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慶幸有來茱莉的葬禮，自己有完成對她的承諾，也慶幸能看到我從沒在病人身上看到的另一面——他們在諮商是外的那一面。心理師對病人看得深，但不夠廣；我們熟悉的是描述，而不是畫面。雖然我對茱莉的想法和感受絕對知之甚詳，但身在這群我不熟悉、但他們熟悉茱莉的人中間，我仍像隔了一層。 身為心理師，我們知道要是參加病人的葬禮，應該盡可能低調，避免與人互動。我這樣做了。可是我正打算離開的時候，有對和善的夫婦來找我攀談。他們說茱莉算是他們的媒人——五年前，是她湊合他們認識。笑著聽完他們的故事，我準備告辭，這時，女方突然問我：「你呢？你跟茱莉怎麼認識的？」 「她是我朋友。」我反射性地回答，小心不透漏隱私。但話一出口，我發現那也是我的肺腑之言。 「你會想起我嗎？」茱莉每次要動手術之前，都會這樣問我，我也總告訴她我會，這讓她安心，讓她平靜，讓她在開刀的焦慮中保持穩定。 然而，隨著茱莉的病情越來越不樂觀，這個問題有了另一層意義：我的一部分能否活在你心裡？ 這麼些年過去，我還是常想到她靜默的時候最常想起 ——摘自 蘿蕊．葛利布 Lori Gottlieb 《也許你該找人聊聊》

張加恩臨床心理師

我不相信人會化為烏有，我們之間一定有某種永恆的東西，它會延續

我寫信向馬特致哀，幾分鐘後又收到另一封信，他說是茱莉留給我的：「因為我死了，所以直接講重點，你說會來參加我的告別派對，你不來我會知道喔。還有，記得幫我妹擋一下艾琳阿姨，就那個……唉，你知道的。我的事你全知道。」 我當然會去，在答應茱莉之前，我已經想過潛在的複雜性。不是每個心理師都會做相同的選擇。有的人擔心越界，覺得這樣一來似乎涉入太深。雖然這種顧慮有時候是對的，可是心理治療既以回應人間悲欣為念，要求心理師在病人去世時隔開情感，似乎強人所難。 我們不會這樣要求一個人生命中的其他專業人士，如果茱莉的律師、整復師或腫瘤醫師來參加葬禮，沒有人會覺得有什麼不妥，可是我們獨獨預設心理師應該保持距離。然而，如果心理師出席能安慰到病人家屬，甚至讓心理師自己得到慰藉，何樂而不為呢？ 大多數的時候，心理師只能默默哀悼病人死去。畢竟，除了我諮商小組的同事和溫德爾之外，我還能跟誰談茱莉的事呢？就算我跟他們談茱莉的死，他們也不像我或茱莉的親友那樣熟悉茱莉。病人的親友尚可一起悲痛，心理師只能一個人哀傷。 ——摘自 蘿蕊．葛利布 Lori Gottlieb 《也許你該找人聊聊》

哀悼過程

我不相信人會化為烏有，我們之間一定有某種永恆的東西，它會延續

你答應會陪我到最後，總不能在葬禮上放著我不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