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要祓除詛咒，得先瞭解詛咒才行：談錢真小說《緣故地》的領域展開

本文原刊載在國藝會線上誌

錢真小說《緣故地》

咒術的道德辯證

先前應《幼獅文藝》之邀訪問錢真談新小說《緣故地》的那天（文章詳見《幼獅文藝》2023年8月號），我們約在西門中山堂樓上的咖啡廳進行，只要熬過酷熱的廣場，就能躲進冷涼的古蹟避難。

說起西門町，第一次認識這個地方是國高中的段考最後一天，印象裡身上的衣服比不上西門町的潮服，卻是作為學生難得提早放學的美好回憶。我們不一定會買什麼流行品，有時只是整團人塞進整人店、大便主題餐廳，大吵大鬧地用不太好吃的餐點，抵抗被考試折磨的青春。

後來年紀漸長，慢慢地跟流行取向的西門脫節，駐足的地方轉移到周邊的古蹟與老屋咖啡廳，能在華麗的流行品陪襯下，感受古蹟洋溢的懷舊氣氛，甚至帶有衝擊性，好比羅蘭在萬年大樓前的照片，一切都精緻得過分。

其實這才是西門的真樣貌，變化極快又拖累著沉重的過去。套用《咒術迴戰》的世界觀，西門町肯定有普通人看不到的世界，被咒術師設下的帳隔絕起來。

那天錢真透露，在創作《緣故地》期間有參考《咒術迴戰》，讓我感到訝異。然而得知了這個資訊後，重讀《緣故地》便發現不少樂趣，能用《咒術迴戰》重啟《緣故地》的小說世界。

在《咒術迴戰》的設定裡，普通人的負面情緒會無意間產生「咒力」，可能累積成危害社會的「咒靈」。唯有能控制「咒術」的咒術師，可以為無能力的普通人斬除咒靈。那是咒術師的職責，卻也使得咒術師的性命遊走在死亡邊緣。

有漏洞的規則，就會有質疑的人。夏油傑，也是最引起我同情的角色，忍不住對充滿漏洞的機制質疑：憑什麼咒術師要為無能的普通人犧牲性命？同時，夏油傑也為自己想法的殘酷感到掙扎。最終，夏油傑選擇不讓咒術師喪命，朝自己相信的理想世界前進，也就是使沒有咒術能力的普通人消失，因而展開一場咒術界的大戰。

當一套價值觀被過度壓抑後，就會有人設法憑自己的力量，創造出另一種「事實」。有時那股力量可以單純是「相信」，相信眾人熬過痛苦，一起努力後就能共創理想，所以人們願意拿起武器，犧牲性命作反抗。

《緣故地》的夏油傑就是劉乾，質疑何以日本殖民政府說的事實才是「事實」？為什麼祖先賴以為生的土地，一夕間劃作三菱製紙株式會社的放領預定地？為什麼能幫助人的道術被說成是迷信、不務正業，還得被巡查毆打受辱？

日本殖民的世界，讓劉乾非得找到專屬於自己的「事實」，所以他告訴信眾自己得到「國聖爺」的聖旨，要信眾拿起武器殺日本人，好終結人們的苦痛，也就釀發了「頂林事件」。

事實是屬於勝者的語言。後來的勝者是日本政府，劉乾等人以迷信賊亂的形象被記在文書上。日方將悲劇的原因歸咎於文明教化的不足，有待殖民政府努力開化偏遠地帶。

想不到日方的勝者故事，在未來會被另一個勝者拿來取用。戰後國民政府反過來頌揚劉乾等反抗者的「抗日精神」，肯定他們用行動來宣示心繫祖國的決心，所以後世需記得這段血淚史。

這兩種版本的事實放到小說家的手上，雖不會比官方單一的詮釋片面、暴力，卻可能有難以估量的後座力。

錢真嗅到頂林事件作為歷史事實的漏洞，在不違背口供紀錄的狀況下，還原事件中牽涉的幾名重要人物，用人物重新撐起事件的樣貌，所以《緣故地》才以幾名重要人物的視角，劉乾、劉賜、林氏蕊、張掇、清野（日本巡查之妻），來貫穿小說的本體，鋪展事件從無到有的過程。

而驅動《緣故地》往前推進的力量，便是巧妙地玩轉人與人之間，乃至於人與環境之間的權力扮演過程。

既是同一個世界，也是不同的世界

看《緣故地》選擇的人物視角，便可發現作者賦予每個角色應扮演的權力身分，可分為兩組：一組是劉乾、劉賜與林氏蕊，另一組是張掇與清野。

前組人的權力互動，回歸人與人的依賴關係，看似簡單，卻也是埋藏最多心結的關係。如劉乾與劉賜宛如親兄弟的情感，兩人彼此需要，願意冒生命危險為另一方付出，卻連共眠同張床都做不到。

小說細膩地剖開劉乾、劉賜的內心，讓讀者感受到劉賜多想親近劉乾，同時也對劉乾有諸多提防。有段劉賜問劉乾能否看見觀音佛祖，劉乾回答沒有看見，但是感覺得到，就像我知道你在我面前一樣。劉賜聽不明白，卻被劉乾突然伸出手嚇到。

「你問我怎麼了，我才覺得奇怪。我以為你要打我。」

「我怎麼會打你呢？」「確實不會。可是剛剛真奇怪，我實在有這種感覺。」

劉賜渴望信任劉乾，卻又無法做到。後來兩人的關係加入寡婦林氏蕊，權力再次有了微妙的挪移。

林氏蕊原本隱居在政府無意間忽略的竹林地，與外界維持若有似無的關係。這樣的設計跟她的人生剛好相呼應，即注定作為歷史事件裡的「錯過者」，如出生在「萬生反」（戴潮春事件，台灣清治時期三大民變事件之一）結束的時代，只能聽鄰人講民反時期的精彩故事，以及目睹丈夫參與乙未戰爭，卻從此失蹤未回來。

隨《緣故地》的推展，讀者知道林氏蕊勢必再次扮演錯過者，眼看劉乾等人被官方判處死刑。那些錯過使林氏蕊看似是弱勢者，被迫作為局外人，但錢真賦予林氏蕊比劉賜擁有更主動的念頭，如這段三人的對話：

「然後我回應那聲音說：『那不可能。…（略）…我知道這裡跟外面的世界是相通的。應該說，本來就沒有什麼外面的世界，…（略）…。』」

…（略）…「這樣說起來，我們三個人看見的可能是三個世界。」阿蕊姊說。這句話的見解剛好和劉乾對那夜半聲音所提出的辯駁不同。劉賜問：「那我們究竟能不能算是在同一個世界？」

劉賜的問題，引起另外兩人的靜默，因為對這三人來說，答案各不同。劉乾認為世界相同，面對認為世界不同的林氏蕊，兩個互斥的想法，竟然產生了異性吸引力。而對於這個問題較沒把握的劉賜，選擇用柔弱的姿態拉開跟劉乾的距離，使得三人的權力關係，發展成平起平坐的劉乾與林氏蕊，以及退場的劉賜。

然而最終，劉乾還是再次來到劉賜面前，希望劉賜給他支持，一起實踐「理想」。劉賜只好說服自己，反抗日本人是為了更好的「未來」。即使他對自己跟劉乾是否在同一個世界的問題，沒有透徹的答案，但自己已經用行動試圖去尋找問題的解答。

讀者在得知頂林事件的結果後，回顧劉乾、劉賜與林氏蕊的對話，就能咀嚼出命定論式的悲情。或許從頭到尾，三人即便腳踩相同的土地，看出去的仍是不同的世界，卻還是被彼此互相地牽引。

順服是另類的抵抗

另一組的張掇與清野，則是典型的殖民社會下會見到的人物樣貌。張掇是願意接受新文化的年輕台灣人，採取順服並小心應對的態度，跟日本人相處。清野則是隨夫遠渡陌生殖民地的日本女性，願意相信人性本善，反對日本巡查毆打台灣人。兩人曾在溪邊有短暫相遇，享受著跨越語言與族群的和平交流。

細觀兩人在各自的群體裡，算是另類的叛變。一個坦然接受新時代的必然，另一個虛心地同理被殖民者的痛苦。兩人以那個時代最不驚擾的姿態，對當時社會提出小小反抗：為何台灣人、日本人不能互相好好理解、好好相處呢？

然而作者筆鋒一轉，同時也是順應頂林事件的歷史發展，令兩人瞬間站上最危險的邊鋒。張掇要不是有劉乾借助「無形世界的幫忙」，恐怕也會被列入犯人行列，判處死刑。清野的丈夫被劉賜等人砍殺，她該如何理解原本相信的和平理想呢？

說到底，小說人物間的權力游移，終究離不開大時代背景的權力調整。

人與環境間的權力互動，感受最深的即是從清朝時期到日治時期的轉變。常民不會因為黑旗軍的戰敗，腦袋瞬間換成殖民政府希望灌輸的觀念。正因為人們對政權改變的習慣需要時間調整、適應，所以殖民者施展權力的過程充滿陣痛。正如小說如何描述劉賜作保正的父親：

庄頭內，人跟人的利害關係逐漸改變，阿爸一開始想保護庄頭的理由也早就消失。阿爸沒有辭掉保正的工作，每隔兩年的重選，在官廳的核准下，也還是連任。

每個人物在《緣故地》多少迷失了自己的定位，卻仍努力在時代中碰撞出一個自己願意相信的世界。不管是被指為殖民者傀儡的保正，亦或是不畏權威的。縱使那樣的世界並未實現，但小說尾聲仍淡淡地暗示，那些未實現的藍圖仍可能繼續地影響著下一代人，交雜在新發起的文化運動、農民運動等新理念中。

反觀現代，我們面臨的抉擇障礙恐怕比《緣故地》的人物更為強烈。只要打開社群，就能接收到同一事件的多種觀點，不免會冒出跟劉賜一樣的感嘆：我們到底是否在同一個世界？

人總想希望事實只有一種，但其實事實存有多種版本，且每種版本可能都充滿了殘缺。然而正因不完美，才更像真實。歷史小說家最愛的惡作劇，就是戳破權力為單一敘事所撐開的保護網，將殘破再次攤在讀者的面前。

每個殘破也都是人性的展演，包含曾為理想而殺人的血跡歷史。那也是歷史小說帶給真實世界的強勁後座力，提醒我們要祓除詛咒，勢必得先瞭解詛咒才行。

我是歷史小說作家，便當（Ben & Don，aka. 班與唐），著有日治小說《食肉的土丘》 、《安雅之地》，專寫文學、歷史、旅遊、vlog、閱讀、創作相關主題的文章與 YouTube 影片，分享在頻道「熬夜的便當（Ben & 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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