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勤快讀

戰爭把個體的存在感和意義先是縮到極小，用家國情懷來碾壓、代替，然後，又由於樁樁件件的悲劇，個體的意義和存在感再被立即放大，大到一個人、一個家都無法承受。

去年的生日，十多年的老友已經離開德國，遠嫁他鄉，從遠方寄來一對有趣的耳墜。它們是香港的兩毫硬幣做成的，一切兩半，不過，不是女王頭的，已經是回歸後的紫荊花。我歡歡喜喜地戴上，心卻沉了下來。

人，在這個小故事裡是那麼的重要，又同時那麼的不重要，人們四散而逃，是為了另一個人的到來，同為人，女王及她代表的那些人在這四十來頁的小故事中佔了不到一句，剩下全部是另一些人，他們為「人」的價值似乎那麼脆弱，而這脆弱或者說削弱，正是來自另一些人，除去那麼些形容詞，不都只剩「人」字了麼。

【「通勤快讀」是我創建的新標籤——通勤路上的快讀短篇。不過，疫情讓通勤都成了奢侈，「通勤快讀」也轉而成了我等在候診室的快讀。於是又創建了「候診快讀」——Sontag《疾病的隱喻》裡，第一句就說每個人都有兩個王國的身分，其中之一就是疾病王國。這樣的心緒候診時尤為突出，甚是忐忑，而候診室的各類雜誌或許能

【「通勤快讀」是我創建的新標籤——通勤路上的快讀短篇。】 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在英語文學中的盛名不僅僅來自於《尤利西斯》、《都柏林人》等小說給人的創新感與迷惑，也同時來自於喬伊斯對英語語文的運用，輕巧自如地令語言成為迸發情感的承載，令每一個膽敢讀他的人變成那個在夜間尾隨喬伊斯身後

【「通勤快讀」是我創建的新標籤——通勤路上的快讀短篇。】 從他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開始，米蘭•昆德拉這位流亡作家就成了一代人自由與「性啟蒙」的文學大師。二八年華的少男少女們也有些不去讀都市言情的，卻在昆德拉的文字與政治裡尋得了些許的自由和放縱。有條件買中文紙質書籍的時候，一個勁兒地買米蘭•昆德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