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铁摩尔的故事（10）

一战后美国共产主义前线阵营盘点

我在前面几章数次提到过弗雷德里克·菲尔德（Frederick V. Field）这个人。他是当时　I.P.R. 公认的领袖人物。他与另外两个人一起组成了研究院的大脑和能源。这两个人是爱德华·卡特（Edward C. Carter）和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

弗雷德里克菲尔德（Frederick V. Field）和他背后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像

拉铁摩尔无疑是其中的谋略大师。很多资料显示卡特深受拉铁摩尔的影响。卡特总是展示出长袖善舞的经理人形象。美国当时许多左翼组织中都有他俩活跃的身影。

从 1920 年代开始，美国就逐渐出现了许多以维护苏俄利益为导向的民间组织。我们来盘点一下比较著名的那些。

“俄罗斯战争救济组织”（Russia War Relif Inc.）十分有名。曾在 I.P.R. 美国理事会担任临时执行秘书的哈瑞特·摩尔（Harriet L. Moore）是这个组织的秘书长。

一个叫“国际工人秩序”（The International Workers Order）的亲共组织也很活跃。1944 年 7 月，它在卡内基音乐厅举行了一次群众大会，演讲者中有美共总书记厄尔·布劳德 (Earl Browder) ，还有爱德华·卡特。

“美俄研究所”（America-Russian Institute），其委员会成员包括 I.P.R. 成员麦克斯韦尔·斯图尔特（Maxwell S. Stewart）、哈瑞特·摩尔，爱德华·卡特。

卡特的妻子则是另一个组织——“美苏友好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f American-Soviet Friendship）的发起人。该委员会的主席是 I.P.R. 成员，著名的共产主义同路人科利斯·拉蒙特（Corliss Lamont）。另一位共产主义同路人阿瑟·乌珀姆·波普（Arthur Upham Pope）担任副主席。

美国和平与民主联盟（American League for Peace and Democracy）——名字很拉风，但亲共倾向众所周知。它建立了另一个组织，叫做“对华援助委员会”（China Aid Council）。 爱德华·卡特博士的妻子担任主席。

另外，卡特博士还是《今日苏俄》（Soviet Russia Today）杂志的撰稿人。这份杂志的主要任务是——为 20 世纪 30 年代臭名昭著的苏联共产党大清洗进行辩护。

在面对 I.P.R. 的批评者时，卡特博士总是把保守派董事会成员都搬出来，比如雷·莱曼·威尔伯博士（Dr. Ray Lyman Wilbur）等。但问题是这些人并没有参与研究院的实际工作，也没有为其撰写任何宣传材料。他们只是“有用的白痴”、无知但强有力的保护伞。任何来自政、商、学界的质疑声音一般都会止步于研究院的董事会层面。

卡特博士确实是个聪明人。在面对麦卡伦委员会的——“你知道菲尔德是共产党员吗”这个问题时，他回答说：“我只能证明他在帮助共产主义事业。”他也承认菲尔德应该被当局纳入监控范围。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之前对菲尔德的溢美之词，比如当卡特离开理事会去组织“美国和平动员会”时，先是百般挽留，然后大加赞赏，然后邀请卡特在完成工作后一定要回来继续“领导 I.P.R.”。

卡特无法否认他知道菲尔德是共产党杂志《新群众》（New Mass）的编委会成员。也是左翼报纸《工人日报》（Daily Worker）的专栏作者。最终卡特承认——菲尔德“表现的就像个共产党员”，并且“活跃在共产主义阵营中”。（9 - 11 页）

麦卡伦委员会获得的证据让许多美国人感到震惊，二战前后美国政府中竟然有这么多共产党？！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卡特博士在巨大的保护伞之下，可以写信给菲尔德说：“我希望在紧急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利用你不同寻常的天赋。”

什么天赋？菲尔德能够在战时进入美国空军情报局的任何地方进行他的“共产主义事业”。尽管军方对菲尔德的身份审查一度持强烈疑问。但来自卡特和拉铁摩尔的背书让他畅通无阻。卡特后来在证词中勉强承认自己给菲尔德写过一封推荐信。（第 33-35 页，第 107-109页）

1938 年，加拿大社会名人布鲁克·克拉克斯顿（Brook Claxton）要求卡特为在加拿大俱乐部的聚会推荐演讲者。卡特推荐了共产党领袖厄尔·布劳德：

“无论是从内部政策还是外交政策的角度来看，布劳德都会给你一个关于罗斯福政府的非常有趣、令人愉快、但非常重要的评价。他真的非常了解情况，而且与公众观点相反，他是纯正的美国人。”（第 175 页）。

1937年，卡特访问莫斯科。 他写信后来成为研究院院长的赫兰德（Holland）：

“今年苏联委员会承担了我从海参崴到莫斯科的所有费用。”他补充说：“苏联的 I.P.R. 还准备资助像摩尔小姐和拉铁摩尔这样的同仁造访苏联，他们对苏联的太平洋理事会（Pacific Council）做出了贡献。”（第 3483 页）

1940 年，斯大林野蛮入侵芬兰。当时美国舆论一边倒的支持这个北欧小国，对斯大林和希特勒狼狈为奸的做法大加谴责。4 月 26 日，卡特写信向拉铁摩尔咨询：“不管是英语、法语或俄语，在哪里能找到苏联为入侵芬兰所作的最有力的辩护？”

拉铁摩尔将这封信转给了菲尔德。菲尔德寄给卡特一份关于苏联的正面信息的汇总。其中特别推荐了《今日苏联》发行的一本 130 页的小册子（第 3425 页）。 拉铁摩尔告诉卡特，他认为苏联犯了一个错误。但与这个错误相比，法国和英国出卖了西班牙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行为更糟糕。他说：

“俄罗斯人坚守集体安全，并遵守国际条约，直到这些条约被列强违反……，俄罗斯可以正当的指出，他们并没有带头进行侵略。对他们而言，首先发起侵略和在争端开始后进行“自我保护性的侵略”，这两者是存在区别的。”（第3431页）

这个观点就是现在流行于主流史学界的为斯大林开脱的说辞。说白了就是我好怕你打我，所以我要先干掉你。在我看来纯粹就是不要脸。

1945 年，麦克斯·伊斯特曼（Max Eastman）与约翰·鲍威尔（J. B. Powell）联名在《读者文摘》上发表了一篇为蒋介石辩护的文章。 鲍威尔作为一个在日本战俘营饱受虐待而后生还的战地记者，当时很有影响力。他致力于敦促美国政府在太平洋事务中对共产势力采取强硬态度。1947 年，鲍威尔死于心脏病。

这篇文章让一向警觉的拉铁摩尔很不高兴，于是写了一封信来反驳它。但他不想用自己的名义发表，而是建议卡特去找摩根家族的托马斯·拉蒙特（Thomas W. Lamont）来签署这封信，并交给《纽约时报》发表。

这是典型的借刀杀人。

于是，卡特去拜访拉蒙特的儿子克里斯（Corliss Lamont）—— 一个长期的亲共人士。克里斯建议卡特直接与老拉蒙特联系。卡特照做了。老拉蒙特在审阅了《文摘》中的文章后识破了这个阴谋。他写信给卡特并严厉批评了他。因为如果按照卡特的建议，实际上是在敦促总统批准一项向中国共产党提供武器的计划。他在信中揶揄卡特说：

“蒋介石有理由认为，为中国提供的本就微薄物的物资应该供应给他的军队，而不是其他人。您也在文章中指出，俄罗斯一直很谨慎的只向蒋介石提供物资。如果这是真的，我们不是更应该这样做吗？” （第 169-170 页）。

拉蒙特当然清楚，当时苏俄并没有向蒋介石运送任何物资。卡特和拉铁摩尔是在故意欺骗他。

1947年，以色列·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写了一本名为《中国未完成的革命》（Unfinished Revolution in China）的书。 爱泼斯坦是一名共产党员。这本书由利特尔&布朗出版社（Little, Brown and Company）出版，当时该公司的编辑也是共产党员。书中描述的恰恰就是中国人民被抛向共产主义的精确路线。卡特对此书甚感高兴。他写信给出版商说：

“最重要的是，国务卿马歇尔、参议员范登堡、莫尔斯、约翰·F·杜勒斯和约翰·C·文森特（国务院远东司司长）都读过这本书。”“纽约时报邀请拉铁摩尔为这本书作书评。我希望其它媒体也做出同样明智的选择。”（第 452 页）

以上所列出的仅仅只是 I.P.R. 行动的凤毛麟角。

试想一下，一个共产党员写出一本捍卫中国共产党的书，由美国一家老牌知名出版社出版，并由一位共产党员编辑。一家知名报社邀请 I.P.R. 的另一个成员写书评。然后 I.P.R. 的负责人写信给出版商，要求他们将书籍送给关心该问题的参议员研读。整个美国从上到下都被他们耍了。

拉铁摩尔在书评中写道，作者爱泼斯坦“在埃德加·斯诺和西奥多·怀特这两位杰出同伴中建立了自己的地位”（《纽约时报》，1947 年 6 月 22 日）。《纽约先驱论坛报》、《工人日报》和《新群众》纷纷表示衷心赞同拉铁摩尔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