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發表於臉書「陳瑞麟的科哲絮語」，7月26日。）
剛剛在其他朋友的臉書貼文上看到一些年輕朋友在討論「台灣哲學」，而且明天也會有一場文化部辦的「台灣哲學推廣諮詢會議」，會有更多其他年輕朋友會參與。我看到就利用機會來談（推銷）一下我對「台灣哲學」的觀點。
所謂的「台灣哲學」，在本質上是一個認同問題，也就是說，在台灣的哲學人或哲學家，不管他作什麼哲學，如果他能認同他是一個台灣人、認同台灣文化具有其主體性、認同台灣文化滋養了他的哲學觀念，而且他的哲學具有台灣的主體性，不只是其他哲學（如中國哲學、歐陸哲學、英美哲學）的一部分，那就可以說是「台灣哲學」的萌芽。如果他的哲學觀念能引起國際性的迴響和討論，而且國際上都看到了這位在台灣的哲學家的哲學思想，而且未來有更多在台灣且具台灣認同的哲學家努力獲得國際能見度，那麼在國際上一個「台灣哲學」的想法就會越來越清晰。換言之，對哲學（和科學）來說，越國際越在地。（反之，越在地則不見得越國際。）舉例來說，世界上多數國家哲學界都會討論康德的哲學，可是大家還是會把「康德哲學」歸為「德國哲學」，不是因為康德哲學涉及德國的文化和材料，而是因為康德有日耳曼文化認同，他用德文寫作以及康德成長在德國的文化內，至於後來康德生活的所在地是不是已歸入俄羅斯，也不會影響康德哲學被歸屬給德國哲學。當然，康德哲學廣泛的國際影響力，既是德國哲學，也是全球哲學。其他各國的大哲學家思想亦然。
「台灣哲學」涉及的是一個我們台灣人對於全球各文化的地理分佈與歷史演變的觀點和架構，而且這個觀點和架構需要被推上國際舞台。因此，不是說台灣哲學就應該只以台灣的文化材料來作反思，也不是說「台灣哲學」就只能是「台灣哲學史」，更不是只有「日治時代台灣哲學史」（目前著重「日治時代哲學」是因為要把政治力所截斷的台灣過去的哲學發展歷史重新連接起來）。相反地，台灣哲學應該是台灣哲學家的身份，把從世界各國哲學吸收的「養份」轉化成具主體性的台灣哲學。因此，與國際哲學家對話恰恰是「台灣哲學」必要的一部分，也是必經的階段。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有待我們一代又一代地傳承、持續地執行下去。當然，如果以台灣的文化材料來作反思並推廣到國際，産生國際影響力，那更好。那代表了台灣的文化影響力。甚至台灣國民都具「哲學思辨」能力有可能在各位年輕朋友的努力之下，日後變成台灣文化的一大特色！大家有沒有雄心？
上述的觀點，可以看我的〈論台灣哲學的主體性〉一文（收於《啟蒙與反叛》台大出版社，2019），更基本更廣的「台灣理論」，可以看我的〈有台灣理論嗎？如何可能？〉一文，收於《知識／台灣》一書（麥田出版，2016）。歡迎年輕朋友們參考與評論。一個類似的「東亞STS理論」可以看我的 "A Voyage to East Asian STS Theories; or, What Might Make an STS Theory East Asian.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6(4): 465-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