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蓮】之二：新城天主教會

冬日寒風刺骨，即使早早就見到路牌上標示「新城鄉」三個大字，我們還是騎了約莫半小時的機車，才終於抵達厚雲堆積下的新城村。

女友想去練習曲書店看看，店內的書籍只借不賣，而她也有朋友時常在店裡擔任課後輔導的老師，我們把車停靠在店旁大樹下，大樹的告示牌標題寫著「瓊崖海棠」，說彌勒佛在龍華樹下說法三會，那龍華樹有一說是胡桐科鐵力木屬的鐵力木，另一說就是瓊崖海棠。可轉過彎之後，卻是全然不同價值體系的新城天主教會。

和既定印象中的教會裝設不同，入口處神明鳥居上方中空部分以水泥填滿鑲上「天主教會」，原神社的石燈籠仍然佇立在參道兩側，只不過點燃燭火的位置用反差甚大的橘色塑膠片封了起來，再往後走是代表「阿」與「哞」的兩隻狛犬，象徵宇宙終始的意味仍在，但連接其後的是已改為聖母園的小小神域。

當百年前日本夾帶著「文明進步」的現代性進到花東地區時，即便太魯閣族人遲遲未臣服，日本政府仍選擇新城作為進入太魯閣「理番」的前哨站，試圖攏絡漢人通事李阿隆，希望能透過他拉近與太魯閣族的距離，可李阿隆時常裝病推辭與日本政府的各級組織會面，加上日軍偷拔當地太魯閣族人芋頭，以及姦淫太魯閣族婦女，導致太魯閣族各社聯合突擊日軍的新城分遣隊監視哨，殺害官兵十三人，史稱「新城事件」。

後續的發展就如同所有帝國擴張時的殖民套路一般，設立慰靈弔念處，然後聯合已降伏的當地人，佐以各種文明機械，強行以武力逼迫其他族群臣服，持著「大義」師出有名，民族主義煽動報復情緒，人命的逝去早就不再單純，更多的慰靈碑與紀念碑矗立，政治目的成為不刻意說破的首要目的。

當所有在地居民被收編進帝國論述後，日本戰敗，國民政府來台，大規模清除那些與日本有關係的人事物，各地神社拆毀改建，許多原位於山頂的神社改為孔廟，新城地區於昭和12年（1937）以鋼筋混凝土所建的神社也遭到大量破壞，對新的外來者來說，所有被日本統治過的都是「被奴化」的人，因此必須接受另一套教育和價值觀，才有資格與海峽另一側的人平起平坐。

這似乎耳熟能詳，國民政府這麼做，日本政府這麼做，清帝國這麼做，鄭成功這麼做，荷蘭人也這麼做，不斷地刮除、刮除、再刮除，我們所剩下的只有斷垣殘壁，時至今日搭配新興科技媒體，「這些景點大家只會在意能不能打卡吧？」女友如是說。

不僅是包裹著進步主義的殖民現代性，更多更多來自於對於過去的遺忘和不了解，「袂記得過去的民族，會一再犯著過去的錯誤。」政治受難者蔡寬裕是這樣說的，這肯定也是我們這一代必須面臨的課題之一吧。

接手神社遺址的是來自瑞士的大聖伯納修會傳教士，他們於1952年因時政不穩撤出中國雲南後，便轉來台灣以花蓮秀林、新城兩處為主要傳教地區，並於民國45年（1956）於原神社西側建立了幼稚園，民國53年（1964）以伯多祿的船（或有一說是「諾亞方舟」）為原型興建禮拜堂，之後更建立了天主教醫院，至民國87年（1998）才結束營運。

同樣夾帶著宗教因素，傳教士和日軍的行為與結果卻是截然不同，這樣比較確實有失公允，必須考量的各種因素太多，目的、族群、政治、文化、歷史脈絡都須納入參照，只是，如果有那麼一點可能，網路打卡的景點也可以不再只是單純「拍起來好看」、「可以放到社群媒體上炫耀」這樣膚淺的存在。

這是有可能的事情嗎？

爬滿綠藤的禮拜堂並未在星期日下午開放，我們經過被噴漆塗上「敗類」兩字的石燈籠，沒見到那塊「殉難將士瘞骨碑」，幾隻親人的貓近身討摸，其中一隻白貓甚至翹起屁股要女友雙手併用拍打，我們和貓咪們玩鬧了好一陣才再次起身，穿過另外兩隻小狛犬鎮守的入口，聖母像立在園中央，腳下蠟燭火光微弱卻在風中持續燃燒不已。

「聖母的視野真好，後面還有木瓜樹跟香蕉。」女友說道。

「對啊！」

「而且，這附近有海對不對，我一直聽到海的聲音。」

「海在那裡，要去海邊嗎？」我問。

「那就去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