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信向馬特致哀，幾分鐘後又收到另一封信，他說是茱莉留給我的：「因為我死了，所以直接講重點，你說會來參加我的告別派對，你不來我會知道喔。還有，記得幫我妹擋一下艾琳阿姨，就那個……唉，你知道的。我的事你全知道。」
我當然會去，在答應茱莉之前，我已經想過潛在的複雜性。不是每個心理師都會做相同的選擇。有的人擔心越界，覺得這樣一來似乎涉入太深。雖然這種顧慮有時候是對的，可是心理治療既以回應人間悲欣為念，要求心理師在病人去世時隔開情感，似乎強人所難。
我們不會這樣要求一個人生命中的其他專業人士，如果茱莉的律師、整復師或腫瘤醫師來參加葬禮，沒有人會覺得有什麼不妥，可是我們獨獨預設心理師應該保持距離。然而，如果心理師出席能安慰到病人家屬，甚至讓心理師自己得到慰藉，何樂而不為呢？
大多數的時候，心理師只能默默哀悼病人死去。畢竟，除了我諮商小組的同事和溫德爾之外，我還能跟誰談茱莉的事呢？就算我跟他們談茱莉的死，他們也不像我或茱莉的親友那樣熟悉茱莉。病人的親友尚可一起悲痛，心理師只能一個人哀傷。
——摘自 蘿蕊．葛利布 Lori Gottlieb 《也許你該找人聊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