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可能的話,我將寫個中篇小說,題目叫做《海明威在香港》,說海明威是一個貧病交迫的窮書生,每天用麵包浸糖水充飢⋯⋯。」
劉以鬯《酒徒》的敘事者說道:「如果可能的話,我將寫個中篇小說,題目叫做《海明威在香港》,說海明威是一個貧病交迫的窮書生,每天用麵包浸糖水充飢⋯⋯。」
我對海明威不熟,不曉得上述設想是否化用了海明威本人或筆下角色的經歷。還是,這是在地風土與歷史餵養出來的貧窮滋味。其實,頭一次讀到這段,我老想起香港的菠蘿包和奶茶。
緯度偏個幾度,貧窮的口感也許就會天差地別。我清楚記得,父親說過,在以前,地瓜葉是窮人的佐菜。有些經歷過那段時日的人,是怎麼也不肯再吃地瓜葉的。這樣的排拒不難理解,雖說我的口舌早已無法複製咀嚼菜梗時的苦味。
甜滋滋的貧窮未必不苦。不過,面對並未切身的情境,我們很容易興起過於美好的想像。比如,隔著一本小說或一部電影的距離,假想的海明威每天用假想的麵包沾假想的糖水,即便不愉悅,至少可以很勵志。再加上一段配樂大師的手筆,或許就能讓人相信,這位海明威流下的淚水是甜的。和那位用獵槍自殺的大鬍子老爹不一樣。
只可惜,劉以鬯的敘事者太不了解大眾心理:「住在二樓的舞女坐著汽車回來,發現樓梯底躺著一具屍首⋯⋯死者手裡還緊緊握著一本小說的原稿,題目是《老人與海》!」
我曾經隔著相似的距離,旁觀另一種貧窮的味道。蕭紅和蕭軍在哈爾濱,窮得有一餐沒一餐。有得吃的時候,常常是拿麵包沾鹽吃。「鹽畢竟不是奶油,帶給人的感覺一點也不甜,一點也不香。」
鹹得要命的貧窮未必沒有藏在心裡的甜。起碼,我寧可這樣想。都說「貧賤夫妻百事哀」,但生活中總該潛藏著甜蜜蜜的「小確幸」,好中和種種苦味與鹹味,才能讓夫妻嚼著一片片麵包或地瓜葉,攜手走下去。起碼,我寧可這樣想。
然而小確幸加了再多糖醃漬,終究有保存期限。
蕭紅後來去了香港。蕭軍沒去。
我查了才知道,「真實」的海明威於一九四一年二月正值二戰期間偕妻一行東方明珠,與麵包沾糖水的困頓大不相同。他在受訪時表示:香港戰雲密布久了,人們早已見怪不怪......在這裡,有好些餐廳放全世界來看也是數一數二,吃得到歐洲菜和中國菜。又有賽馬、板球、橄欖球、英式足球可看。
同年十二月,香港向日本投降。
圖片取自網路
民國一百○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初稿,
一百一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增訂於嘉義鵲枝寫譯樓
初稿刊於《人間福報》副刊(2015.1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