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騰與禁忌》讀後感：「殺父」情結決定一切

「動物獻祭是活人獻祭的一種替代——即屠殺父親的一種儀式。」 這段聳人聽聞的話來自弗洛伊德的《圖騰與禁忌》，整本書探討了原始人部落中的圖騰崇拜與禁忌形成過程，這其中的核心又在於無處不在的俄狄浦斯情結。 首先來說「禁忌」與神經癥的關聯。 在不同的原始人部落，有不同的禁忌，包括對人與財產的侵犯，與近親的亂倫，男女之間的距離感等等。這些禁忌的存在有多重目的，比如保護重要的人物（如領袖、僧侶）；保護弱小者，如婦女與小孩等等。 大家可能沒註意到一點，即日常生活中的強迫性神經癥與禁忌有很深的淵源。 也就是說，如果你喜歡糾結、幻想，或者有抑郁、躁狂癥，如果追溯到底層潛意識，可能它們都與遠古時代的禁忌有關。 人們對原始人的成見是——原始人不受法律約束，狂暴嗜血，沒有道德觀念，動輒用敵人的頭骨做酒碗，或者割掉敵人的頭皮，不像現代人一樣有罪惡感。 但弗洛伊德認為原始人其實也經常被矛盾的情感困擾，並不像我們想象的那樣無法無天。 弗洛伊德說道：「我們也許會認為愚昧的野蠻民族對敵人所做的那種殘酷行為是一種罪惡。然而，我們將很驚異地發現：即使在那種社會裏，想要殺死一個人仍然要受到禁忌裏面許多儀式的製約。這些儀式可以大略地分為四個部分：使被殺的敵人息怒；對殺人者進行限製；從事贖罪和凈化的行為；完全某種類似宗教的儀式……從這些禁忌中我們得到的結論是，野蠻民族對敵人的那種沖動並不只是包含仇恨，也摻雜著懊悔、對敵人的贊美和殺人後的自我譴責。」 所以說，原始人對於殺戮行為並不是完全麻木不仁的態度，不會想殺就殺，以殺人為樂。 除了對敵人，原始人對於統治者與死人也有著復雜矛盾的情感。 「在原始民族中，一位統治者不僅要受保護，同時也要受監視，這種互補的觀念常常決定了族民對他的態度。這種保護和監視都是由一連串的禁忌來執行的。」 簡單地說，大多數時候原始人對於統治者都是頂禮膜拜的態度，甚至認為統治者有著特別的魔力，只要接觸人就能治好病（這種想法似乎在現代社會也廣泛存在），而如果冒犯統治者，就會被無形的魔力懲罰。 但是民眾依然對統治者依然有著矛盾的情緒，一方面極度崇拜統治者，另外一方面並不完全相信統治者，甚至會試圖以復雜的禁忌來控製統治者。這方面日本的天皇，就是被控製的典範。在古代，日本天皇被要求每天早晨戴上皇冠靜坐在王座上數小時，就像石膏像一樣凝固不動，因為他們深信只有保持靜止才能保證王朝的和平。如果他的頭轉向某一個方向，或者不停地註視領土的某一部分，那麽就表示國家將遭受戰爭、饑荒、火災等等。 而對於逝者，人們一方面有著哀悼情緒，另外一方面又情不自禁地相信逝者想要謀殺自己。當然這種想法其實只是一種自我防禦，真正有惡意的其實是生者。 上述禁忌沈澱到人類的集體潛意識中，就形成了社會文化，並導致了強迫性的神經癥。 我們可以說，「一個歇斯底裏的病例是對藝術創傷的諷刺性的模仿，而妄想癥則是對整個哲學系統的模仿，它們的本質都是逃離由人類社會和他們的習俗支配的現實世界，遁入一個相對滿意的幻想世界。」 其次是「殺父」與「原罪觀」。 這本書裏寫道：「族民們居住在小小的社會裏，每一位男性都擁有他能力所能供養和負擔的妻子們，同時，他必須時時守著這些女人提防其它男人的染指。或者，他將像大猩猩一樣，一個人伴著幾個妻子一起生活。因為所有的土著人都一致同意在一個小群體中只能有一個成年的男性，當年輕的男性長大以後，爭執於是產生。」 爭執的結果是，年輕的兒子們聯合起來，殺死了父親，但內心懷著罪惡感。而且彼此之間，又因為女人而產生激烈爭鬥。每一個都希望像他父親一樣擁有女人。也就在這種爭鬥中，新的社會結構面臨瓦解的命運，因為實際上，沒有任何一個能夠像他父親一樣取得絕對的權力。因此，也許在經過很多挫折之後，這些兄弟們為了和平居住在一起，於是只好共同製定禁止亂倫的法律。同時，大家同意放棄那些導致與父親產生沖突的女人，這就是族外婚的來源。 為了應對罪疚感，他們創造了圖騰幻想。圖騰幻想的作用是，提供了一個好父親的幻想，而兒子們則保證尊重其生命，不再殺父，進一步來說，圖騰崇拜又包括了一種自我審判的意味，如果父親像圖騰一樣對待我們，那麽，我們絕不會殺害他。當時間不斷地流逝，他們對父親的敵視也逐漸減弱，而對他的懷念也就不斷加深，於是，很可能有一天他們開始將父親那種偉大的力量加以理想化。經過一段時期後，由於文化的變遷，剛開始那種同族人一律平等的觀念開始被排除。此時，他們開始創造了一個神來作為早期的理想化父親。在弗洛伊德的另外一本書《摩西與一神教》中，他談到真正的摩西其實只是個暴躁專斷的埃及人，而且早已被下屬殺害，後來帶領猶太人抵達迦南的實際上是被理想化的摩西神。 當然，考古學家與人類學家證實了上述說法並不屬實，在狩獵采集的原始社會中，並不存在這麽一個統治一切的「原父」角色，更有可能的是，弗洛伊德將西方中世紀宮廷的鬥爭歷史投射到了遠古時代。 然而，雖然弗洛伊德對遠古人生活的假想不一定正確，但這些設想卻反映了西方的集體心理結構與重復的宿命。 我甚至覺得，現在以分散形式存在的西方國家，或許可以看作殺父之後的兄弟聯盟，而羅馬則是某一個階段被殺的原父，而在上一個階段是邁錫尼文明，宗教則是殺父後，為了消解愛恨交織的矛盾情緒的懺悔儀式，原罪與贖罪都來自於殺父的愧疚感。而商業也可以視為促進兄弟之間和平的另一種族外婚。 總之，一切都與對親人，敵人，統治者愛恨交織的情緒有關。 照這麽來說，中國持續了兩千年的秦製，從精神分析的角度來說，其原因在於未真正完成「殺父」這個過程，或者說即使「殺父」，也沒有建立一種保證兄弟相處和平的機製。 舉個例子，中國今年有一部熱映的電影《封神》，在其中紂王是個殺父者，他有一句有趣的臺詞——「祖宗在哪裏？我叫他一聲，有回應嗎？」

這句話很有一種進步主義的反父權色彩，紂王可以算是古代的威權進步主義者了。但是他反父權是假，想成為「新父」是真。當然這一點也不是大事，弗洛伊德也提到，在父親死後，所有兒子都試圖成為新的父親，直到相爭不下，並且決定建立一個和平的機製。從此，統治的形式由「原父」統治，變成「兄弟聯盟」的統治。 遺憾的是，在封神體系與在現實的歷史中，中國都沒有完成這個過程，殺父之後，總是會產生一個又一個新的父親。也因此，人們在精神深處上還處於被父權統治，很難產生個體獨立意識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