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熟悉的陌生
黃禹翔，曾經就讀香港中文大學城市研究學程，現今就讀臺灣大學地理系二年級。
禹翔談及留學香港的因素，其實很單純，想要體驗臺灣之外的生活，同時也因為現實考量因素，留港學費相較於其他一線的國際都市，更容易負擔。對於香港的印象，來自於高三時，隨著學校老師率團前往，銅鑼灣、旺角等地的繁華，讓水泥叢林的印象深植在心裡。同時，在社會觀察上，可能是金融中心的緊張與壓迫感，街景呈現忙碌、壅擠，人與人的互動也流於冷漠。
迨至到香港念書，比先前旅遊還要更深入、貼近當地社會後，禹翔發現了香港實際面貌跟他所想像的還是略有差別。由於就讀城市研究學程，會有許多機會到各地實察，例如到西北部的小漁村，以及新界面臨經濟開發的農村——馬屎埔村。種種經歷都讓他想起先前在臺讀書會時，所閱讀的《黏土》一書，同樣都是土地開發和農業經濟問題，本地居民與財團、政府之間的糾紛。當他卸下觀光客的身分，從前臺走到後臺，發現在光鮮亮麗背後，隱藏了階級衝突、分配不均的社會境況。這些同時也是自己家鄉亟需處理的難題，原本陌生的城市，藉由相似的問題，與自己的生命重新連結。反送中與返島
香港反送中運動的遊行，即將滿一周年，對此，禹翔分享了他參加當時和平遊行的心得。在此之前，在香港政治情況的認識上，顯得生疏、淺薄，依稀聽過雨傘運動、魚蛋革命，實際情況並不熟悉。6/9號的和平遊行，對他而言意義非凡，這是他第一次現場參與社會運動。過去雖從報導者、關鍵評論網和風傳媒得知香港反中的示威、陳抗，但聲音太過遙遠，未能注意；現在這聲音在他面前振聾發聵著，讓他開始思考自己能做什麼。而將近百萬人民上街頭的畫面，也顛覆他的想像，原來香港並不是冷漠的，在基層社會，是有股相當強烈的能量，為了更好的明天在奮鬥著，走在人群中，希望和力量都湧上心頭。第二次則是與朋友，加上遠從臺灣而來，為了聲援的人們，一起上街疾呼。令人失望的是，幾次的遊行並沒有讓港府停下修法的腳步，反而譴責並鎮壓遊行民眾。之後的抗議也從和平的白衣遊行，轉為示威者穿著黑衣，趨向勇武對抗的警民衝突。
時光快轉至大二上學期，一天，寧靜的早晨被槍響所劃破，港中大遭到包圍。「港中大距離市中心很遠，之前的衝突都不會發生在學校附近。這幾天telegram等社群軟體，也沒有傳出學校有示威運動，抗爭突然蔓延至校園，學生們也是措手不及。」先前校園僅有罷課、貼文宣和塗鴉的意見表達，11月10日，受到周梓樂墜樓事件影響，示威者在二號橋上丟擲物品，企圖癱瘓交通，之後與警方發生衝突並被封鎖。當時傳出校園內有傷患，警方闖入宿舍逮捕、搜查學生等消息。同時，由於封鎖的緣故，校園內能夠購買食物的店家紛紛拉下鐵門，不然就是縮短營業時間。學生們陷入精神與糧食上的危機，人心惶惶，「國際生不是打電話向大使館請求支援，不然就是到前線去做遞物資、救傷患的工作」。當時作為臺灣在港學生會的幹部，禹翔與臺北辦公室聯絡，並和中大臺灣學生會合作，[1]將臺灣學生平安送回家。「我們走的時候，校園尚未解除封鎖，因此沒有出租車會來載。我們是凌晨三、四點，摸黑穿過倒塌的圍牆，走了數公里才攔到車」，說起離開的回憶，他仍然心有餘悸。
回到臺灣後，親友的擔憂，讓他思考回來臺灣念書，當時教育部擬定港生轉學來臺的相關報導，禹翔便申請轉入臺大地理系。「學校在招收港生一事上非常積極，也看的出來校方十分想幫助我們。⋯⋯遇到的困難大概就是，因為香港的學校與郵政處於停擺狀況，在成績證明的部分，耗費較長時間。」他也直言可能是因為他就讀冷門科系，處理程序才相對簡單，並不知道到香港就讀理工、商管的同學，他們在程序上是否一樣迅速。
從「觀察」到「行動」
「那你還有在關切香港議題嗎？又是用何種方式表達關注呢？」問及回臺後的心路歷程，禹翔說在參與遊行後，便開始查詢資料和閱讀相關書籍，令他失落的是，香港政府長期漠視民眾的訴求，民意受到邊緣化；而和平示威無用，使得民眾朝向勇武派的路線。政府與民間的對話無法開展，導致該循環持續發生。然而，雖身處香港，外地學生的身分，始終讓禹翔不知道他可以怎麼協助，「老實說，當我們問及香港朋友我們能幫上什麼，他們也說不出話來。另外，臺灣在港學生會和各校的臺灣學生會，在反送中議題上，也僅是提供抗爭地點與資訊，並沒有進行表態。我什麼事都沒辦法幫忙，就像是個旁觀者一樣。」
回到臺灣的剛開始，禹翔對於香港議題抱有消極逃避的想法，「我其實不太敢開社群軟體，因為先前追蹤有關的粉專，現在上頭充斥著香港的議題。我感到害怕，害怕再次回到那個無助、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麼的時候。」後來，他聽到「今日香港，明日臺灣」的標語，這對大部分人而言可能是一句口號，對他來說，卻是極有可能發生的——這一次不會是旁觀者，而是當事人。因此，他回到母校（臺中一中），以及曾經實習過的蘆荻社會大學，向高中生和社區居民分享自己在香港的所見所聞與觀察。另外，禹翔也投稿臺大哲學桂冠獎的社會組，以香港做為例子，說明為了民主，究竟能犧牲經濟繁榮到何種程度，並反問自身，對我們而言，民主到底是什麼，若是我們遇到相同的情況，我們又能犧牲多少呢？
「我其實不太確定我還能幫香港什麼，過了一年，香港換來的是國安法，換到的是國歌法⋯⋯」看到這些新聞時固然難過，消極的心態會佔據腦袋。但同時，香港的抗爭日常化，已經成為新一代人的共同記憶：Be Water、不割席、遍地開花等等，都是讓他感敬佩的，也省思臺灣社會還可以努力的方向。「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做到什麼，我就繼續關注吧，並試著讓人看到這個議題」，對他而言，撐香港並不是單向動作，而是臺港之間的相互扶持。
訪談的最後，禹翔建議高中生們，若要前往香港念書，必須先考慮自身安全，以及香港未來的發展，是否符合自己的期待。「若真要前往香港念書，請先瞭解香港人的抗爭史與發展。若是可以，請將當地的消息傳遞給在臺灣的我們。」作為反送中運動的「觀察者」，他希望，也正在努力成為搭建港臺消息交流橋樑的「行動者」。也期許未來的學弟妹們，能夠一起撐香港。
後記
「他們就是我們，我們就是他們，然後，我們才會是我們。」——阿潑
著手撰寫訪談後，兩位筆者發現幾點先前未曾注意過的問題，例如留港學生返臺後，對於談及香港的議題，一開始多半會害怕，甚至是不願想起。當我們希望在香港參與或觀察的他們，能夠分享當地的氛圍以及情形，藉此讓臺灣人明白，並繼續做撐港的活動。然而，這忽略了他們同時也是受到氛圍感染的人，同樣也有人害怕提起在香港的經歷——對當時無助、不安感到恐懼。那麼，我們又該如何協助他們呢？
另外，受訪者在訪談時，一再強調要深入理解香港。一地的文化並不是單一的，而是具有其複雜性與歷史淵源，並不能僅參考特定媒體或社群論述，而已為了解全貌。資訊是需要多方比較，還要與時俱進。此外，我們也需要認識臺灣撐港，其論述背後的脈絡，以及反思臺灣在面臨相似議題時，社會是如何運作的。透過不斷認識彼此，才會知道能提供的協助，和需要被幫忙的部分。
[1]留港臺灣學生會與各校的臺灣學生會不同，是屬於各間學校的臺灣學生自願參加組成，而非透過選舉，隸屬於學校學生會制度的臺灣學生會。雙方運作各自獨立，但也會互動。
文／廖品硯、童冠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