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文天文臺】馮啟斌：皇民文學的是與不是

　　臺灣戰後對所謂「皇民文學」的討論，經常涉及指認、辨別戰爭時期發表的作品，是否為戰爭協力作品，並據此進行批判，此類討論通常難以避免以特定民族主義立場出發，進行不同意識形態之間的論爭。透過指認是否支持戰爭、追究戰爭責任，無疑是面對歷史的重要工程之一，然而如同所有文學創作，所謂「皇民文學」也是後人理解一個特定時空下的人類處境的窗口。如果暫且放下對戰爭時期發表的作品究竟是抵抗還是協力的識別工作，試著理解當時的人們擁有的選擇，或許可以對那個不自由的時代有更多面向的理解。

　　你對作家的想像是什麼？日夜顛倒，坐在酒館或咖啡店裡，吸過量的煙、酗酒或喝過量的咖啡？你對知名日本現代作家「村上春樹」這個名字或許不陌生，村上在許多地方都談過自己過著規律生活、持續跑馬拉松，大概是知名的「健康派作家」代表。他曾經提到世俗大眾對作家的印象大概不離「不健康、反社會、反世俗」，好像不是「過著自甘墮落的生活，不顧家庭」或「有時酗酒、有時迷戀女人，總之任性胡為」，就沒辦法寫出厲害的作品。

　　村上的作品厲不厲害或許見仁見智，不過對於村上來說，作家的工作可不是單純坐下來寫字、敲敲鍵盤就好，完全不需要體力。相反地，村上認為寫作需要不尋常的體力，儼然是重度勞動。

　　將近八十年前，當時仍受日本統治的殖民地臺灣，一位知名作家「張文環」，也提到從事文學對精神和體力的高度要求。他這麼說：

　　臺灣文學是氣魄和體力的問題！這可不是什麼以缺乏運動的文學作家為對象的健身房文案。這是張文環在〈論臺灣文學的未來〉中寫下的文字。這篇文章發表在1940年創刊的《臺灣藝術》，盧溝橋事變過後三年，距離以珍珠港事件為始的太平洋戰爭時期，還有一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如火如荼進行。

　　日本偷襲珍珠港那年（1941年）新年，張文環又在《臺灣新民報》寫了一篇〈從事文學的心理準備〉，他說：

　　這麼看來，從事臺灣文學還真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要有氣魄、有體力、會做人，還要有擁有忘卻肉體的強韌精神力。在40年代戰爭時期下的臺灣，物資匱乏以外，言論自由受到限制，臺灣人作家也面臨失去發表舞臺的威脅。這在張文環〈論臺灣文學的未來〉一文中亦可窺見：

　　發表於1940年的〈論臺灣文學的未來〉，或許預告了張文環等人將於1941年創辦《臺灣文學》，以別於以西川滿為首的《文藝臺灣》，提供另一個臺灣文學的發表舞臺。《臺灣文學》陣營與《文藝臺灣》陣營之間最針鋒相對的對立就是知名的「糞寫實主義論戰」，然而在打筆戰之外，雙方陣營也以具體的文學創作形式實踐理念、彼此較勁。舉例來說，1943年7月於《文藝臺灣》刊載的陳火泉〈道〉以及在《臺灣文學》刊載的王昶雄〈奔流〉，即被認為是雙方陣營藉由年輕作家的作品，在對皇民化問題的不同理解上進行對抗。戰後的臺灣文學研究中，通常將陳火泉的〈道〉視為「皇民文學」的代表，王昶雄的〈奔流〉則透過描寫戰爭時期臺灣青年的糾結與焦慮，對「皇民化」採取批判姿態。

　　戰後王昶雄回想那個時代，提到當時寫作的禁忌很多，「有諸多問題不能深入去探討。有人只好運用以日人之矛，攻日人之盾的手法，揭露日人在『羊頭』招牌下的狗肉。」對王昶雄來說，〈奔流〉是一篇「採『正話反說』的方式」去「傾訴反『皇民化』的心聲」的作品。即使如此，王昶雄回憶〈奔流〉在送審後，雖然得到出版許可，卻遭到檢閱當局擅自刪改，當時王昶雄對此向主編張文環提出抗議，要求照原稿刊出。然而，承受檢閱壓力的張文環對他說：「煩死了！如你所知，橫行霸道的保安當局是不好惹的。與其做個小不忍的大傻瓜，還不如委曲求全來得妙！」，當然，最後還是「委屈求全」了。

　　戰後〈奔流〉有許多由不同譯者翻譯的中譯版本，其中由林鍾隆翻譯的版本，經過王昶雄校訂，刪除了那些王昶雄主張是在戰前被增改的段落。姑且不論這些版本之間詞語、段落的差異，整篇故事的梗概似乎沒有太大出入：一心想成為日本人的伊東春生，與不屑伊東作為的林柏年（同時是伊東的學生和親戚），透過這兩個角色的衝突，描述出臺灣人在面對皇民化政策時的反應。王昶雄說，林柏年是個具有「純情與強烈民族正義感」、「不肯屈辱的硬漢」角色。他認為在那個時代能讓林柏年這個角色登場，「已稱得上『勇冠三軍』」。

　　〈奔流〉裡的林柏年也確實是冠軍。他在一次劍道大賽中，代表他所就讀的「專收本島人的學校」獲得優勝。故事的敘述者「我」在賽前對林柏年說：

林柏年則說：

「身為本島人，卻又鄙夷本島人的傢伙」，顯然是指為了成為日本人而拋棄生家的伊東春生。「我」反倒被林柏年的憤恨嚇到，慌張地對林柏年說：

林柏年則不服輸地說：

　　對於林柏年而言，要打倒捨棄本島人身分的伊東春生、要證明本島人不怯懦、要讓本島人躍上真正的舞臺，是必須無視自己受傷的肋膜、超越身體的限制，必須「過度」，才能達到的境界。

　　為什麼林柏年必須證明本島人並不怯懦？必須超越身體限制才能使本島人躍上真正的舞臺？在故事裡，擔任教務主任的田尻認為本島人的劍道選手「都是膽小如鼠的小伙子」，所以不會贏得劍道大賽的優勝。日本人將「本島人」視為怯懦、膽小如鼠，與日本認為自己是擁有「尚武精神」的「武國」有關，在這個思考模式中，相對於「武國」的，是「文國」：中國。清朝在鴉片戰爭敗給英國，後來又在甲午戰爭中敗給日本，向來受日本崇尚、追隨的中國，權威性因此大受打擊，重視「文」的中國被視為弱者，同時強化了日本「尚武」的自我認同。打敗清朝取得的殖民地臺灣，在這個脈絡下也被視為「文弱」的一方，必須加以改造。

　　「本島人」先是被定義為「不是什麼」，藉此產生應該怎麼做才能成為「是什麼」的行動指引：因為怯懦、不勇敢，所以才必須證明自己勇敢，而證明自己不怯懦的方法，就是精神必須凌駕肉體，無論身體如何受傷、疼痛，都擁有不退縮、不軟弱的氣勢與意志，才是堅強勇敢。在所謂「皇民化時期」，這個行動指引以各種不同姿態散見於當時的文本：因為血液不純淨，所以需要透過行動淨化；因為不是「完整的人」，所以需要透過行動證明自己是「完整的人」。正因為不是日本人，所以才需要透過各種方式證明自己是日本人。

　　當林柏年以氣勢、意志超越身體限制，克服怯懦、膽小之後，在劍道大賽上取得優勝，他成為什麼？他所躍上的「真正的舞臺」，事實上還是日本統治者搭建的舞臺。在那個時代，所有人都必須先是「堂堂正正的日本人」才可以是「堂堂正正的人」，或王昶雄藉由林柏年所說的：「堂堂正正的臺灣人」。

　因此也就不難理解40年代的張文環為什麼要說從事文學必須要有氣魄、有體力、懂得做「人」的道理，還必須擁有忘卻肉體的精神力。那個時代「不自由」的形式，不只是透過檢閱，刪改作家的文字，限制作家的發言，更以隱晦的方式支配著人們對自己、對世界的想像和認識。「皇民文學」替後人開了一扇窗，看見當時的人們的想像力是如何受時代限制。王昶雄的〈奔流〉就是一個例子。

　　時間回到戰後。在相對自由的社會氛圍下，既有村上春樹這樣的「健康派作家」，當然也有抽煙酗酒、不健康的作家，這是活在自由時代下的個人風格與選擇自由，無論作家好活歹活，想書寫什麼主題，相較之下得到更多寬容。在這個自由的氛圍下，我們若回首戰爭時期下的「皇民文學」，理應看到所謂「皇民作家」替我們開的另一扇窗，讓我們看見戰後臺灣的「是什麼」與「不是什麼」：問題或許不在於當時的作家是反抗還是協力，而是為什麼他們必須是反抗或協力？

王昶雄（1916-2000），本名王榮生，淡水鎮九坎街（今重建街）人，出身海商人家。淡水公學校、日本郁文館中學、日本大學齒學系畢業。留日期間，曾加入《青鳥》雜誌、《文藝草紙》季刊，屢發表創作和評論。1942年返臺，於淡水開設齒科診所，並加入《臺灣文學》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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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啓斌　高雄人。政治大學新聞系、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士畢業，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博士課程肄業。曾獲林榮三文學獎小說獎佳作，著有《從道場到戰場：試論武道的轉化機制——以殖民地臺灣為例》（花木蘭：2015），並出版數篇哲學、社會學領域譯作，現於笠詩刊翻譯連載當代日本女性詩人作品。現居東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