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的貴族：日本學運過來人看今日香港

認識容應萸教授時，我在東京一所大學短期工作，她是另一所大學的副校長，一同參加一個名叫「華南學會」的聚會，那是當時日本學界唯一一個研究香港的網絡。碰面後感覺十分親切，一來她家世傳奇，可謂最後的貴族：祖父容星橋是晚清留學美國的120名幼童之一，由身為中國第一位到耶魯大學留學的族兄容閎挑選，回國後加入興中會，八國聯軍之役期間曾發動「自立軍起義」，民國成立後成為孫中山的顧問；父親容啟東是合併入香港中文大學前的崇基學院院長、後來擔任中大首任副校長，任內曾親往警署保釋學生；祖母關月英是香港合一堂前身道濟會堂首位女長老，曾祖父關元昌是中國牙醫之父，也是孫中山尊稱的義父之一。

記得在美國讀書時，母校舉辦過關於容家在美國的展覽，現在容家、關家現在都是分支龐大的學術世界，後人散居全球，民國時代的國家足球隊領隊容啟兆、演活昔日香港形象的《蘇絲黃的世界》女主角關南施、近年風靡全球的《瘋狂亞洲土豪》作者關凱文等，都是容教授的家人。但另一個她讓人感覺親切的原因更重要：也許是家學淵源，她雖然在學院身居要職，心中卻始終有一團火，無論身在哪裏，依然心在香港。退休後無官一身輕，文質彬彬、儀態萬千、一言一行都夾雜了舊中國和日式禮儀的她，時刻表達了對香港學生的無限同情，原來，這和她的成長背景息息相關。

「說到為何到日本，就要憶述整個故事。你有沒有聽過李怡自稱『三姓家奴』，他先姓黨，然後姓民，再姓本，我們都經過這歷程。我爸爸在大陸來到香港的時候，我們就是姓「國」，即「國民黨」，現在回想才知以前讀的書都是在亞洲書局買的，都是說共產黨如何差劣。但後來在文革前，中國大陸了的宣傳很吸引，我那時候喜歡讀《文匯報》，因為當時我的學校是基督教學校，而《文匯報》提供了另一種人生的意義在哪裏，令我變得很愛國。因為我爸爸是崇基校長，所以我不想在香港讀中文大學，而我曾經想過回大陸升學，爸爸說『千萬不行』，近一點的不如去日本。因此我到了日本時，持有左派立場，參加學運就順理成章。」

容教授說的「學運」，並非和理非級數的遊行示威，而是手法曾引起高度爭議、曾佔領東京大學半年、最終衍生了明顯暴力的新左派運動。這波運動曾席捲日本全國青年，國際上也有「外國勢力」加持（就是親當時最革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箇中代表組織是全國學運聯盟，簡稱「全學聯」。「不少朋友以為我是全學聯成員，其實我並沒有正式加入，只是和一般學生一樣追隨它，因為組織有其骨幹人物，不是任何人都能加入的。全學聯當年可謂相當激進，他們會扔磚、扔火、扔汽油彈，甚至佔領整間大學，令學生無法上課，當時我也跟隨在現場，但就沒有直接行動了，畢竟我不是日本人。今天看來，這些手法對當時的大環境改變也許沒有甚麼用，但對我個人成長卻是很有用的。運動後始終我們也要畢業，有人會到企業工作，有些較激進的會成為記者，但我們始終勿忘初心，一生都不會支持自民黨和右翼政府，每次有學生運動，我們一代的老人家還是會互通訊息。」

有了這段歷史回憶，容教授雖然在日本最終當上大學副校長，但始終很非建制，每次看見香港出現群眾運動，都格外關心。除了剛才提及的華南學會，近年日本再出現了一個「香港史研究會」，由精通廣東話的倉田徹教授夫妻為核心，此刻正在香港考察，她也隨團而來。「1997年回歸前，日本對香港的研究是很厲害的，然後幾乎沉寂下來，直到2014年的雨傘運動，才令日本人發現香港依然不同於中國大陸。今次香港的事件，日本人的視角是這樣的：原來香港這麽小的一個地方，都敢抵抗中國，這是日本右派左派都樂見的。右派本來就不喜歡中國、不喜歡共產政權，想我這樣的左派也覺得現在這個中國已變質，而且打壓少數派別，認為它已是一種『帝國』，失去了初心」。

日本人的關心，自然不容易化為其他行動，這一點心照不宣，然而不少愛護香港的有心人還是會盡力做一點事。「在日本社會，倉田徹才是正式的香港研究者，我只是一個香港人，他對香港問題可以一錘定音。例如林鄭終於宣佈正式撤回條例，日本輿論本來以為事情已完結，香港人已經勝利，但倉田當然知道並非如此，就會公開解釋；又如日本人直覺就是聯想到天安門事件，那是一個很大的衝擊，當時大家都很怕，又有很多照片流傳出來，倉田就提出按現時國際形勢，北京是不會派出解放軍的，因為那對中國利益弊多於利。」我聽說日本駐港人員本來頗欣賞林鄭月娥，因為林鄭上任後對日本另眼相看、多番造訪，到了逃犯條例剛開始推動初時，日本是特區政府的重點游說對象，最終也是在倉田等人詳細解釋下懸崖勒馬，可見學者依然具有關鍵影響力。

「但不可能期望日本政府有任何動作，因為日本政府很怕得罪中國政府。是甚麼理由我不清楚，從前小泉純一郎不怕與中國鬧翻，但現在這個首相安倍晉三，最初好像很強悍，但這兩年完全軟化了，就算是一帶一路他也說不一定不參加，只是視乎條件，我看可能是日本企業要到中國投資的原因。他做到最多的，就是在G20峰會為香港發言，問一句說一句，但對他來說，已經是很大突破。」不過日本右翼勢力畢竟在上升當中，雖然提出的「普通國家化」尚未成功，卻開始有呼聲仿效美國立一條《台灣國係法》，而日本在香港的投資相當龐大，未來是否會打「香港牌」、甚至出現類似《香港民主與人權法案》，這會是北京關注的。「我看十分困難，安倍政府沒有這魄力，不過日本民間對香港的關注確是持續上升。例如周庭來的時候，有很多人聽她演講，滿座的，但同時大陸人也來搗亂，這更引起聽眾的反感。那些大陸人沒有任何論點，現場就只有『操你媽』三字經，很低級，日本人就覺得他們只懂得駡人，自然更同情香港人。現在日本人都知道中國大陸人和香港人的分別，這也全靠這幾年的運動。」

談及香港，容教授作為一個真・香港人、也是一個曾經「半勇武」的過來人，近年開始研究香港本土思潮，對一切門派都如數家珍，甚至連「十三太子」、「朝明公主」等不屬於一般人household name的名字都琅琅上口，談到這場運動，自然感觸良多「香港的運動和我們當年在日本有一點很不同的就是，當時我們是滿懷光明的，就是會覺得一定會勝利，最後社會主義社會會來臨，我們會打倒壓制我們的強權，因為我們有這個信心，所以我們很樂觀的。但對香港現在這個運動，我曾訪問了一些學生，訪問中男學生先講自己意見、然後到女生，他們都說香港沒有希望，唯一希望就是達至『攬炒』。那麼我就說：最重要是留著性命。他們的答覆是，你看看台灣、韓國的學運，都要經過二十多年，有很多人犧牲；我就說現在不同，因為是網絡時代，資訊擴散比從前快很多，加上現在這個國際環境，一切都有所不同。總之我跟他們說，你們不能死。」

為甚麼這一代的年青人如此絕望，她自然有自己的見解。「香港回歸二十二年來，我想在心理方面，即一般人對大陸的不滿和恐懼，卻是一點一滴的累積下來。為甚麼會發展至如此，我覺得是政策上很大的錯誤，近因自然是林鄭月娥曾經好像說甚麼就有甚麼，不會想到會有人能反對她，不會想到民間有很多不滿，像今次般爆炸出來，但其實遠因更重要。日本媒體本來以為，香港的學生運動像日本當年的已經完結了，甚麼也沒有了，但我上網查看，卻發現有些東西已經在發生。」面對政府不斷強調譴責一切暴力，容教授坦言「個人不認為目前示威的暴力是很暴力，但我覺得學生也不應作無謂犧牲。我想勇武派聽到我這樣說或許會很憤怒，但人生只有一次。」那看見香港人贏的希望？「誰敢說沒有？1970年代我在美國讀研究院的時候，老師上課時說：文革已完了，這個世界從此不會再有革命，下一次的革命或許是蘇聯，那時大家哄堂大笑，結果隔了十多年之後，果然是蘇聯革命了。至於香港人贏的定義，就目前來說，起碼是雙普選吧。雖然普選不一定會達到甚麼，看看日本的情形就知道，我支持的人都是選不到的，但起碼有一個大家信服的制度，這是香港人最需要的，否則目前的危機如何終結呢？」

作為名門之後，容教授的同齡人大多是上一代的「藍絲」，即比較保守的一群，也很難諒解年青人，想不到她也面對香港此刻共同面對的大撕裂。「我回來見過當年真光中學的同班同學，我想如果要不吵架的話，就要避開現在這個話題，和家人也如是。可能我們這個年代是社會的受益者，所以他們不覺得現在政府有甚麼不好。雖然我變了，但始終站在示威者那一邊，雞蛋和石牆之間，我寧願做雞蛋。」有甚麼方式可以令前輩們理解一下，他們今日的收成是環境做成，並不代表他們本身很厲害？「如果他們肯聽意見、肯分析、肯讀別人寫的東西的話，應該會明白，但很不幸我們這個年代的人都這樣想：我用得著聽你說話嗎？說來，我和自己的家人也開始反目，例如我也退出了一個群組，因為實在受不了親弟弟傳來那些抹黑的fake news。」

說起來，她在Facebook很敢言，笑問她會否擔心在大陸開有人「篤灰」，想不到曾獲邀加入統戰架構的她很認真的說：「我想我不應該再到大陸了。現在便是處於白色恐怖這個環境，譬如你看國泰事件，真切地感受到什麼是『免於恐懼的自由』。我在日本大學任教時，曾經被大陸學生警告過，那是匿名信，塞進我抽屜。」從她曾經滄海的人生故事，很能體現到香港人根深蒂固的憂慮是甚麼，當林鄭月娥不斷強調「初心」，不同研究者卻都看見埋藏在制度深處的root cause。由當年對新中國無限崇拜的左翼貴族少女，到今天深深同情香港青年的日本大學副校長，由容教授口中說出「免於恐懼的自由」，才教人百感交集。

問：沈旭暉
答：容應萸（日本亞細亞大學前副校長、國際經營戰略研究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