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是國家的，命是自己的！」（下）

計程車司機李師科，一般認為他會去酒廊賭場，他卻不喝不抽不賭；一般認為他是江洋大盜，他卻身材瘦小相貌和善；一般認為他有犯罪習慣，他卻紀錄清白全無前科；一般認為他是年輕小夥子，他卻年過半百五十有六了。

更奇怪的是，認識李師科的人，對他都是一片讚揚之聲：「老實」， 「誠懇、和善」， 「義氣」，「豪爽」，「人緣不錯」，「生活很儉樸」，「不但尊敬老年人，更疼愛小孩子」，「如果他是個偽裝的好人，怎麼可能十幾年來一點破綻都沒有？」好多的鄰居，都沒有人說李師科是個壞人！

不但如此，李師科在鄰居辦喜事的時候，免費提供計程車隊；在乘客遺落物品時候，主動送到廣播電臺；在自己吃饅頭喝白水的時候，花一千元為小朋友們買玩具；在綠燈戶見到那些可憐女人時候，加倍給她們賣肉錢！

而李師科自己，卻一二十年在陋巷之中，房間只有三坪大，破床、破桌、破椅，一切都是破的，包括一顆對國家破碎的心。

李師科生在一九二七年三月五日，是山東昌樂人。他在家鄉唸小學時候，日本侵略中國，他書也不唸了，上山去打遊擊，那時他十幾歲，已用槍聲和行動，證明了他是愛國者。

李師科是中國農民，在抗戰勝利後，他想解甲歸田，重新回到家鄉和土地，但是，巨掌攔住了他，他要繼續愛國下去，他一次又一次的參加戰鬥，在槍林彈雨中，他只被打敗，沒被打死；最後，他跟到臺灣。他眼看政府退後，自己卻不能退伍，因為，正如政工人員所說：「國家需要他！」

「國家需要他！國家需要他！」在國家的需要下，李師科付出了他的二十歲，付出了他的三十歲，付出了他的四十歲，付出了他的青春和自由，付出了他的血汗與眼淚。為了防守臺灣，他不准退役而不斷服役，不准結婚也無力結婚。直到他老了、病了，才獲准自軍隊離開。

在一九六零年到一九六一年間，我做預備軍官第八期排長，在野戰部隊中，見過成千上萬李師科型的人物。他們省籍不同，性格各異，但在風沙裡、在烈日裡、在惡臭的營房裡、在粗糲的伙食裡、在昏暗的燈光裡、在迷茫的回憶裡，他們卻有著共同的身世與淒涼。

他們絕大多數是中國農民，他們勤勞、樸實、忠厚、愚魯，他們愛鄉土、愛母親、愛老婆，愛小孩小狗、愛成長中的稻田與麥穗。但是，當政府不再能保護他們，他們反倒被政府拉去，拉去保護那永遠保護不完的政府。他們有的是上街買菜，就一去不回；有的是新婚之夜，就從床上拉起。從此就遠離了屬於自己的一切，自己屬於國家了！

在我接觸過的和經年累月一起生活過的這些中國農民，他們當兵的前夜，都大同小異的歷經過「挨打」、「少而粗糲」的食物、「拉肚子」、「集體大小便」、「奄奄一息」、「手與手用繩子穿成一串」等苦難，他們劫後餘生，正式編入了部隊，又面臨一次又一次的戰場上饑餓與傷亡。在多年的「子彈沒眼，上天有眼」以後，他們再劫後餘生，固守在台澎金馬，年復一年的升旗、點名、操練、換防。

他們手下的充員士兵，在服役兩三年後，可以退伍回家，但是他們卻不准，他們無伍可退，無家可回，眼看著一批充員走了。一批充員又來，來去之間，又是兩三年過去了。幾次來去，一二十年就過去了。

當他們老了，當他們受傷難醫、有病難治了，國家開始放走他們，讓他們自由，由他們自力更生。但是，他們也知道他們跟社會脫節太久了，「以軍為家」太久了。太久的單調軍人生活，使他們除了放槍以外，什麼都不會了。因此，回到社會，他們滿懷欣喜，卻也為之情怯。我排裡的一位老兵，當他手提包袱，腳穿球鞋，淚流滿面的接受我們歡送的時候，他突然坐在地上，不肯走了：「我為國家打了這麼多年的仗，在我年輕時候把我抓來，不讓我走；如今我老了，打不動了，又要趕我走。我到哪兒去啊！」

到哪兒去？去做蹩腳工人，去做蹩腳工友，去做蹩腳門房，去做蹩腳守衛，去做蹩腳司機，能找到這些差使的，還是他們之中的幸運者。等而之下的，就要去基隆海邊做貧戶，去屏東河床搬石頭了。

他們老了，也需要親情。大陸上的家，對他們已恍如隔世。在臺灣成個家吧，那又談何容易！只好「買」個殘障女人、高年寡婦、或山地姑娘。

有人真的「買」到了，那是靠他們多年累積的儲蓄和不可思議的財源。有一次我看一個老兵攤出他的儲蓄——一捆捆鈔票——在數，數完一捆，朝床上一丟，說：「這捆可買條大腿！」又數一捆，又一丟，說：「這捆可買隻胳臂！」有朝一日，整個的老婆，就在這樣分解結合中湊成了。在他數錢的時候，面露得意之色；在旁圍觀的老兵們，面露羡慕之色，那種對比的神情，我至今感到心寒。

李師科是千千萬萬老兵中的一位，他退役時間在一九五九年，是因為病退下來的。退下來後，在兵工基地做工兩年；再申請到巴西做工，可是不准出境。於是，他奔波謀生，「日子過得好苦。」到了一九六八年，才找到開計程車的職業，「車子是向車行租的，每天租金就要五百塊，有時跑了一天車，還不夠吃飯。」

不夠吃飯還不夠，還得應付警察找麻煩。李師科多次遭到交通警察不公平的開「紅單」，要不斷的繳罰金，使他非常怨恨。警察是國家權力的象徵，他恨上這種兩腳會走的國家。

生活的困苦與對警察的怨恨，隨著他的年紀，情況越來越深了。他戎馬一生，到頭來一無所有，他既不能養兒防老，又不能獲得任何退休金，他的老境，是註定要堪憐的。現在的困苦，都沒有人理他；將來的死活，又有誰理他呢？現在尚有能力謀生，都拮据如此；將來更老了，又怎麼度餘年呢？這種沒有安全感，在他也是與日俱增。

要退伍不讓退，要出境不讓走，困苦、怨恨、沒有安全感，每一項原因都是合理的、正常的，都構成一個老兵的抗議，都構成一個公民的抗議，都構成一個人的抗議。沒有這種抗議，人還叫人麼？

在另一方面，李師科沒有家鄉，也沒有家庭。這種情況，是國家造成的。李師科的問題，實際是一種變相的「家庭破碎」（the broken home）問題，他在大陸的家庭，已因戰亂而不能重建；他在臺灣的家庭，也因戰亂而不能新建。他的愛、他的感情，都沒有歸宿與寄託。他沒辦法「老吾老」，也沒辦法「幼吾幼」，最後「吾老矣」了，只好「幼人之幼」。他愛小孩子，更愛以前房東的一個兩歲小女兒，他把自己的一無所有、自己的沒有安全感，都投射在這兩歲的小女兒身上，他希望這小女兒不要像他一生那樣困苦失敗、那樣飄零而沒保障。因此。他要想法子，想法子給這個小女兒美滿安全的一生。

當他看到國家銀行千千萬萬的鈔票放給特權、成為呆帳的時候，當他看到他犧牲青春、犧牲自己與家庭來捍衛的國家竟這樣對待他的時候，當他看到這個國家如此缺乏公平與正義、公理與正道的時候，他湧起搶劫銀行的念頭，他終於在五十六歲的年紀，完成了這一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