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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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啓超,字卓如,號任公,別號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甲午戰爭後,他與老師康有為發起「公車上書」,未幾擔任《時務報》主筆。光緒皇帝有意維新,他一度參與其中。民國初年活躍政壇,後來退出,轉為從事學術研究工作,著書講學,為清華研究院「四大導師」之一。
《清代學術概論》原本是蔣方震《歐洲文藝復興時代史》的序,梁啟超交代寫作緣起:
蔣方震著《歐洲文藝復興時代史》新成,索余序,吾覺泛泛為一序,無以益其善美,計不如取吾史中類似之時代相印証焉,庶可以校彼我之短長而自淬厲也。乃與約,作此文以代序。既而下筆不能自休,遂成數萬言,篇幅幾與原書埒。天下古今,固無此等序文。脫稿後,只得對於蔣書宣告獨立矣。
1920 – 21 年,文章冠以<前清一代思想界之蜕變>,不久改為《清代學術概論》。
顧名思義,全書扼要介紹清代學術之演變,分啓蒙、全盛、蜕分、衰落四階段。梁氏認為,「清代思潮」的總趨勢是「以復古為解放」。
第一步,復宋之古,對於王學而得解放。第二步,復漢唐之古,對於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復西漢之古,對於許鄭而得解放。第四步,復先秦之古,對於一切傳注而得解放。夫既已復先秦之古,則非至對於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然其所以能著著奏解放之效者,則科學的研究精神實啟之。
何謂「科學的研究精神」?答曰:在「實事求是」、「無征 (引) 不信」。
「清代思潮」之所以如此發展,很大程度是對宋明理學「游談無根」的反動。早在明中葉,羅整菴已言「學而不取證於經書,一切師心自用,未有不自誤者也」(《困知記》卷下),至清初,有見學者「相率於不學,且無所用心」,顧炎武率先發不平鳴,說:「今之君子,聚賓客門人數十百人,與之言心言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困窮』不言而講『危微精一』,我弗敢知也」、「今之學者,偶有所窺,則欲盡廢先儒之說而駕其上;不學則借一貫之言以文其陋,無行則逃之性命之鄉以使人不可詰」。梁啟超覺得這簡直是「大聲疾呼以促思潮之轉捩」。
書中一大主調 (也可說是爭議之處) 是將清代學術發展與歐洲的文藝復興相提並論。且看梁氏所持理由,在談及戴震哲學時,他說:
綜其內容,不外欲以「情感哲學」代「理性哲學」。就此點論之,乃與歐洲文藝復興時代之思潮之本質絕相類。蓋當時人心,為基督教絕對禁欲主義的束縛,痛苦無藝,既反乎人理而又不敢違,乃相與作偽,而道德反掃地以盡。文藝復興之運動,乃採久閼窒之,「希臘的情感主義」以藥之。一旦解放,文化轉一新方向以進行,則蓬勃而莫能御。戴震蓋確有見於此,其志願確欲為中國文化轉一新方向。其哲學之立腳點,真可稱二千年一大翻案。
鄭宗義在《明清儒學轉型探析︰從劉蕺山到戴東原》一書指出,從明末劉蕺山到清中葉的戴東原,這是一個「道德形上學」慢慢倒塌,「達情遂欲」哲學逐步建立的歷程,用孔恩 (Thomas Kuhn) 的話說,此乃哲學史上的一次「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任公將清代目為中國的文藝復興時代或許有欠允當,但他觀察到戴震哲學的獨特與破格,且與西方作出比較,此於當時來說是相當新穎,亦極具啟發。
有清一代學術,前半期為「考証學」,後半期則為「今文學」。梁氏說:
今文學之健者,必推龔 (自珍)、魏 (源)。龔、魏之時,清政既漸陵夷衰微矣。舉國方沉酣太平,而彼輩若不勝其憂危,恆相與指天畫地,規天下大計……自珍、源皆好作經濟談,而最注意邊事。
目睹國是日非,遂萌憂患意識,欲為國家富強謀出路,「今文學」往後由康有為接續,梁啟超本人也是其中之一,不過,書中有一段提及二人分歧:
啟超與康有為最相反之一點,有為太有成見,啟超太無成見……有為常言:「吾學三十歲已成,此後不復有進,亦不必求進。」啟超不然,常自覺其學未成,且憂其不成,數十年日在徬徨求索中。故有為之學,在今日可以論定;啟超之學,則未能論定。然啟超以太無成見之故,往往徇物而奪其所守,其創造力不逮有為,殆可斷言矣。啟超「學問欲」極熾,其所嗜之種類亦繁雜,每治一業,則沉溺焉,集中精力,盡拋其他;歷若干時日,移於他業,則又拋其前所治者。以集中精力故,故常有所得;以移時而拋故,故入焉而不深。
觀念史家伯林 (Isaiah Berlin) 曾把人分成刺蝟、狐狸兩種,「狐狸知道許多小事,刺蝟只知道一件大事」,康有為屬刺蝟型,梁啟超則近似狐狸型。胡適亦以狐狸自視,二人互相敬重,絕非偶然。
《概論》篇幅不多,僅七萬餘字,惟用上半文半白的語句,讀者閱讀時或要多花費一重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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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闡述及析論歷史、哲學,兼及文學、通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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