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理心」沒我們想的那麼理所當然：《為何我們總是選錯人》的啟發

今天去了書店晃晃，隨意翻了幾本書看，其中有一本看了後覺得還不錯。這本是Rick Shenkman的《為何我們總是選錯人》。

就如其名，這本書是在討論人們在政治參與上的謬誤是如何產生的。其實這本書原本的書名是「Political Animals」，也就是政治動物。這動物一詞，就如書籍封面的那隻大猩猩一樣，作者可能暗示我們在政治參與上就像野生動物一樣，太過相信情緒、直覺、情感這類的本能，而忽略了人類該有的高階能力。我們有時並沒有自己想像的那麼聰明。

我一開始閱讀時，就如同我平時的閱讀習慣，會先翻翻目錄，看這本書在寫什麼。然後其中有一章的標題是「當事情發生在你身上時」，副標為「同理心的限度」。這個副標馬上吸引了我，於是我就坐在椅子上閱讀了起來，的確也得到了許多啟發。

同理心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對不對？

這個章節裡，Shenkman舉了很多關於戰爭的新聞為例，當戰時，人們從報導中聽見美軍在哪投了多少的炸彈，轟炸了那些地方，造成多少傷亡，美國的民眾其實並沒有太多的感受。為什麼？因為這些報導中，傷亡人數只是數字，而人們很難從數字中感受到什麼。尤其在戰爭時期，人們天天都得面對這些數字，所以更可能對這些數字感到麻木。

也許你會覺得人們怎麼可能會對戰爭的傷亡無感？那麼，我們換一個更切身的例子。新冠肺炎的疫情已經持續了超過一年半了，最近台灣在拼命趕疫苗施打的進度。我們天天都可以聽到專家告訴我們，以科學的角度來看，疫苗造成的不良反應事件的比率有多麼的低，也許才百分之零點零零幾而已。

但是，當我們自己或家人要去打疫苗時，許許多人多少還是會有點緊張，尤其在媒體不知有意還是無意的連番報導疫苗不良事件的新聞時，也許我們嘴巴沒說出來，但那種憂慮的感覺還是多多少少藏在心裡。就更別說萬一那百分之零點零零幾的機率剛好發生在自己親友身上時，那種震驚、惚恍的感受就會更加深刻。

我記得幾年前看了某齣日本的醫療劇，劇裡無論醫生和護士都對病患和家屬說這次的的手術成功率會有多高多高，但其實，無論數字如何呈現，對家屬來講，他們心中所想的就是手術的成功和失敗、生與死而已。

換句話說，當數字變成我們生活確實會遇到的事件時，我們才有可能感同身受，這時所謂的同理心就出現了。

但事情可能沒那麼簡單。就如同此章的標題寫的，Shenkman質問，同理心究竟能達到怎樣的限度？

在書中，Shenkman提出了很多的研究、實驗和社會觀察，他發現，同理心這件事，實際上和我們成長的環境和身分地位有很大的關係。同理心其實沒想像那樣理所當然，社會的因素佔了很大的影響。

我舉個例子：例如同婚議題，支持同婚的不代表就比較有同理心，而反同的人也並非沒有同理心。事實上支持同性婚姻與否，跟那個人所所處的環境有很大的關聯。在支持同婚的族群中，有很大一部份的人是生活居住在城市的人，尤其在文藝相關領域的人特別多。這是因為在這些領域裡，性別因素並不特別影響到其事業的表現，所以相對表態自己性向的機率就會較高。

反之，在非都市的區域裡，存在著很多仰賴勞力為主的產業，這時性別就成為了很重要的問題。也因此關於性別的歧視會存在，且表態自身性別傾向的人也會趨少。

對於性別議題的態度，其實和生活處境很有關係，支持與否其實不代表一個人有沒有同理心。書中Shenkman舉了美國前副總統錢尼為例：共和黨向來態度偏向基督教的傳統，對同婚議題比較保守。但當錢尼發現自己的女兒是同志之後，他的態度完全轉變。因為他知道他的女兒還是他熟悉的那個女兒，不是什麼放蕩墮落的人。

換句話說，同理心其實還是有其限度的，他裡面摻雜了太多社會因素在內。Shenkman發現，人們其實對和自己生活風格習性相近的人比較有同理心，對於非同溫層的人則相對比較冷漠。

他說，我們很多人在參與社會議題、政治議題時，我們也許會遭受很多非同溫層的攻擊與指教。這時我們可能會想，好吧，那我們試圖來理解一下非同溫層的族群，我們會試圖想要同理一下不同的群體。

但是在這過程中，很多時候，我們會不自覺把異溫層的人想得很惡劣，我們可能會覺得對方是沒知識的草莽民粹、可能會覺得對方是只會躲在辦公室裡吹冷氣的財團或高官。我們對於不熟悉的人的生活其實所知甚少，要同理其實真的沒想像容易。

其實不要說要對陌生的族群同理了，Shenkman舉了一個實驗的例子：實驗裡，研究者問了結婚十五年的夫妻，問他們是否瞭解另一半對於許多事情的看法。結果發現，即便是相愛的人，他們不一定真的理解對方，即便是家庭財務等基本的問題，答對的人也不多。Shenkman說這實驗的結果只比亂猜好一點。

其實說穿了，我們所說的同理心，裡頭摻雜了很多的情緒，而我們誤以為這個情緒是可以彼此共通、彼此感受的。所以對於無法擁有相同情緒的異溫層，我們會覺得他們到底是不是人呀？於是各種偏執的想像就出現了。

當然不是說情緒不對、不好，但是將情緒以同理心這個詞彙合理化後，我們往往就很難看見真正的社會問題，就很難在政治決斷上做出正確的判斷。

Shenkman說，我們太容易把自己想像得有同理心。前述的那個夫妻的實驗，實驗前每個受試者可都是信心爆表，覺得自己表現超好，也十足理解自己的另一半。而我們對於政治事物的理解，是否也是如此自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