷5，徐宗幹《斯未信齋文集》〈設義塾約〉，臺灣文獻叢刊第17種，頁373。

[69]清高拱乾《臺灣府志‧風土志》，臺灣文獻叢刊第65種，頁186〜187。

[70]同治10年（1871）琉球人因海上遇風，船漂流琅墧附近八瑤灣（今屏東滿州），66人被排灣族牡丹社原住民所殺，12人逃出。12年（1873）日本派外務卿向北京交涉，毛昶熙答：「生番既屬我國化外」。13年（1874）日軍登陸進攻牡丹社。

[71]清藍鼎元《平臺紀略》，臺灣文獻叢刊第14種，頁29。

[72]清丁曰健《治臺必告錄》卷5，徐宗幹《斯未信齋文集》，臺灣文獻叢刊第17種，頁349。

[73]陳淑均《噶瑪蘭廳志》卷2〈規制‧鄉莊‧附考〉：「臺灣一種無田宅無妻子，不士不農，不工不賈，不負載道路，俗指謂羅漢腳。嫖賭摸竊，械鬥樹旗，靡所不為。曷言乎羅漢腳也？謂其單身遊食四方，隨處結黨，且衫褲不全，赤腳終身也。大市不下數百人，小市村不下數十人，臺灣之難治在此。」臺灣文獻叢刊第160種，頁28。

[74]宋程顥〈請修學校尊師儒取士箚子〉：「臣伏以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宋興百餘年，而教化未大醇，人情未盡美，士人微謙退之節，鄉閭無廉恥之行，刑雖繁而奸不止，官雖冗而材不足者，此蓋學校之不修，師儒之不尊，無以風勸養勵之使然耳。」《全宋文》卷1734。

[75]清姚瑩〈臺灣班兵議〉上，《東槎紀略》，臺灣文獻叢刊第7種，頁93。

[76]清姚瑩〈答李信齋論臺灣治事書〉，《東槎記略》，臺灣文獻叢刊第7種，頁111。

[77]宋朱熹〈經筵講義〉，《朱子文集》卷15。

[78]宋朱熹《朱子語類‧禮七‧祭》卷90：「蓋子孫既是祖宗相傳一氣下來，氣類固已感格。」欽定四庫全書本，頁65。

[79]宋朱熹《朱子語類‧論文下》卷140，欽定四庫全書本，頁75。

[80]參見林朝威、盧其薇〈清代臺灣「分類械鬥」思想探微：以朱熹「氣類」觀念為核心的考察〉，《東華漢學》第5期，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2007年6月，頁141。

參考書目(按照作者姓氏筆畫排列)

書籍

1. 丁曰健《治臺必告錄》，臺灣文獻叢刊第17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2. 不著撰人《全宋文》，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

3. 不著撰人《清季申報臺灣紀事輯錄》，臺灣文獻叢刊247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4. 允祿等編《欽定大清會典事例》，文海書店，1991年。

5. 王國璠《板橋林本源家傳》，林本源祭祀公業，1985年。

6. 司馬嘯青《臺灣五大家族》，玉山社，2000年。

7. 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

8. 周鴻度等主編《范仲淹史料新編》，瀋陽出版社，1989年。

9. 姚瑩《中復堂選集》，臺灣文獻叢刊第83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0. 姚瑩《東槎紀略》，臺灣文獻叢刊第7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1. 徐麗霞《板橋行腳－古蹟與宗教》，財團法人大觀書社，1999年。

12. 徐麗霞《林本源園邸古蹟細賞系列－匾聯之美》，新北市政府文化局，2011年。

13. 高拱乾《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65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4. 張馥堂主修，盛清沂、吳基瑞編纂《板橋市志》，板橋市公所印，1988年。

15. 淀川喜代治編著、陳存良等譯《板橋街誌》，臺北縣立文化中心，1998年。

16. 清乾隆官修《清朝文獻通考》，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

17. 許雪姬《樓臺重起上編：林本源家族與庭園歷史》，臺北縣政府，2009年。

18. 連橫《臺灣通史》，臺灣文獻叢刊第128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9. 陳培桂《淡水廳志》，臺灣文獻叢刊第172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20. 陳淑均《噶瑪蘭廳志》，臺灣文獻叢刊第160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21. 黃啟瑞監修，郭海鳴等修《臺北市志稿》，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57年。

22. 劉家謀著、吳守禮《校注海音詩全卷》，臺灣文獻叢書藝門第2種，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53年。

23. 錢大昕《大駕齋養新錄》，臺灣商務書局印書館，1978年。

24. 藍鼎元《平臺紀略》，臺灣文獻叢刊第14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25. 藍鼎元《東征集》，臺灣文獻叢刊第12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期刊、研討會論文

1. 于曉燕〈「義學」釋義〉，《貴州師範學院學報》第30卷第10期，2014年10月。

2. 林朝威、盧其薇〈清代臺灣「分類械鬥」思想探微：以朱熹「氣類」觀念為核心的考察〉，《東學漢學》第5期，2007年6月。

3. 許達然〈械鬥和清朝臺灣社會〉，《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23期，1996年10月。

4. 孫準植〈清代臺灣之義學〉，《國史館館刊》復刊第15期，1993年12月。

5. 徐麗霞〈清治板橋文化發展之流變〉，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系「學理與應用」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2年3月。

6. 許達然〈械鬥和清朝臺灣社會〉，《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23期，1996年10月。

學位論文

1. 周民慧〈清代的大觀義學〉，花蓮師範學院語文科碩士論文，2005年。

2. 林姵君〈板橋大觀書社之探究〉，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

3. 曾蕙雯〈清代臺灣啟蒙教育之研究〉，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系碩士論文，2000年。

4. 黃俊雄〈清代臺灣分類械鬥書寫之研究〉，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

5. 葉峻憲〈清代臺灣教育之建置與發展〉，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年。

附錄：〈大觀義學碑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