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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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存活方式與我們的所處環境息息相關。譬如你每天從同一條路回到家，脫了鞋子之後，把鑰匙放在你放鑰匙的地方，然後（或許有記得要先去洗手）抵達某個你房間中最常待的椅子，用差不多的姿勢坐下，開始滑手機或使用電腦。
最簡單也最困難！
數日前台南有業者在夾娃娃機的機台內放入活生生的小龍蝦供民眾投幣抓取。有民眾向台南動保處檢舉「虐待動物」，不過動保處人員表示龍蝦不屬於脊椎動物，不在動保法管轄範圍。
關於此一社會現象，動物社會研究會主任 陳玉敏 撰文予以嚴厲批判，然而筆者對於他將動物福利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卻有不盡相同的觀點。
不好意思，此文與我對動物倫理的閱讀有出入，想與作者確認並討論看看。
作者指出「正是以偏好效益主義（preference utilitarianism）的思維盲區之所在。」，而在結論又指出「作為動物解放倫理學的發起者 辛格 雖然依然會援引生物科學的許多實證研究來判斷動物是否會『感受痛苦』，但是我們在道德判斷上未必要全然建基於此」。問題在於，「偏好效益主義」正是辛格用來建構其動物倫理學理論的主要依據 – 如果偏好效益主義有「思維盲區」，辛格的理論又怎麼能夠成為此處倫理難題的「契機」呢？除此之外，辛格在《實踐倫理學》中也針對偏好效益主義提出許多辯護，作者所指出的缺陷看起來並不像他對偏好效益主義的主張。
其次，文末的結論指出Singer「具有非道德還原自然主義（non-reductive moral naturalism）的另一面相」似乎也因此不是辛格的立場，因為辛格自己「主張平等的理由，並不依賴智力、道德能力、體能、或類似的事實性的的特質」，卻又由偏好效益主義來建構他的動物倫理學，因而他藉由動物是否能感受痛苦作為論證的方式，也沒有能夠突破作者所指出的應然-實然的困境。
我對辛格偏好效益主義的閱讀，來自Peter Singer, Practical Eth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1999), pp. 94-96. 對辛格理論矛盾之處的批判，可以參見Andrew Brennan, “Humanism, Racism and Speciesism” in Worldviews: Environment Culture Religion, 7(3), 2003, pp. 283-285.以及Jack Lee, “Are All Animals equal?” in Studies on Humanities and Ecology in Taiwan, 10(1), 2008, pp.3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