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厄醫師此時在夕陽餘暉中看到坐在門口激情擁抱、饑渴互望的人們之所以能如願以償,那是因為他們只希求能由自己決定的事。 — 卡謬《鼠疫》”
卡謬以地方醫師貝納.李厄為主角的小說《鼠疫》,講述虛構的奧蘭城遭逢大規模鼠疫,透過多名不同職位、身分的小人物視角,描繪疫災當前的人性選擇與反應。而這無疑是對現今深受疫情影響的世代最貼切的文本映射。
在醫療議題成為社會焦點的(後)疫情時期,人們對「醫生」職業與醫療場域的好奇心被街巷間瀰散的不安和對疫病的焦慮拉至空中擺盪,而醫療題材影集(Medical Drama)多少藉著醫療職人與職場的描述、解決病例治癒患者的過程,提供一個能讓觀者將那顆懸於確診數和警戒天數的心暫時著陸的空間。除此之外,透過觀看醫療劇,也能稍稍對「醫學」這個攸關生死,卻因專業門檻高而難以近用的領域,多了一點可供想像的基礎。
而醫療劇也一直是我私心偏愛的類型影集,除了因做為啟蒙作品的《怪醫豪斯》影集而著迷之外,醫療劇經常探討的生死議題和醫病關係(還有寫實的手術畫面)也是我喜愛並且想深入探看的醫療劇原因。
這個以醫療劇為題的寫作計畫將會陸續書寫曾觀看過的醫療影集們。而本文則會作為本系列的序章,接下來大概會簡單記述醫療劇作為影視類型作品的起源。
醫療劇作為電視劇的一大類型(genre)之一,主要故事情節架構於醫院場景,情節與事件也由醫師(但少有護士)來推動。典型的醫療劇通常會在每一集分別呈現不同的醫療案例,並在治療患者的過程中,牽動起從個人(醫師角色、患者)到整體環境(醫療體系、醫院結構等)的敘事互動,繼而帶出醫病關係和診斷權衡等議題。
最早的醫療劇約莫屬1950年代,由美國CBS電視台製作的《市立醫院》(City Hospital, 1951–1953)。在黑白電視劇的時代,醫療劇框限於寫實的風格,甚至近乎自然主義地,希冀擬真、還原醫療場域裡的人、事、物,並在情節上多著墨於患者的病痛呈現和醫治患者的過程。像是由NBC電視台接續製作的"Medic"(1954–1956)、《基德爾醫生》(Dr. Kildare, 1961–1966),前者更選擇在洛杉磯的一間真實醫院進行拍攝,甚至動用了真正的醫護人員作為劇中角色。
而透過物件和場景的真實來奠定影像基調的目的,即在於詳盡地描繪出受病痛所苦的各種可能的面貌,以及人們會如何在醫療環境裡得到醫療專業的協助。
不過,在細看形式以外的內容層面,反倒察覺醫療劇在寫實表象下的浮誇之處:
在早期醫療劇的情境裡,大多數患者皆依循著掃除病痛、重歸健康的設定,得到正向的結局。「健康」與「新生」正是初期醫療劇劇本所讚頌的,而藉著寫實的框架,則能給予觀眾面對疾患的希望,這樣高張到滿溢的讚揚,大概也能由置入真人生產的情節得證(在 “Medic”裡,那許是電視劇史上頭一遭拍攝並呈現出新生兒出生的過程)。
那麼,推究回來,早期醫療劇對於「疾病終會好轉」的訴求,理所當然地交由影集裡的醫師來實踐。在病程沒有太多可以發展方向(幾乎不會的往死亡這個最壞的結果走去)的預設之下,醫師總能毫無差池地解決市井小民的各式病症。這樣英雄化、扮演上帝之手之手的醫師形象,恰恰佔據了五零年代每個收看醫療劇家庭的電視螢幕,為人們擔保著有些虛幻的健康。
對於醫療劇運用正能量吸引觀眾的功效,傳播學者麥克盧漢( Marshall McLuhan)就曾在六零年代預言過醫療劇將會帶動新電視劇類型的流行,原因正是醫療劇 “creates an obsession with bodily welfare.”
也許僅僅是基於對死亡、病痛的趨避,卻也同樣能讓觀看者在收看醫療劇的過程中,多少能找到一些對身體莫名病痛的解答,並且在一個個成功解決的案例中,撫慰自己因害怕病痛而恐慌的心靈。
單一、正向地描繪疾病歷程,這樣近乎泡沫幻影的的編排,在今日看來實在難以說服總是在歷經生離死別的人們,即便場景和手術畫面再怎麼寫實,內容上本就太過理想的情節實在難以走入真正的現實,與我們這些難逃一死的大眾共處,而單線的劇情操作也因此顯得單薄。所以,約莫就在八、九零年代,當電視劇的單集時長增加,敘事結構和故事線必得增厚的情況下,醫療劇也面臨的轉型。
後來的醫療劇,如《急診室的春天》(E.R, 1994–2009)、《醫門英傑》(Chicago Hope, 1994–2000)則更針對醫師角色,磨去了以往的英雄特質,改以展現出同樣身為「人」的不同面向。在敘事線上,除了照樣講述如何治療患者疑難雜症的過程,也更著墨在醫師的私人生活和諸位醫師角色的人際互動之上,讓醫師本身的塑造更立體,也更貼近大眾一些。
而最顯著打破英雄醫師刻板印象的,大概就屬休.羅利(Hugh Laurie)於《怪醫豪斯》(House M.D., 2004–2012)裡所飾演的豪斯醫生。他厭世、嗑藥、不在乎病人(對門診病患失禮至極、或是誘發患者心臟病發之類),根本以一個反英雄的姿態出現在觀眾眼前。然而,在人們開始懷疑他是否無心讓人重獲健康之際,卻也因這個顛覆既有醫師範本的角色,而產生了如同上癮那般的好奇。
這樣另類的醫師角色,隨著醫師角色呈現出更多面的性格,同時也促使醫病關係能有更多互動上的可能。如同與《怪醫豪斯》出自同一位編劇大衛.肖爾(David Shore)的影集《良醫墨菲》(The Good Doctor, 2017-),主角尚恩.墨菲,因患有自閉症而不擅長與急診病人交際,其想法更常常無法被其他外科醫師理解,然而在相當需要與病患溝通的醫療場域,醫師主角與其他角色如何交流的敘事編排便成為該劇的主線之一。
醫療劇的轉變,從角色到互動,更擴及醫療場所之外的環境背景以及社會結構。由此,患者除了療程得暴露於觀眾的目光之外,更因為劇集欲探究病因的操弄,而將患者的階級、生活型態等潛藏因子全盤托出。那麼,我們不僅僅是理解了病患角色的多面向,更是從疾病體現的症狀循線回溯個體的機能運作,乃至於裝載個體的社會結構。而之於醫療議題的討論,也多少由疾病只與個體相關、大多時候歸咎於個人問題的刻板印象中跳脫出來。
這麼一來,即使疾病、退化和死亡再難以預測,在這些不確定面前,我們還能有來自不同因子的觀點,所提供理解、預防和調適的那麼一點餘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