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星旗永不落（30）：聖塔菲小徑

聖塔菲遠征隊

在里奧格蘭德共和國風生水起之際，德克薩斯政府也沒有閒著，拉馬爾總統計劃趁這個機會一舉兼併努埃瑟斯河與格蘭德河之間的爭議土地，同時將目光轉向格蘭德河上游，防禦薄弱的聖塔菲小徑（Santa Fe Trail）。

聖塔菲小徑（紅色）與密西西比－密蘇里河流域構成了北美內陸的主要商道，圖中的淡粉紅色部分為德克薩斯的爭議領土。

聖塔菲小徑成形於18世紀，法國殖民者試圖打通一條穿越法屬路易斯安那的路線，連接密西西比－密蘇里河流域與新西班牙，然而這條道路一來受阻於原住民，二來法國與西班牙關係時好時壞，實際的效果相當有限。美國購買路易斯安那後，聖塔菲小徑再次受到關注，美國商人貝克內爾（William Becknell, 1786 – 1856）於1821年開闢了現在的聖塔菲小徑，由密蘇里州獨立城（Independence, Missouri）出發，往西穿過科曼奇人與夏延人（Cheyenne）的土地（現在的堪薩斯州、科羅拉多州、奧克拉荷馬州）進入墨西哥，抵達新墨西哥的首府聖塔菲（Santa Fe, New Mexico），全長約1,400公里。

聖塔菲是西班牙王家大道（El Camino Real）的北端、位於格蘭德河上游西岸，往南直達墨西哥城，西邊可以通往廣袤的加利福尼亞與太平洋，北面坐擁盛產毛皮、木材的洛磯山脈，戰略位置相當重要。若是能取下聖塔菲，不但能挽救岌岌可危的德克薩斯財政，並作為往西擴張的跳板。在拉馬爾的構想中，德克薩斯可望成為美國、墨西哥之間的第三勢力，而霸業的第一步就在聖塔菲。

1840年2月，住在聖塔菲的美國商人威廉．德萊登（William G. Dryden, 1807 – 1869）在德克薩斯沿海遭遇船難而滯留。德萊登來自肯塔基，1827年起在聖塔菲經商，曾擔任當地的民兵隊長，在新墨西哥、奇瓦瓦等地具有一定的聲望。拉馬爾抓緊機會，委託德萊登回到聖塔菲後，說服當地居民主動加入德克薩斯。

德萊登銜命而去後，拉馬爾又聽聞新墨西哥陷入動亂，不待回應便開始籌組一支遠征隊伍，以貿易的名義出發，看準時機控制聖塔菲城。聖塔菲遠征隊擁有21輛篷車，裝載著價值20萬美元的貨物；隊伍中除了商人之外還有由不久前在「議事廳大屠殺」出盡鋒頭的休．麥克羅德（Hugh McLeod, 1814 – 1862）與喬治．霍華（George Thomas Howard, 1814 – 1866）兩人指揮的護衛隊，有5個連的步兵與一隊砲兵，使整支隊伍的人員達到321人。

遠征隊於1841年6月19日從奧斯丁出發，往北朝紅河方向移動，打算沿著紅河往西上溯，但卻在紅河支流威奇托河（Wichita River）走錯路[1]，誤闖科曼奇人的地盤，浪費了半個月的時間，加上嚮導失蹤、缺乏飲水等大小狀況不斷，遠征隊一直到9月12日才在紅河上游遇上一支墨西哥商隊，在他們的指引下找到方向。但這麼一折騰，也讓這次行動的消息走漏。 

新墨西哥地頭蛇

新墨西哥遠離政治中心，從殖民時代以來就對墨西哥城沒什麼向心力，在聯邦派與集權派的鬥爭爆發時，新墨西哥州也出現了動亂，集權派的州長裴雷斯（Albino Pérez, ? – 1837）被殺，起事者建立了一個短命的「人民軍政府」（Junta Popular），但局勢反而更為渾沌。1837年9月，當地仕紳豪強推舉前州長曼努埃爾．阿米荷（Manuel Armijo, 1793 – 1853）出面主持大局，推翻人民軍政府，重新坐上州長大位。

阿米荷家族的先祖是新墨西哥地區最早一批西班牙裔移民，約於17世紀末在此落戶經營牧場，後人開枝散葉後成為地方豪族，曼努埃爾．阿米荷於1822年便出任阿爾布克爾克（Albuquerque，阿布奎基）市政官，1827年至1828年間擔任州長。

阿米荷從1837年回鍋州長後在位長達六年，自顧不暇的墨西哥中央政府根本管不到這個邊疆州份（更遠的加利福尼亞也是如此），只能默認阿米荷的權力，而阿米荷也對墨西哥城保持一定聯繫。

得到不懷好意的德克薩斯隊伍正在接近的消息，阿米荷不敢大意，立刻召集了手頭上1,500名士兵嚴陣以待。反觀遠征隊這邊從出發以來便抱持著過於樂觀的想法，認為聖塔菲居民將會望風而降，幾乎沒有任何戒心。9月17日，阿米荷的屬下逮住一名遠征隊的偵察員威廉．劉易士（William G. Lewis），阿米荷利用劉易士和自己都是共濟會員這層關係，說服他相信守軍沒有敵意，願意讓德克薩斯人過境或做生意。

10月5日，得到好消息的遠征隊就這麼走進了聖塔菲，等待他們的不是居民的歡迎，而是墨西哥守軍的包圍，人困馬乏且毫無準備的遠征隊只能束手就擒。阿米荷原本揚言樣處決所有俘虜，但在部下勸說下決定放他們一馬，將兩百餘名俘虜送到墨西哥本土，他們在維拉克魯斯的監獄中待了半年，才在美國的斡旋下獲釋，搭上美國商船遣返紐奧良。至於比他們早一步回來的德萊登當然也被逮到，他在奇瓦瓦的監獄裡蹲到1842年底才重獲自由，後來躲到馬塔莫羅斯居住。 

偉人的難題

聖塔菲遠征的慘敗震撼了整個德克薩斯，拉馬爾早在遠征失敗的消息傳回來之前，便因嚴重財政赤字問題飽受抨擊，德克薩斯的債務從他上任時的140萬美元暴漲到700萬美元，絕大多數都是源於失敗的擴張政策，包含針對切羅基人、科曼奇人的軍事行動，以及對里奧格蘭德共和國的干預，最後是聖塔菲遠征。

為了應付龐大的軍事開支，德克薩斯政府於1839年1月發行俗稱「紅背」（Redback）的新紙幣，取代1837年開始發行的「星幣」（Star Money）[2]，初始匯率為1美元兌0.37德克薩斯元，鈔票上印有奧斯丁、「聾子」史密斯等開國元勳肖像。然而紅背的發行十分浮濫，印刷品質也相當粗劣，紅墨水用沒幾次便褪成橘色。拉馬爾任內發行了超過200萬面額的紅背，引發了劇烈的通貨膨脹，到他卸任時，紅背幾乎一文不值（但現在卻是收藏家眼中的珍品，印得越差價值越高）。

德克薩斯政府在1842年停止兌換紅背，改發行「國庫券」（Exchequer Bills）取代，然而同樣不受信任，居民們寧可使用美元、墨西哥披索或一種被戲稱為「脛骨膏藥」（Shinplaster）的小面額紙幣，這東西長得像士兵塞在靴子裡緩衝的紙片而得名，在南北戰爭前的美國相當常見，通常由私人銀行甚至企業發行。

波拿巴政權謝幕

美國在1837年遭遇一波經濟危機，許多人移民德克薩斯尋求發展，讓德克薩斯的人口與經濟出現顯著的增長，拉馬爾也趁著美國困於內政、無暇顧及德克薩斯的機會中斷了休士頓時期的兼併談判，開始向墨西哥尋求承認，以及在歐洲各國建立外交關係，期望讓德克薩斯走向完全的獨立，而非美國或墨西哥的附庸。然而隨著拉馬爾在內政與外交兩方面的失敗，獨立派的聲勢受挫，以休士頓為首的親美派也捲土重來。

儘管執政成績不如預期，拉馬爾任內依然留下諸多建樹，他為德克薩斯建立了永久性的首都，科羅拉多河畔的小聚落滑鐵盧（Waterloo）被選為新首都的位置，由埃德溫．沃勒（Edwin Leonard Waller, 1800 – 1881）主持都市計畫，設計棋盤格狀的道路，南北向街道以德克薩斯的河流命名[3]，除了正中央的議會大道），東西向街道則以當地的樹木命名（1880年代改成數字命名，沿用至今）；正中央的高地是國會大廈，城鎮的四個角落則設計成公園。新首都以「國父」奧斯丁命名，於1839年8月開始動工，12月27日正式成立，沃勒隨後當選第一屆市長。儘管往後的發展幾經波折，奧斯丁至今仍是德克薩斯的首府，也是德克薩斯第四、全美國第十大都市[4]，擁有97萬人口。

此外，拉馬爾也被譽為「德克薩斯教育之父」，他要求每個縣都必須撥出3里格（League）[5]土地（約53.8平方公里）做教育使用，為公立教育系統奠定基礎。拉馬爾也分配了50里格土地籌建兩所大學，但並沒有足夠的經費與時間推動這項政策，這兩所大學分別是1876年創立的德州農工大學（Texas A&M University）與1883年創立的德克薩斯大學（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之前身。

1841年9月6日，德克薩斯共和國第三屆總統大選投票，重新出山的休士頓以7,915票（68.6%）擊敗前副總統伯內特的3,616票（31.4%）；副總統一職則由伯勒森勝出。

拉馬爾卸任後沉寂了一段時間，後來選擇回到他熟悉的軍事領域，他在美墨戰爭指揮德克薩斯人作戰；當德克薩斯併入美國後，拉馬爾仍在德克薩斯州議院擔任議員，也曾派往哥斯大黎加、尼加拉瓜擔任大使，1859年因病退休，同年底在家中病歿。德克薩斯有一個郡（Lamar County）、一所大學（Lamar University, LU）、無數學校與街道以拉馬爾為名，拉馬爾雖然沒有達到米拉波伯爵或波拿巴的高度，但他仍在德克薩斯及美國的歷史上具有不可磨滅的地位。

[1] 大約在現在的威奇托瀑布市（Wichita Falls），距離河口約40公里。

[2] 星幣與其說是貨幣更像是支票，需要背書才能使用，流通率低且貶值迅速，德克薩斯境內實際多以外國貨幣交易。

[3] 最西邊是格蘭德河街，最東邊是薩賓河街，暗示著德克薩斯的疆界。

[4] 前面是休士頓（230萬人，第4名）、聖安東尼奧（147萬人，第7名）、達拉斯（130萬人，第9名）。

[5] 1里格約合3英里（4.828公里）或3海里（5.556公里），源於古代歐洲人步行1小時的距離，但不同時期與地區的標準各有差異。西班牙里格也可當作面積單位，約合4428.4英畝（17.935平方公里），在前西班牙殖民地仍然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