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德國人一般在夏天都有「放暑假」的習慣，出國，搭郵輪，海灘，登山健行等等；這也是其中一個原因，為什麼第一波的疫情趨緩之後，各州決定在暑假來臨前鬆綁疫情相關政策，促進旅遊經濟。十月的最後一個星期日是德國夏令時間的結束，通常表示夏天的結束。
十月二十八日，在所有德國人享受完所謂的「暑假」之後，總理梅克爾和各大洲共同決定了，「封城」。十一月二日起所有餐廳，戶外活動，電影院，劇院等等全部暫停，到十一月底。政府希望藉此可以讓日日增長的COVID案例下降，至少到醫療系統可以長期維穩的情勢。同時，西班牙各大城市也封城，法國宣布全國禁止外出。記者會隔天，歐盟各國聯合討論，希望找出讓瘋也似在歐洲肆瘧的疫情管控措施。拜揚州總理宣布，拜揚州會採用更嚴格的管制措施，希望疫情在幾個星期後被控制下來。
在整場新聞發佈會上，拜揚州總理Markus Söder和柏林市長Matthias Müller陪同梅克爾一起現身，應該是希望給大眾一個州政府和聯邦政府共同合作的感覺。三十分鐘的說明中，提到了保持幼兒園的開放，提出了對自由工作者的保障，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對民眾的解釋和呼籲。從說明這個決定如何的困難，因為政府了解這決定對大眾生活的影響：不能上歌劇院，不能和朋友見面，不能上餐廳等，和可能造成社會的不願，甚或批評；到解釋為什麼這是必要的手段，每天看著上升的數據對國家醫療系統可能造成的長期壓力，說出政府面對的難題，然後呼籲大家一起「撐過」四個星期，到十二月才可能可以一起好好過聖誕。
...eine Bittere und schwerige Entscheidung. （譯：一個痛苦而艱難的決定。）- 柏林市長Michale Müller.
如果我用我成長的背景和我習慣的台灣模式來看待他們的說明，我可能會噗嗤一聲，覺得「這有什麼好說明的？不能上餐廳，不能出去玩，為了自己的健康很難嗎？」還有，「現在一起撐過去，之後就可以好好過聖誕？」這為什麼聽起來像是在哄小孩？
但是如果我深入想想，也許就可以了解存在他們血液裡的自由基因和個人主義，似乎是成就了他們是德國人很重要的基本之一。
記者會後也很有看頭，第一名記者的提問就耐人尋味：上教堂為憲法保障之權利之一，為什麼新聞稿中沒有提到相關措施？是有什麼特別原因嗎？
這樣一個問題（還是第一個被問），展現的不只是教堂在社會中所站的地位（雖然地位在年輕人心中有越來越低的趨勢），更是他們理所當然的態度和理所當然的對象。這讓我想起台灣在疫情嚴峻時期，指揮中心曾經規定八大行業做不到安全距離管控就得關門。當時台灣也有很多記者以理所當然的態度詢問指揮官有什麼保障措施讓八大行業（和附近的宵夜小吃攤）長期可以生存。我心中對這兩種理所當然的質詢，第一反應原本都是：到底是社會大眾生命重要，還是教堂福音的維持重要，還是賺錢重要？但仔細想想，其實教堂的福音，尤其在特殊時期，可能是很多德國人唯一的心靈寄託；而八大行業的小吃攤，也許幾個家庭就靠著小本生意生存。我自以為是誰，能用我井底之蛙的有色眼鏡，批評別人不重視社會大眾的生命？
總觀德國人和台灣人對疫情的反應，我和幾個朋友都看出了因為根本文化上不同造成在社會反應上的差異。德國社會強調共生共存，有疫情，我們得共同面對共同處理。每個人都犧牲一下自由，希望換來整體社會的平和。有病治病，生活也要過；台灣社會強調完美抗疫，有一點點可能感染的風險，就躲得遠遠的。不怕一萬，只怕萬一。可能因為那個只怕萬一，即使限制了某種程度的生活便利性，凡事都仍小心為上。
我沒有辦法比較好壞，也沒有想要比較。每個社會有它自己的個性和表徵，有它在不同文化或教育背景下的生存方式。身為觀察員，我只能用旁觀者的身份，把這樣的不同寫出來，希望讓更多人都看到並理解：社會間存在的不同，是我們身在的這個世界必然存在的因素，並沒有哪個最好。而且，每個社會，都可以用它的方式，不斷的往「更適合生存」的方向前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