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前常與李仙得、必麒麟在「斯卡羅」劇中隨行的萬巴德醫生(Dr. Patrick Manson,1844-1922),在第七集以後,只出現了一幕。雖然萬巴德在劇中只是配角,但他在醫學史上可是有「熱帶醫學之父」的美譽。
擁有蘇格蘭醫學博士學位的萬巴德,1866至1870年間,受聘為大清海關醫療勤務員,被派駐在台。醫員的工作之暇,萬巴德也經常在番界間旅行,學習方言,而騎馬、打獵與園藝也是生活的嗜好之一。
除了在劇中登場的外國人,1860年代當然還有其他在台灣各地走跳的歐美人士。例如經營茶葉出口生意的蘇格蘭商人陶德(John Dodd,1838-1907),曾在北部各地探查商機,走訪泰雅族部落,李仙得通過他的踏查經驗,了解到許多北台灣情況。
另外像是牛津大學生物學家柯靈烏(Cuthbert Collingwood,1806-1908),於1866年來臺,先在打狗上陸,此後北上基隆與淡水,進行了為期三個月的生物考察旅行。
至於進入1870年代,來台旅行的外人群體,較之60年代又更為複雜。加拿大籍的長老會傳教士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1844-1901),1871年從北美橫越漫長的太平洋航線,輾轉來台,他的佈教與行醫之旅,網路上已有諸多線索,此處暫不贅述。
與馬偕同年來台的,還有蘇格蘭籍的攝影旅行家湯姆生(John Thomson,1837-1921),他在馬雅各牧師的邀約之下,在南臺灣進行為期兩周的旅行,雇請苦力搬運笨重的攝影器材,為後世留下的珍貴的台灣風景與原民影像,他也曾在英國皇家地理學會,發表在福爾摩沙的旅行經驗。
歐美系人士之外,日本人也來了。1870年代這個時間點,日本與清國之間簽訂了所謂「日清修好條規」與通商章程,約定互設使館,並准許商民彼此來往貿易,臺灣在此時開放了淡水與安平,作為對日的貿易港。不過,最初臺日之間並未開設直航路線,從日本必須經由香港或上海,才能輾轉來臺。
牡丹社事件前後,為了解台灣虛實,日本軍方多次派員,頻繁在清國沿海活動。像是1873年,外務省派遣留學清國的水野遵(1850-1900,日本領台後首任民政長官)來台,從淡水上陸調查北台灣,並與當時的陸軍少佐樺山資紀(1837-1922,日本領台後的首任總督)等人合流,一同赴蘇澳調查。
翌年,日本出兵前夕,水野作為海軍通譯官,先與樺山在打狗上陸,從枋寮、車城、府城一路北上淡水,待日軍抵台,兩人再度南下前往社寮周邊,調查番社習俗與原漢關係。
19世紀開港前後的來臺西人,一方面借重17世紀葡西荷人在臺活動所留下的紀錄,與清代的文獻,來認識福爾摩沙這塊土地;而另一方面,填補前述紀錄因年代久遠,與現下資訊所產生的落差,則仰賴在臺的諸如傳教士、洋行、各國領事館等社群網絡提供在地情報,與島內的實地踏查來完成。
例如在接近尾聲的劇情中,李仙得欲進入斯卡羅部落談判,循的是百年前荷蘭人上山的路線,但是沿途也不斷的勘查山河地形,繪製反映漢番地界現況的地圖。
尤其是當時不屬於清國治下的番界,官方在開山撫番政策確立之前,對山地內部的情況,未能有足夠的資訊供參,能給外人實質的協助相當有限,劇中的美軍與清軍一旦進入番界,只有吃子彈的份。故西人通過實地的行旅,進行考察測繪,逐漸補白過往文獻,對內山地帶記載的不足。
而1860年代西人在臺旅行,累積下來的圖籍、文字書寫,所產出的知識,後來也成了1870年代日方派員赴臺,從事開戰前軍事偵察,或牡丹社出兵之際的重要參考材料,從中再建構有利外交甚至國策發展的台灣知識。
前述的水野遵與樺山資紀,在隨軍來台之旅中,所書寫的《台灣征蕃記》與《台灣紀事》兩部文本,不但是提供外務省與軍方的重要日清關係情報,而文本中原民形象的描寫,其後逐漸定著為日本人觀看原民風習的視線。
此外,從
張素玢教授的研究中也可以了解到,此時西人在臺的旅行書寫,所述及各種便利探險的注意/指引事項,諸如護照的申請、隨行勞力與嚮導的雇用、船轎的移動方式(劇中的李仙經常有乘坐轎子與馬匹的畫面)、武力裝備的攜帶、穿著如何舒適、給原住民帶哪些伴手禮等,這些並非是旅記中必要的承載知識。
不過,隨著日本人後腳進入臺灣從事踏查,以及日後治臺,所進行各種與政治高度連動的學術探險,日人所書寫與發行以「須知」與「心得」為名的文本,逐漸扮演著現今如同旅行指南的角色,這種現象所呈顯的,除了是探險經驗的傳承,亦是探險知識系統化的表徵。
從更大框架的旅行文化來看,赴臺西人的旅行經驗,係為地理大發現以來,歐美旅人群體在亞非地區未知地域,從事探險、調查的延續,與近代西方殖民及帝國主義擴張的腳步俱進,而日本則是維新以降,積極學習歐美這種帶著帝國主義視線的旅行風氣,並更積極的將探險相關的「須知」與「心得」,建構為探險知識系統的一部分。
進入日治時代,交通網路的改善、山地的開發與觀光業的推展,所謂的「探險須知」亦逐漸朝向「旅行案內」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