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到儒家的為政與治道,當然就要講孟子。
孟子生於公元前372年,死於公元前289年,前後活了八十四歲。他出生時,與孔子離世已相隔超過一百年。其時正是戰國時代中期,七國稱雄,天下大亂。秦國用了商鞅變法,楚國用了吳起為相,魏國用了龐涓為將,齊國用了孫臏、田忌,彼此都講求富國強兵之道,圖霸天下。
再加上一些縱橫說客,為得重用,遊說國君,利用各種手段進行兼併戰爭,以致戰亂頻繁,餓殍遍野,生靈塗炭。與此同時,天下異說紛紜,整個時代的思潮,不歸楊朱則歸墨翟(註1)。在這樣毫無人文理想的局勢,孟子一方面無奈地批評「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孟子•滕文公下9》而另一方面,孟子試圖遊說列國以仁義治國,安民為本。但,整個天下,大勢已去,各國就只有一個字——利。至於孔子之道,當時已經銷聲匿跡,無人問津了。即使有政客提出仁義,又或諸侯大張仁義的旗幟,都只是假仁假義罷了。(註2)
昔者,孔子講君子與小人的價值取向,就在義與利的取捨。君子整個的生命,著眼點在義,而小人卻在利。事隔百多年,孟子見梁惠王(註3),梁惠王一開口,就直問孟子:「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利吾國乎?」梁惠王問:老先生千里迢迢而來,對我國是否有什麼好處?
「利」,孔子是很少講的。少講,不是不屑講,而只是要看哪個利,是公利抑或是私利,是合理的還是不合理的。
而孟子回應梁惠王:「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孟子接著解釋,王所追求的只是小利、只是私利;倘若能以仁義治國,那才是大利、公利。
孔子與孟子所嚮往的是王道,而到孟子的時代,當中齊國與魏國這兩個大國,卻爭相稱霸,背信棄義,圖吞小國。於是,整個時代都講利,整個天下都圖霸,試問又有誰會以仁義治國呢?!故此,這不但牽涉到義利之別,更是牽涉到王霸之分。(待續)
(註1)墨翟的翟,粵音敵;姓氏讀摘。
(註2)假仁假義,是指假借仁義之名,而行不仁不義之實。
(註3)梁惠王,即魏侯罃也。都大梁,僭稱王,諡曰惠。
(寫於2021年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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