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意思,此文與我對動物倫理的閱讀有出入,想與作者確認並討論看看。
作者指出「正是以偏好效益主義(preference utilitarianism)的思維盲區之所在。」,而在結論又指出「作為動物解放倫理學的發起者 辛格 雖然依然會援引生物科學的許多實證研究來判斷動物是否會『感受痛苦』,但是我們在道德判斷上未必要全然建基於此」。問題在於,「偏好效益主義」正是辛格用來建構其動物倫理學理論的主要依據 – 如果偏好效益主義有「思維盲區」,辛格的理論又怎麼能夠成為此處倫理難題的「契機」呢?除此之外,辛格在《實踐倫理學》中也針對偏好效益主義提出許多辯護,作者所指出的缺陷看起來並不像他對偏好效益主義的主張。
其次,文末的結論指出Singer「具有非道德還原自然主義(non-reductive moral naturalism)的另一面相」似乎也因此不是辛格的立場,因為辛格自己「主張平等的理由,並不依賴智力、道德能力、體能、或類似的事實性的的特質」,卻又由偏好效益主義來建構他的動物倫理學,因而他藉由動物是否能感受痛苦作為論證的方式,也沒有能夠突破作者所指出的應然-實然的困境。
我對辛格偏好效益主義的閱讀,來自Peter Singer, Practical Eth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1999), pp. 94-96. 對辛格理論矛盾之處的批判,可以參見Andrew Brennan, “Humanism, Racism and Speciesism” in Worldviews: Environment Culture Religion, 7(3), 2003, pp. 283-285.以及Jack Lee, “Are All Animals equal?” in Studies on Humanities and Ecology in Taiwan, 10(1), 2008, pp.3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