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前常與李仙得、必麒麟在「斯卡羅」劇中隨行的萬巴德醫生(Dr. Patrick Manson，1844-1922)，在第七集以後，只出現了一幕。雖然萬巴德在劇中只是配角，但他在醫學史上可是有「熱帶醫學之父」的美譽。
擁有蘇格蘭醫學博士學位的萬巴德，1866至1870年間，受聘為大清海關醫療勤務員，被派駐在台。醫員的工作之暇，萬巴德也經常在番界間旅行，學習方言，而騎馬、打獵與園藝也是生活的嗜好之一。
另外像是牛津大學生物學家柯靈烏(Cuthbert Collingwood，1806-1908)，於1866年來臺，先在打狗上陸，此後北上基隆與淡水，進行了為期三個月的生物考察旅行。
至於進入1870年代，來台旅行的外人群體，較之60年代又更為複雜。加拿大籍的長老會傳教士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1844-1901)，1871年從北美橫越漫長的太平洋航線，輾轉來台，他的佈教與行醫之旅，網路上已有諸多線索，此處暫不贅述。
與馬偕同年來台的，還有蘇格蘭籍的攝影旅行家湯姆生(John Thomson，1837-1921)，他在馬雅各牧師的邀約之下，在南臺灣進行為期兩周的旅行，雇請苦力搬運笨重的攝影器材，為後世留下的珍貴的台灣風景與原民影像，他也曾在英國皇家地理學會，發表在福爾摩沙的旅行經驗。
歐美系人士之外，日本人也來了。1870年代這個時間點，日本與清國之間簽訂了所謂「日清修好條規」與通商章程，約定互設使館，並准許商民彼此來往貿易，臺灣在此時開放了淡水與安平，作為對日的貿易港。不過，最初臺日之間並未開設直航路線，從日本必須經由香港或上海，才能輾轉來臺。
牡丹社事件前後，為了解台灣虛實，日本軍方多次派員，頻繁在清國沿海活動。像是1873年，外務省派遣留學清國的水野遵(1850-1900，日本領台後首任民政長官)來台，從淡水上陸調查北台灣，並與當時的陸軍少佐樺山資紀(1837-1922，日本領台後的首任總督)等人合流，一同赴蘇澳調查。
翌年，日本出兵前夕，水野作為海軍通譯官，先與樺山在打狗上陸，從枋寮、車城、府城一路北上淡水，待日軍抵台，兩人再度南下前往社寮周邊，調查番社習俗與原漢關係。
19世紀開港前後的來臺西人，一方面借重17世紀葡西荷人在臺活動所留下的紀錄，與清代的文獻，來認識福爾摩沙這塊土地；而另一方面，填補前述紀錄因年代久遠，與現下資訊所產生的落差，則仰賴在臺的諸如傳教士、洋行、各國領事館等社群網絡提供在地情報，與島內的實地踏查來完成。
例如在接近尾聲的劇情中，李仙得欲進入斯卡羅部落談判，循的是百年前荷蘭人上山的路線，但是沿途也不斷的勘查山河地形，繪製反映漢番地界現況的地圖。
尤其是當時不屬於清國治下的番界，官方在開山撫番政策確立之前，對山地內部的情況，未能有足夠的資訊供參，能給外人實質的協助相當有限，劇中的美軍與清軍一旦進入番界，只有吃子彈的份。故西人通過實地的行旅，進行考察測繪，逐漸補白過往文獻，對內山地帶記載的不足。
而1860年代西人在臺旅行，累積下來的圖籍、文字書寫，所產出的知識，後來也成了1870年代日方派員赴臺，從事開戰前軍事偵察，或牡丹社出兵之際的重要參考材料，從中再建構有利外交甚至國策發展的台灣知識。
前述的水野遵與樺山資紀，在隨軍來台之旅中，所書寫的《台灣征蕃記》與《台灣紀事》兩部文本，不但是提供外務省與軍方的重要日清關係情報，而文本中原民形象的描寫，其後逐漸定著為日本人觀看原民風習的視線。
此外，從張素玢教授的研究中也可以了解到，此時西人在臺的旅行書寫，所述及各種便利探險的注意/指引事項，諸如護照的申請、隨行勞力與嚮導的雇用、船轎的移動方式(劇中的李仙經常有乘坐轎子與馬匹的畫面)、武力裝備的攜帶、穿著如何舒適、給原住民帶哪些伴手禮等，這些並非是旅記中必要的承載知識。
不過，隨著日本人後腳進入臺灣從事踏查，以及日後治臺，所進行各種與政治高度連動的學術探險，日人所書寫與發行以「須知」與「心得」為名的文本，逐漸扮演著現今如同旅行指南的角色，這種現象所呈顯的，除了是探險經驗的傳承，亦是探險知識系統化的表徵。
從更大框架的旅行文化來看，赴臺西人的旅行經驗，係為地理大發現以來，歐美旅人群體在亞非地區未知地域，從事探險、調查的延續，與近代西方殖民及帝國主義擴張的腳步俱進，而日本則是維新以降，積極學習歐美這種帶著帝國主義視線的旅行風氣，並更積極的將探險相關的「須知」與「心得」，建構為探險知識系統的一部分。
進入日治時代，交通網路的改善、山地的開發與觀光業的推展，所謂的「探險須知」亦逐漸朝向「旅行案內」轉化。
本文最初發表於Matt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