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人人隱身的網絡世代，李威龍的Instagram寫上了自己的中文全名，頭像是身份證的大頭照。  
回到兩個月前，相約訪談的那個下午。 
我好奇地問他，「不怕被人起底嗎？」 
他想了想，「沒有啦，因為感覺真實一點，真實用戶，確保在網上的我和現實的我不是偏差太遠。」 
延伸影像｜Youtube


音樂藝文

職場產業

判刑前一日， 在荔枝角收押所探望阿龍。他拿起聽筒就滔滔不絕，「不用擔心，我不會坐太久的，應該一年多吧！」還高興地說，「在這裏，很多人喜歡我的畫，畫到不想畫了。」
翌日，李威龍被判監3年2個月。
「我不是為了社會做的」
「有什麼心理準備嗎？」網友續問。
「沒有，沒準備就是最好的準備。」他笑著說。


記得在大學讀到關於電影的歷史時，少不免老師總會提及幾個重要的電影宣言。
第二個是1987年，由電影監製詹宏志起草的《台灣電影宣言》（又稱《「另一種電影」宣言》），表達對當時電影政策的強烈質疑。
所有的宣言，不管是在抵抗什麼，有一個必備的共通點，就是有人在對世界大嚷：是時候改變了。


這是由6月29日寫到7月1日的影像日記。
習主席抵港後見傳媒，發表了的演說，最後是這樣結尾的，「我就說這些，謝謝大家」。
25年來，我們不太習慣「熱烈歡迎」，如果換了「熱烈地彈琴熱烈地唱」，效果會不會好點？這幾天，我的眼睛，也就看到這些，謝謝大家。
#七一



2016年，曾旭熙在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畢業，在他在個人簡介中是這樣寫的，「於媒體藝術及影像工業兩棲發展，渴望擺脫貧窮、讀書，和經歷像認知革命、農業革命、工業革命、資訊科技革命次類的另一次人類社會演化的重大變革，而跟重要的人一起存活下來」。



從小到大，在高樓成長，沒有「通山跑」的成長經驗。老實說，我初時是很難想像橫洲村民對於土地的感情是怎樣的一回事。
「姑姐」是一位很「young」的60後，梳著小丸子的髮型，穿著牛仔熱褲，因為她有很多侄子侄女，所以喊慣了，索性著所有人都喊她「姑姐」。
留守至最後一晚 橫洲還是我家


在早上7時多再次醒來時，我還是有種難以言喻的失落。
忘了從那天開始，他們不見天日的行動方式成為常態，在責難自己沒有好好記著教訓的同時，又嘗試努力地安慰自己，「或許，有些影像是注定缺失」。
但今天的距離，與昔日強力部門封鎖的物理距離，於我而言是截然不同。
這是記者一個失語的時代。
不甘。


談媒體藝術，香港似乎不是一個合適的地方。但抹殺不了在這個格格不入的土壤上，仍有堅持的人。
「我相信，香港是需要有人做媒體藝術。」藝術家陳朗丰如是說。
「照片」是與電腦「溝通」後的結果
「等待『未知』的感覺，真的很正！」
我依稀記得他這句話。
「電腦」是創作夥伴
「我開始想和電腦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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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未來屬於人民。」
2016年時，一位年輕導演在他的第一套紀錄長片中，用影像為香港寫下了一則這樣的備忘。
事隔五年，他再次忙著另一套新片《憂鬱之島》的後期製作。
「你覺得未來會是怎樣？」
「香港？」
「關於香港電影呢？」
「我覺得還是可以繼續拍下去。」陳梓桓眼神堅定地說。
陳梓桓想了想，


「做動畫是一門技藝。」
所謂的「技藝」，字典中的解釋是講究技巧性的手工藝術。「技藝」與「技術」，兩詞在理解上也略有不同，前者是包括個體的獨特性，有著反覆嘗試、專注追求最佳品質的匠人精神，後者則較冰冷，多用作形容人們掌握機器操作的專業能力。
這個人是馮慶強，「叫我阿強就可以了。」
（特約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