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以鬯《酒徒》的敘事者說道：「如果可能的話，我將寫個中篇小說，題目叫做《海明威在香港》，說海明威是一個貧病交迫的窮書生，每天用麵包浸糖水充飢⋯⋯。」
我對海明威不熟，不曉得上述設想是否化用了海明威本人或筆下角色的經歷。還是，這是在地風土與歷史餵養出來的貧窮滋味。其實，頭一次讀到這段，我老想起香港的菠蘿包和奶茶。緯度偏個幾度，貧窮的口感也許就會天差地別。我清楚記得，父親說過，在以前，地瓜葉是窮人的佐菜。有些經歷過那段時日的人，是怎麼也不肯再吃地瓜葉的。這樣的排拒不難理解，雖說我的口舌早已無法複製咀嚼菜梗時的苦味。
甜滋滋的貧窮未必不苦。不過，面對並未切身的情境，我們很容易興起過於美好的想像。比如，隔著一本小說或一部電影的距離，假想的海明威每天用假想的麵包沾假想的糖水，即便不愉悅，至少可以很勵志。再加上一段配樂大師的手筆，或許就能讓人相信，這位海明威流下的淚水是甜的。和那位用獵槍自殺的大鬍子老爹不一樣。
只可惜，劉以鬯的敘事者太不了解大眾心理：「住在二樓的舞女坐著汽車回來，發現樓梯底躺著一具屍首⋯⋯死者手裡還緊緊握著一本小說的原稿，題目是《老人與海》！」
我曾經隔著相似的距離，旁觀另一種貧窮的味道。蕭紅和蕭軍在哈爾濱，窮得有一餐沒一餐。有得吃的時候，常常是拿麵包沾鹽吃。「鹽畢竟不是奶油，帶給人的感覺一點也不甜，一點也不香。」
鹹得要命的貧窮未必沒有藏在心裡的甜。起碼，我寧可這樣想。都說「貧賤夫妻百事哀」，但生活中總該潛藏著甜蜜蜜的「小確幸」，好中和種種苦味與鹹味，才能讓夫妻嚼著一片片麵包或地瓜葉，攜手走下去。起碼，我寧可這樣想。
然而小確幸加了再多糖醃漬，終究有保存期限。
蕭紅後來去了香港。蕭軍沒去。
我查了才知道，「真實」的海明威於一九四一年二月正值二戰期間偕妻一行東方明珠，與麵包沾糖水的困頓大不相同。他在受訪時表示：香港戰雲密布久了，人們早已見怪不怪......在這裡，有好些餐廳放全世界來看也是數一數二，吃得到歐洲菜和中國菜。又有賽馬、板球、橄欖球、英式足球可看。
同年十二月，香港向日本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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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一百○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初稿，
一百一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增訂於嘉義鵲枝寫譯樓
初稿刊於《人間福報》副刊(2015.12.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