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文天文臺】張桓溢：除了錢，還有更多──楊肇嘉與文化贊助

1998年，87歲的巫永福收到一張展覽邀請卡，是由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林本源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共同主辦的「楊肇嘉與文化贊助」展。卡片選用了1937年，楊肇嘉與張星賢夫婦、張星建等人在清水六然居的合照；照片中，眾人背後牆上掛的巨幅油畫，則是李石樵入選帝展的作品：《楊肇嘉氏家族》。

影像本身彷若隱喻：透過經濟與精神上之贊助，楊肇嘉串連起的「家族」，不但橫跨了文學、體育、美術、音樂等領域，更在時間的縱深上，牽引出多重的系譜。

雖然不是才華洋溢的創作者或選手，楊肇嘉仍憑其熱情與資源，撐起了一張援助的網，讓眾多年輕的星芒，得以稍稍緩解沉重的生存壓力，更專注在自己熱愛的事物上。

1926年，年滿三十四歲的楊肇嘉，仍然有個放不下的心願，那就是讀大學。

對於自己只有商校畢業這件事，楊肇嘉心底或多或少是埋怨過養父楊澄若的。年輕時在東京讀書的他，央求養父讓他繼續升學，沒想到養父一口回絕，更強硬地中止匯款。在學費、房租、飯錢種種生存壓力迎面迫來的情況下，楊肇嘉根本讀不下書，只好屈從於養父的安排返臺結婚。

誰叫他是做人養子的？放棄學業，被迫踏入婚姻，回到空虛平凡的鄉村，他自暴自棄地想，或許自己終將如此庸庸碌碌地過完一生。

不過，沒有頹敗太久，楊肇嘉很快找到新的目標，那便是將個人的關心，轉移到臺灣人民的生活問題上。回到臺灣的這十多年，他擔任清水街長，獲鄉親致贈「清水為心」的牌匾並引以為榮；又在同鄉蔡惠如的邀請下，投入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與林獻堂、葉榮鍾等人同被選為請願代表。

或許是因為出身的緣故，參與抗爭運動的過程中，楊肇嘉意識到，所謂殖民這回事，其實便等同於制壓人民、將人民通通收作養子對待。所以他的命運，就是全臺灣人的命運；他要克服環境，也要為臺灣人掙脫枷鎖。

隨著養父楊澄若於1924年逝世，1926年，楊肇嘉終於下定決心，舉家赴日，攻讀早稻田大學，實現他未竟的讀書夢。每天早晨，他和兒子、姪子一同用早餐，身穿制服、頭戴制帽，通學上課。班級中，他是年紀最長的一位。許多同學戲謔地喚他是「老爺」、「爸爸同學」，他也不以為忤，反倒想，這說不定能夠激發青年勵志向上的風氣。

一方面，由於他過往求學的親身經歷，對來自臺灣的留學生，他皆盡可能地給予照護與幫助；另一方面，因「不願見異族人士專美於前」，他更積極贊助不同專科的學生，只為使臺灣人能在各領域與日本人相競爭。

當時，他幫助的對象除了張星賢，尚有林月雲、李石樵、郭雪湖、陳夏雨、江文也等諸多年輕學子。此處的「幫助」，指的不僅僅是金錢上的贈給而已，更包括情感上的支持與維繫。所以，經常與楊肇嘉往返書信的張星賢，才會在信中和他討論起自己的婚事；當江文也以《臺灣舞曲》（臺湾の舞曲）獲得奧運音樂獎項時，楊肇嘉則為他到處宣揚，並寄去一千元作為賀金。

儘管，楊肇嘉在那群展露光芒的青年身上，期待的更多是某種國族自尊的壯大，而非技藝本身的熟練；但對於留學生來說，那些援助仍是實實在在的鼓舞，在自我懷疑、或將被現實壓垮的時刻，撐扶了他們打磨自身才能的決心。

第一位參加奧運的臺灣人張星賢，就是他贊助的對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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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7月30日。張星賢知道自己將會永遠記得這一刻：世界各國的選手，穿著五顏六色的服裝，掌著代表國家的主旗，在練習場等待。然後，隨著開幕式的進行，一列列隊伍穿過觀眾席下幽暗的甬道，莊嚴的喇叭聲，觀眾熱情的歡呼聲，由遠而近。等他走出通道時，十萬多張面孔豁然攤展在他面前。放眼望去，巨大的看臺上滿是觀眾，四處揮舞的日之丸國旗，更讓他感動得難以自己，幾乎要掉下眼淚。

誰能料想到呢？身為臺灣人的他，竟然能夠代表日本，站在奧運的會場上，與世界各地的強者一同競技。

他想起出發那天，從東京乘火車前往橫濱，一路上民眾夾道歡送選手隊伍，他們揮舞著手帕、帽子，任何可以拿在手上的東西，朝著他們呼喊，「好好努力啊」。

他亦想起太平洋深藍色的海水，周圍弧形的水平線，和成群躍跳出海面的魚；起霧時，會以為看見島嶼隱匿在霧的後面。

是接收了那麼多的善意與祝福，橫跨了那樣寬闊的海，才終於來到了這裡。在短短幾分鐘的開幕典禮間，張星賢內心湧上了無數的想法。從19歲那年，第一次在三級跳遠項目中得到冠軍，嘗到了勝利的喜悅，至他終於下定決心，以「打敗其他日本人，成為日本奧運代表」為目標，前往內地留學──這是一段多麼遙遠的路啊。如果不是楊肇嘉先生的幫忙，他懷疑，自己是否能夠堅持住過程中，那樣大量、痛苦且幾乎看不見終點的訓練。

是的，張星賢也曾經想過放棄。畢竟在他專攻的跳遠項目上，多的是比他實力更優秀的選手；儘管透過訓練，在400公尺短跑、中欄取得了一定程度的進步，可是那樣的成績，似乎仍不足以讓他在選手權大會中脫穎而出。

由於張星賢在早稻田大學的學費與生活費，幾乎全賴楊肇嘉的援助。若不能達成參加奧運的目標，張星賢以為，那不僅辜負了肇嘉先生的期許，更是在欺騙他了。

於是他鼓起勇氣向楊肇嘉先生表明了退學的打算。當時張星賢或許只是想，既然理想難以實現，至少不能浪費楊先生給他的錢，沒想到反而引來楊肇嘉的一頓責罵。他立刻寄去了一筆旅費，並勉勵張星賢貫徹初心、繼續努力。

為了成為一名奧運選手，也為了回應楊先生的支持。午休時，天黑後，在規定的練習時間之外，張星賢不停地跑著，即使嘔吐也繼續跑，直到精疲力盡，一個人孤獨地躺倒在運動場上。

為什麼我非得練習到這麼慘烈不堪的程度不可呢？他痛苦地想著。但是他安慰自己，「我背後有楊肇嘉先生做後盾，臺灣同胞們都對我抱著期待。」

想來有些不可思議，「楊肇嘉先生支持著我」這個念頭，竟像卡通《聖鬥士星矢》中雅典娜的鼓勵，讓殘血的聖鬥士重新獲得了力量。1932年，當張星賢從報紙上得知，自己成功獲選為第十屆奧運日本代表選手時，心中浮現的第一個念頭，是「我終於對得起楊肇嘉先生了！」彷彿那便是他所能獲得的最好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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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在南滿州鐵道株式會社工作的張星賢返臺，偕新婚妻子，與時任中央書局經理、也就是他的堂哥張星建，一同前往新落成的六然居，拜訪楊肇嘉。興許是感覺到空氣中隱約暗湧的不安與躁動，他們在《楊肇嘉氏家族》的油畫前，拍下了這張照片，彷彿作為彼此情感不渝的見證。

而這便是六十年後的巫永福，在邀請卡上面望見片刻時空的定格。彼時，張星建、楊肇嘉與張星賢三人，皆已過世多年。六然居亦在兩年前因交通工程遭拆除。巫永福則剛剛獲得第一屆臺灣文學牛津獎沒多久，正要目睹下一輪文學盛世的展開。

不知道巫永福後來有沒有出席展覽。唯一可以確定的是，楊肇嘉其人其事，早已記在巫永福的文字裡。1934年，他參加東京臺灣留學生同鄉會，第一次遇見了「聲量有如洪鐘，演講鏗鏘有力，很受學生歡迎」的楊肇嘉。「臺灣地方自治聯盟盟主，且對臺灣籍的文學家、畫家、音樂家、體育家提供很多獎助」，他如此平淡地註解，並不知道自己在戰後，將會擔任楊肇嘉的族侄、臺中市長楊基先的機要秘書，成為「楊肇嘉氏家族」的遠親。

正如同照片中，安坐在六然居客廳裡的他們，並不能預見自己的命運。

後來，張星賢再次見到楊肇嘉，已經是戰爭時期的上海，張星賢代表華北，參與朝鮮、滿州與華中四鐵道會社的田徑對抗賽。那天，會場下著大雨，跑道不僅濕滑，且滿是泥巴。楊肇嘉撐著傘，站在一旁，觀賽到了最後一刻。

楊肇嘉（1892-1976），出生於臺中縣清水，是日治時代臺灣自治運動史上的重量級人物。曾被推選為臺灣議會設置請願代表，與林獻堂等人赴東京請願，並參與一系列的臺灣政治運動，有「臺灣獅子」之譽。後進入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系。

張星賢（1910-1989）求學日本早稻田大學期間，曾經出賽東京奧運，為最早參與奧運賽事的臺灣人。戰後依然積極推廣臺灣的田徑運動，影響深遠。

張桓溢，臺中人，喜歡角落生物，有嚴重胃食道逆流。計畫改很慢，理論看不完，但仍然努力追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