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做得到！小工程師蘿西》（文／Andrea Beaty。圖／David Roberts。李紫蓉譯）的故事中，描述一位富工程創造力與想像力的小女孩蘿西（Rosie）。繪本的企圖很明顯，即試圖消融性別刻板印象，鼓勵小女孩們也能夠有成為工程師的夢想。當中很關鍵的一個原素，即是取材自二戰時期美國的文化符號之一──鉚釘女工（Rosie the Riveter）。相信大家應該不陌生，即是頭綁紅底白點的頭巾，捲起藍色連身工作服的衣袖，秀出結實的手臂。海報的口號是 “We Can Do It!”（我們做得到！
因為戰爭的緣故，原本在社會規範下，相夫教子的女人們，紛紛進入到工廠工作，踏入「公領域」。而後來「鉚釘女工」的符號，進而成為女性主義與女性力量的象徵。繪本裡，藉由蘿西的曾姨婆蘿絲（Rose），帶領讀者管窺女性曾經製造過飛機的年代，以及歷史上各種女飛行員與她們的飛機。
僅管「鉚釘女工」的符號在40年代時並不家喻戶曉，當年的脈絡是較接近愛國主義的呼召所設計的海報。直至80年代被重新發現後，躍身一變成為女性力量的象徵，要掙脫父權規範的顢頇。而在2013年，則再度被挪用成為繪本的原素，開闢繪本中女孩形象的多元與可能，是充滿希望與力量的性別繪本，也與「飛機」所帶來的自由隱喻相輔相成──這是多數人都很熟悉的意象。然而當歷史場景切換至殖民與戰爭，就全然不是小工程師蘿西裡的朝氣與振奮，在戰機的背後，更多的是無可奈何。
40年代，在美國的女性們有機會進入工廠，成為經濟命脈的主力；在殖民地台灣這邊，則是因為日軍在太平洋的戰勢敗退，為對抗美軍的轟炸，日本開始增產戰機。由於內地人力短缺，便在本島（台灣）募集12–19歲的學生，前往神奈川縣大和市的高座海軍工廠製造飛機。同樣也是「愛國」的呼召，情願或不情願，在1943–1944年共有8,419名「台灣少年工」赴內地，製造與美軍對抗的戰機。
台灣少年工沒有鉚釘女工幸運，生活的艱困與惡劣是可想而知。有些因病逝世，有些遭美軍轟炸死亡。當年少年工的教官早川金次，在大和市的善德寺墓園立了「戰殁台灣少年之慰靈碑」。但這段歷史，要一直到70年代才逐漸被世間知曉。在2003年，日本厚生勞動省頒給這些少年工遲來60年的中學畢業証書，以及在職證明書。而這些餘生者，在日本戰敗後，有著各自的生命流離與顛沛。
吳明益老師在與劍橋大學歷史教授Barak Kushner博士倫敦對談《單車失竊記》中，很簡略地提到他在父親的照片中，意外發現，過世的父親曾經是台灣少年工。郭亮吟導演所拍製的《綠的海平線》，追溯並記憶了這段被隱翳起來的歷史（上述兩段即是該記錄片的概要）。在閱讀完《我做得到！小工程師蘿西》之後，再觀看《綠的海平線》，不禁感概萬分。
這些少年工，沒有鉚釘女工後來被建構起來的力量意象。同樣是戰機製造者，同樣是戰爭脈絡，台灣少年工見證的卻是戰爭機器所動員的，不由自主的生命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