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鵬程論近代國民教育改革

傳統中國並不重視國家教育，萬世師表孔子就是私人講學。此後，除少數為科舉而設之州學縣學外，基本上仍是私學系統。

晚清的教育改革，就是要革傳統的命，建立一套新的國家教育體系。

所以第一步，是批傳統、誇西方。說西方之強，關鍵在國家普及教育，中國也該效法。

同治五年（1886年）第一位出訪歐洲的官員斌椿在《乘槎筆記》中即說外國廣設學校。其後李善蘭（1873年）《花之安〈泰西學校論略〉序》介紹德國「無地無學、無事非學、無人不學」，即廣為郭嵩燾、黃遵憲、王之椿、薛福成、鄭觀應、張之洞、李端棻等人所徵引，在各種著述中推廣。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張謇《變法平議》論禮部八事，第一條也就是「普興學校」。次年，負責籌辦京師大學堂而赴日本考察的吳汝綸，在給管學大臣張百熙的信中也談到：「小學不惟養成大中學基本，乃是普通人而盡教之，不入學者有罰。各國所以能強者，全賴有此。今日本車馬夫役旅舍傭婢，人人能讀書閱報，是其證也。」（《桐城吳先生尺牘》第四）。

西方列強之所以強，便這樣被理解為是國家教育普及之故。

這真是可怕的誤解。 — — 西方教育，從來就是各個教會發展起來的，是不折不扣的私學。十四世紀以後英國所謂公學（Public school），名義上是「公共學校」，實則仍是私學。是為貴族和有錢人子女開設的私立寄宿中學，跟晚清士大夫腦子裏想像的國家公共教育根本是南轅北轍兩回事。

鴉片戰爭後，外國教會在華辦的學校沿用了這個名稱，中國人也馬上響應，辦了南洋公學（盛宣懷1896年、光緒22年創建）、中國公學（1906年端方撥銀創建），雖是私辦，卻意在公共教育。

廣設學校、普及教育，這時已成為晚清士大夫之共識。他們開始辦公學，目的是促成國家教育全面公眾化。

所以，在吳汝綸寫信給管學大臣張百熙的前兩個月，張百熙已經擬定了頒發給各省的高等學堂、中學堂、小學堂章程，教育體制改革業已全面進行。次年，張之洞、張百熙、袁世凱等又奏請遞減乃至全面廢除科舉制度，兩年後（1905年）「停罷科舉，專重學堂」遂成事實，整個教育結構，徹底翻新。

科舉制度，是綿亙中國上千年，與整個知識階層、官僚體系、社會組織相互盤結，極為複雜龐大的制度叢體，卻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被摧枯拉朽般地廢止了，可見彼時改革聲勢之大、力道之猛。從倡議到實現，不過一二十年。

但改革的重點並不在於廢科舉。科舉被廢，是因為若不廢科舉，則民間尚存觀望之心，推廣學堂便不積極。所以主軸仍在於廣設學堂、普及教育。而其所以要廣設學堂、普及教育，目的又在於強國。因此，教育轉為國家化，教育的目標亦重在培養國家所需要的國民。

當時教育改革的主要學習對象，乃是德國與日本。羅振玉即主張教育應仿效日本，「全國一切學校，悉本之學校令，即《法規大全》所載小學校令、中學校令、高等學校令、師範學校令、大學校令是也。凡設備、教科管理、教育等事，悉括其中，以便全國遵守。此中國亟當法效者」（《日本教育大旨》）。

這個主張，後來具體實現。由國家制定學校法，規定學校之組織、設備、人員編制、科系設置、教學年限、課程內容等 — — 直到今天，仍由國家推動並負責一切教育事務。

教育國家化，教育之目標自然就是培養出它所需要的國民。因此，國民教育最為重要。

所謂國民教育，是說人民均須受教育，以培養其成為國家之國民。所以國民教育也是義務教育。羅振玉曾批評日本在明治時期，「當日尚昧於義務教育之理，不知普通教育更切要於高等教育也」。

梁啟超同樣認為不能只重視大學堂，而應倒過來，「中國不欲興學則已，苟欲興學，則必自以政府干涉之力，強行小學制度始」（《飲冰室文集．教育政策私議》）。

光緒廿七年（1901年）夏偕言《學校芻言》中，其實也談到這些。夏氏直言，「今日欲立學校，宜取法於日本」，並說日本教育「常則重國憲、遵國法，變則以義勇奉公，以扶翼天壤無窮之皇運」，足為我邦楷模。後來我國義務教育一直極為強調「公民與道德」，重視民族精神教育、愛國教育，即濫觴於此。

義務教育的另一重點，則為羅振玉所說「人生必須之知識技能」。希望國民能識字、作文，懂些歷史地理，會算術。

然而當時認為「人生必須之知識技能」是什麼呢？辦學堂是為著國家富強等功利性考慮，學生亦以通時事世務為目標，所以傳統的經學文章，已經不需要了。需要的是外國語言和知識技能。

因此，新學堂一開始就有廢讀經書及不修習中國文辭之現象了。吳汝綸曾有《答賀松坡書》，慨乎言之：「依西人公學，數年之後，……西學未興，吾學先亡，奈之何哉！奈之何哉！」

識字作文，遂都不是傳統意義的，學堂主要是學外文和數理化。

光緒廿八年（1902年）《欽定小學堂章程》明定高小課程「或加外國文而除去古文詞」。《欽定中學堂章程》也規定：「外國語為中學堂必須而最重之功課。」故四年中各年級讀經三小時、詞章三小時，外國文卻達九小時，另加博物、物理、化學、算學等。總之是外語和實用技術性知識。

到了高等學堂，更是如此。政科、經學、諸子、辭章，三科合起來只有五小時，英文也五小時，但須加修德、法或俄文七小時，另有算學、物理、法學、名學、理財學等。

次年，《奏定高等學堂章程》又把第一類科之英文加到第一年九小時，德文或法文也九小時，中國文學與經學大義合起來則才七小時，第二年再降為六小時。在第二類科中，一年級中學亦僅五小時，英文卻為八小時，德或法文再加八小時。毋怪乎宣統二年（1910年）直隸提學司詳直督在變通文實分科時要說：「國文一科，雖非主課，然查現今中學生程度，文義太淺，舊章每星期三、四、五鐘，似未便再為減少。」

文化課，時數既少，還要特別淺易，尤其不能讓學生對傳統文化深入了。

1906年學部《奏請宣示教育宗旨折》就要求教材及教學內容俱從淺易。例如修身課講四書：「只講其淺近文義」。讀經，「亦宜少讀淺解」「尤不可好新務奇，創為異說，致啟駁雜支離之弊。中國文辭課「其要義在使通四民常用之文理，解四民常用之詞句，以備應世達意之用」，所以只讓學生「學作日用淺近文字」。而且反對背誦。

即令如此，輿論仍認為還可以再淺些，次年《時報》便主張「小學者，授人以淺近之普通知識與淺近之普通文字者也」，故宜「毅然刪去講經讀經一科，將經籍要義並諸修身科目，複撰讀本，以授普通知識與普通文字」（五月廿二日）。

換言之，清末所建立的新教育體系，是讓教育歸入國家意志、政策方向中去，由國家來統籌辦理。其教學內容，因是把人民陪養成國民或國家富強之工具，所以不求高深，僅求實用並可參與世界。傳統文化，如經學、義理、詞章，則都可以簡化甚至不講。 — — 這個體系及其實質，一直沿用至今。

不但談現代教育問題的朋友都該從清末這場國民教育改革談起；就是後來波瀾壯闊的五四運動、文學革命，我們也該知道它也體現著國民教育的氣味。

1917年，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提出八事：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須講求文法，不作無病之呻吟，務去爛調套語，不用典，不講對仗，不避俗字語。」又發表了《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強調要建設「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就都是明顯的例子。

胡適的主張，其實就是國民教育對於學生寫作文的要求。只求以四民常用之詞句，備應世達意之用，自然不可無病呻吟、堆垛典實、套用熟調、摹仿古人。而且也一定要言之有物，不避俗字俗語。

特別是「須講求文法」這一條，歷來論者都不知胡先生為何特舉此為說，但若溯考小學堂之作文教學，即知胡先生正有所取義於斯。

《奏定初等學堂章程》已規定中國文學課程「當使之以俗語敘事」，實際教學時，亦是以口語教學生連綴成文。因此對於如何符合文法地構成文句，甚為重視，故「中國文字科下注云：講動靜虛實等字法，並句法章法綴法書法」。

當時輿論，亦對此格外強調，《時報》即主張「文法則由各品詞，以至單文；由單文以至複文」。另因英文課甚重，據趙憲初回憶，南洋公學附小須讀《納氏英文法》四本，讀到第三卷（《我所知道的南洋模範中學》）。可見文法教育在整個小學堂教學中是極為吃重的。依學制規劃者的觀念，大學仍宜講求文法。故《奏定大學堂章程》明定中國文學研究法為中國文學門之主課，其內容之中，便應講「東文文法」「泰西各國文法」。胡適特別把這點提出來，正可以表現學堂教育的特性。

胡先生八不主義中又有「不講對仗「之說，此亦小學堂教育之特色使然。

《奏定初等學堂章程》曾云：初等小學堂讀古詩歌，須擇古歌謠及古人五言絕句之理正詞婉，能感發人者。唯只可讀三四五言，句法萬不可長。每首字數尤不可多。……但萬不可讀律詩。高等小學堂中學堂讀古詩歌五七言均可。……其有益於學生，與小學同，但萬不可讀律詩。學堂內萬不宜作詩。

《奏定高等小學堂章程》《奏定中學堂章程》也都抄這段話。我們不知為什麼訂定學制者如此重視這一點，反複強調，而且用了「萬不可」這樣的字眼。但學堂教育必因此形成了新的傳統、新的特色，不作律詩、不講對仗。

如此八不，目的是要建設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這「國語」，自然也是學堂教育的重點。光緒廿八年（1902年）吳汝綸就向張百熙推介了「言文一致」的日本教育，主張推行簡筆字、實施國語教育：日本學校必有國語讀本，吾若效之，則省筆字不可不仿辦矣。

此文所提「言文一致」之原則，後來成了五四文學運動中的主要觀念。省筆字也被發展出來。形成後來漢字拼音化、文字簡化的運動，影響至於今日。

光緒廿九年（1903年）張百熙、張之洞未採用他發展的簡筆字的建議，但採納了他發展國語之主張，於《學務綱要》中明定：「各學堂皆學官音。」

後來的國語運動，便是在這個基礎上展開的。胡適的主張，則是依言文一致之原則，要為此統一之語言發展出文字與文學的。他所採取的文學語言，亦以北方官話及依此而形成的元明清白話文學為基底。

但胡適的白話文學史，除採擷於元明清官話系統的白話戲曲小說外，另一大半則有取於先秦以迄唐宋之淺易詩詞歌謠。這一部分，顯然也可看出有中小學教育的痕跡。

《奏定初等小學堂章程》云：小學中學所讀之詩歌，可相學生之年齡，選取通行之《古詩源》《古謠諺》二書，並郭茂倩《樂府詩集》中之雅正鏗鏘者，及李白、孟郊、白居易、張籍、楊維楨、李東陽、尤侗諸人之樂府，暨其他名家集中之樂府有益風化者讀之。又如唐宋人之七言絕句詞義兼美者，皆協律可歌，亦可授讀。

這樣的書單與教學內容，和胡適所選取的作品簡直一模一樣。

即使胡適不是抄襲它，我們也可以合理推想：此種小學堂教育所培養出來的文學感性、品味及欣賞能力，對胡適實有深遠之影響，使他在面對中國文學傳統時，主張不用典、不對仗、不避俗字俗語，講求文法，且較為欣賞樂府歌謠諺語。

五四運動發生不久，1918年《北大日刊》便展開徵集歌謠的活動，後來出版了《歌謠匯編》《歌謠選粹》，更可見此類影響並不只在胡適身上起著作用。

不只此也。晚清建立的新教育體系，其實就是著眼於啟蒙的。因為改制的關鍵，就是感到國民普遍無知，以致國力衰微。惟有教育改革，充分啟蒙，方能使一般國民「知書」「達禮」，進而強化國力。因欲使民知書，故此啟蒙教育須提供基本知識，例如使民識文字、懂算術，略曉史地理化等等；因欲使民達禮，擺脫椎魯粗俗的生活，故此啟蒙教育又須提供國民基本教養課程，以達到強國的目的。

五四運動具有完全相同的性質。因欲使一般國民均能享用文學、使用文字，故提倡白話文學、國語文學；因欲使一般國民都能具有文化教養，故五四運動頗致力於改造國民性，認為當時男女仍多獸性、奴隸性，須漸漸轉移風氣。而其目的，則也是希望借此以強國，故又為一愛國運動、民族主義運動。

這個愛國運動、民族主義運動，後來被歌頌了一百年，越拔越高。可是稽其事實，不過是晚清學制改革之延伸。發生在由京師大學堂改制成的北京大學中之五四運動，只是把小學堂之精神與教學內容，拿來做為新青年的革命武器。拒絕深刻，強力要求大學小學化，也要求傳統淺俗化。欲以此啟蒙，亦欲以此建立新的國民文學。

我們享受著這美妙的宣傳，不禁繼續哼著這樣的調子。

可是落到生活現實，每個人卻體驗著國家教育體制的磨練。磨啊磨，有人被磨得一點脾氣也無，成為渣仔、灰塵、螺絲釘；有人被磨出一腔怒火，恨不得砸爛這體制，吾與汝偕亡；有人則浮游於其間，看看能不能在磨出的槽酺汁液中吸吮到什麼甜頭。而總之，沒有人覺得教育就該這樣，可是不這樣又能怎樣？不怎樣也不會怎樣，因為沒有人再真把教育當一回事。教育改革，乃終於把教育給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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