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香港動畫在邊際尋找破局 三個中佬重提手繪技藝

所謂的「技藝」，字典中的解釋是講究技巧性的手工藝術。「技藝」與「技術」，兩詞在理解上也略有不同，前者是包括個體的獨特性，有著反覆嘗試、專注追求最佳品質的匠人精神，後者則較冰冷，多用作形容人們掌握機器操作的專業能力。

大概這是我第一次在香港聽到，有人會把做動畫形容為一門「技藝」。

這個人是馮慶強，「叫我阿強就可以了。」

同場還有他的兩位好朋友，動畫長片《小倩》導演陳偉文（Andrew）和先濤數碼的動畫導演、制片鄭崇炘（朱朱）。

我們幾人在深水埗基隆街，在差不多55年樓齡的舊樓內，談了整整兩小時的動畫。圍著我們的是一疊疊關於老電影、老漫畫的二手藏書，書紙泛黃，出版年代久遠，阿強一本一本地在整理。

三人說起自己著迷了半輩子的「技藝」，滔滔不絕，你一言我一語，他們說了很多我們不熟悉的名字。

「John Sinarwi 是非常厲害的動畫前輩，亦是我們第一個老闆。」

「許誠毅，『史力加之父』，當時也有製作成語動畫廊。」

「你有聽過黃迪嗎？如無意外，他是香港的第一代動畫師。」

「沒有呢⋯⋯」我急急在筆記本上寫下這個名字的同音字。

「白貓洗衣粉的廣告，是他做的。現在M＋博物館也有展出。」阿強補充說，這樣提起，大家就有印象了。

80年代初的白貓洗衣粉廣告，動畫師把卡通白貓與真實的場景結合，觀眾可以看到片中的女士與白貓之間是有情感的交流。

「現在不少電視節目也會做動畫片頭，但觀眾看到的，只不過是一個『郁咗嘅嘢』（會移動的東西）。」阿強說，「拍戲的角色要有戲，我們創造的動畫人物亦然，不只是『識郁』的Template（模板）而已。」

「好像之前有同事要畫『曱甴』（蟑螂），即使多害怕也好，也要親自捉一隻來觀察，看牠的腳、觸鬚，在走路時怎樣擺動。」Andrew強調，無論是2D動畫，還是3D動畫，先觀察、研究，再參考其他人的畫法，然後慢慢建立出自己想要的風格。除了角色的本體外，Andrew指顏色也很重要，「你看到唐老鴨那隻黃色和藍色，迪士尼的動畫師們不是亂配的，又例如吉卜力工作室的龍貓，很耐看，不會令人生厭。」潛而默化，這些動畫的角色在日常生活中，也會為我們帶來喜悅。

因此，當一般人以為是細枝末節的事情，在專業動畫師的眼中是不可輕視的。「比喻我們在講一個女孩子的裙，被風吹起了，在技術層面上可能只是不停loop（重複）那幾幀，但『那條被吹起的裙子』其實是可以有details（細節）的表演。」

在香港，學習動畫是一件難事，教育方面是缺乏支援的。小時候，我們的家長會覺得畫畫只是一個興趣，到長大後，在整個創意工業的體系中，動畫也沒有被看成「香港電影」的一部分。

「本身，香港這個事事求快的地方，在文化上是無前瞻的，鄰近國家的南韓是發展娛樂事業為國策，日本更厲害，動畫文化是一個產業，而香港本身沒有文化政策，只不過有些廣告、有些遊戲，有些電影需要用動畫去完成，僅此而已。」阿強說。

在金像獎的獎項列表中更是沒有「最佳動畫」，即使在早幾年前，香港的動畫短片作品《暗房夜空》榮獲台灣金馬獎的「最佳動畫短片」，似乎也沒有令動畫這個行業得到關注，一路走來，動畫像霎眼的花火，仿似永被看低一線。

「那就看香港的創作人有多大的能耐，到底我們有沒有那種瘋狂的喜愛⋯⋯」朱朱憶起在自己剛入行時，很多東西也是自學。阿強在旁補充，「以《麥嘜》為例，也是因為當時有人想做動畫，然後邊做邊學。」一個香港傳奇的作品，因而誕生。

「那一種東西叫狂熱。像我的一個朋友，他看動畫片是會拿著搖控器逐格逐格的看,從中分析 當中的「in-between frame」(中間幀)和「key frame」(關鍵幀)。」在這個精細地觀察學習的過程中 ，阿強認為這才稱得上叫熱愛，「到底庵野秀明《新世紀福音戰士》和押井守《攻殼機動隊》所呈現 出來的動畫表現有什麼不同呢?」只要用心鑽研，領悟便會出現。

「技術」，或許花時間 copy and paste 就能掌握，但作為一門「投藝」的動畫，則須我們反覆地琢磨、鑽研、傳承。這些學問全不是可以輕鬆領略、蒙混過關的。

在座各人的入行契機，他們一致認為是「運氣」。

那時剛剛完成學業的朱朱，打了幾份散工後，經朋友介紹，成功進了 Quantum studio 工作，「後來我不再打散工了，動畫成為了我第一份長工。」朱朱自豪地說，「在以前，你不會想到灣仔會有一家二十多人的工作室，大家每天都在畫公仔，然後一個月後會在你家中的電視機出現。」

而Andrew亦是因為小時候是有畫 Flip book（翻頁書）的習慣，在媽媽的朋友穿針引線下，獲得一次參觀動畫公司的機會。

原本 Andrew的媽媽是很不喜歡他花時間在做這件事，每次在暑假完結後，她就把其畫作全部扔掉，「有次，媽媽跟朋友聊起這件事，那位姨姨便跟我媽媽說，這些畫作不能扔，全部都是很珍貴的。」

後來，Andrew 到了 Quantum studio 參觀，「我還記得當時的老闆 John Sinarwi  問我為什麼沒帶作品集來，我還傻傻地回答，我打算來參觀而已。」說完後，Andrew 尷尬地笑了一笑，在後來他補送了自己平日臨摹海報的畫作，如《千年女王》、《高達》、《超時空要塞》等等，非常順利的進了這家香港的動畫工作室。

「你想想早年的創作人，無論香港也好，日本也好，他們必須面對的問題是，當自己的作品做不到一個娛樂讀者的水平時，就會失去一個在公開媒介「連載」的機會，直接被斷生計。」因此，阿強認為或許他們面對這種生活的逼迫，令到他們「能夠訓練到一點本領」。

「現時在香港的動畫也好、文學也好,我有種感覺也是一些很精英的東西,缺少了『大眾』的部 分。」阿強直言，以往香港文化盛行的年代，文學界的倪匡、金庸、劉以鬯等，為了糊口，也會供稿給大報，「他們會以大眾為目標，寫多數人喜歡看的東西」，而在漫畫界，從前有黃玉郎、馬榮成，「先不論他們畫得好不好，但能夠支撐起整個產業的發展，受到讀者歡迎，那就是popular（流行），是大眾化，不是精緻文化。」

但眼底下的香港，相比日本的動畫界，好像偏側了一邊，「我們沒有一個很大的光譜與維度，正常是有人做好pop的東西，又有人做很另類的」，但礙於無人投資，「年輕人亦不相信在主流的世界中，自己的作品可以脫穎而出，加上他們覺得做主流的東西不夠型，所以大家都在做獨立作品，成本可以降低，又可以做自己喜歡的內容。」

但當新一批的創作人的底氣未夠時，匆匆忙忙地「做自己」是否一件好事呢？阿強是有保留的，「我們要先搞清楚，所謂『自己』是甚麼？」

「香港是一個很奇怪的地方，大家對『主流』是有偏見的，『獨立』就是有個性，但其他地方是不會存在著這種分歧。」

主流與獨立是可以並存的，「不必在一開始做創作前，已經『分眾』，包容性是重中之重」，「就正如三浦建太郎《烙印勇士》和井上雄彥《男兒當入樽》，主流熱門的東西，也可以非常出色。」阿強補充。

「我們不是神人，但起碼有經驗，或許我們能教到一些技巧，能夠令想做動畫的朋友在起步時不會太困難。」現在也有在大學任教的朱朱說，「大學的動畫課程內容大部分是集中教授學生如何用軟件，但動畫的原理、手繪的技術、表現力⋯⋯這些都是直接被跳過的。」

朱朱憶述，以前在動畫公司工作時，最大的得著就是會看到一個精良的作品是如何誕生，即使自己可能只是其中的「分鏡」，或者「合成」，甚或「剪接」，從中也會有所體會，「學動畫是要有系統」。

「對，當見識這一個系統學習後，繼而要建立一個敍事的能力。」阿強接著說，「香港很多畫畫很好的人，但他們頂多是插畫師，未完全做到一個漫畫家、動畫導演。」

「插畫師，與漫畫家、動畫導演有何分別，可否多說說？」我好奇地問。

「前者只是畫造型、畫一張圖，可以畫的很美，但只是一張畫，並不是透過連續圖像來敘述一個有時間跨度的故事，漫畫家甚至會考慮翻頁時如何掌握讀者對下一個畫面的預期，以此來製造意料之外的效果。動畫也是一樣，而且要兼顧的還有聲音等的運用。」

阿強特別強調，他並非看輕插畫。

相反，插畫師對圖像的表達力、理解力，要求同樣很高，但以連續圖像的方式，透過戲劇或反戲劇的手段來說故事，這確實是漫畫、動畫本身的媒介特性。

的確，現在娛樂豐富後，人人都有手機，大眾的選擇多了，除了精美的畫功，說故事的能力也是不可或缺。

往常，香港的創作人面對最大的挑戰，排在榜首的必然是資金問題，但當下的他們，逃不過的是內容審查與政治風險。

11月中，有傳媒報導，一位學生電影節中的動畫短片參展作品，因內容涉及「極權統治、資本主義、自由和抵抗」而未能在公開放映前，取得電檢處發出的核准證明書，被逼取消放映。

面對著一個充滿想像力的創作媒介，也受到如此般的打壓，阿強認為香港的情況只會愈來愈差，「我覺得這是給創作人的真實考驗，其實過往的自由，是否真的讓我們做出很厲害的作品呢？」

很多人喜歡懷緬過去，眷戀昔日的香港，阿強卻主張忘掉以前香港的輝煌故事，「只是一場誤會，那時候鄰近國家的文化未ready、未發展，我們碰巧賺到錢而已。」

「換一個角度，現在才是我們找自由的機會啊！」阿強說，他們以前做廣告的年代，客人要一個三十秒的廣告，多一秒、少一秒也不行，但有了這個框架，他們就知道可以在那裏盡展自由，「以前無邊際的自在，已經無可能再有，那就想盡辦法在邊際中找空間。」

「很多佳作也是體制的眼中釘。」

我在想，那我們就另闢窄道，齊來做「釘子戶」吧。

（特約分享）

（2022年1月，曾刊於香港媒體《誌 hkf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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