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主義政治正在給習近平和中國帶來災難

中國局勢不好，在很大程度上習近平應對此負責。

在中國各地遏制新冠疫情爆發的嚴厲措施以及旨在維持針對房地產行業的高度限制性政策對國民經濟造成了明顯的損害。經濟學家預測，隨着外國資本加速外流，在「清零」政策下，習近平與俄羅斯「沒有止境」的友誼激起了西方的憤怒和制裁的陰影，中共政府繼續打擊中國的大型科技公司以及美聯儲的降息，中國的經濟衰退即將到來。

在國內，嚴厲的封控措施引發的人道主義危機，加上上海等地的官員腐敗和無能，正在加劇居民的不滿情緒，導致社會更加不穩定。

習近平領導層已經採取行動補救其中的一些問題，在接近4月底時採取了謹慎的措施，爲其政策注入更多的變通來扭轉局勢。然而，中國共產黨系統固有的弊端、官場的官僚主義以及黨內精英的派系鬥爭意味着北京不可能成功解決問題。

在這些挑戰之外，習近平——他執政的第十個年頭——很難承受放棄或承認重大政策的失敗，這些政策已經成爲他作爲中共領導人的政治遺產的一部分。隨着中共二十大定於今年年底召開，維護這些政治遺產變得更加重要，因爲習近平試圖繼續連任。

但是，習近平對中共專政權力的高度依賴可能會損害政權的穩定並危及其統治。

中共領導人是由他們的政治遺產確立的，或者說為了某種政治利益而採取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政策以顯示他們的統治權力，並強調中共體制的優越性。對於無神論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來說，政治「成就」是非常重要的，因爲他們無法通過自己的血統或來世來保證他們的政治遺產。

當他們在生的時候，中共領導人會盡其所能保護自己的政治遺產，以防受到挑戰而失去「權威」。

毛澤東領導中共取得了中國內戰的勝利並建立了政權，這使他成爲擁有最大權威的中共領導人。但他的統治卻因「大躍進」而聲名狼藉，這場運動造成了歷史上最嚴重的饑荒，並引發文化大革命的混亂。

鄧小平的政治遺產，他領導的「改革開放」雖然開啟了中國的現代經濟繁榮，但卻被天安門廣場大屠殺的血腥事件所玷污。

因此，在意識形態問題上的鬥爭可能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毛澤東在其災難性的大躍進之後，在政治上被邊緣化，後來就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儘管這場長達十年的運動導致數百萬人死亡，並使中國的傳統遺產遭到破壞，但毛澤東獲得了影響力——和復仇——對付那些曾削弱他權力的高官，如劉少奇和彭德懷，他們都沒有在「偉大的舵手」面前倖存。

1992年，鄧小平已經退休數年，但他仍有足夠的權威「南巡」，以確保他的繼任者江澤民不會放棄「改革開放」。

鄧小平之所以擔心，是因爲在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之後，他允許江澤民成爲中共總書記，而江澤民在上任後一直在推行「階級鬥爭」和「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左翼」政策，而不是堅持其政治遺產。鄧小平的名言：「誰不改革，誰就下臺」，據信是為了警告江澤民和那些試圖破壞這位退休但仍有權威的領導人的政治遺產的人。

與他的前任一樣，習近平自2012年掌權以來，作爲中共領導人，一直努力展示他的執政能力，並且通過他的政策突出中共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優勢。他發起了反腐運動，開展了「大國外交」，進行了軍隊改革，聲稱已經「消滅了」中國的絕對貧困，並在經濟增長放緩之際對金融部門和過熱的房地產市場進行去槓桿和化解風險。習近平通過「雙循環」和「共同富裕」等政策促進自力更生，並採取措施糾正加劇中國即將到來的人口衰退的冷酷的獨生子女政策。

儘管中共掩蓋了2019年底武漢爆發的新冠病毒疫情，但中共仍聲稱習近平針對新冠病毒的「人民戰爭」和「清零」政策使中國成爲疫情期間最安全的國家之一，併成爲生物安全的領導者。

去年，習近平通過了一項「歷史決議」，將自己與他的直接前任——江澤民和胡錦濤——區分開來，並在民族主義高漲的浪潮中，將自己樹立爲黨和國家的「救世主」。所有這些成為了習近平的政治遺產的一部分，並與他的權威緊密捆綁在一起。

然而，習近平聲稱的所有成就都是以政權和中國人民的巨大代價換來的。近年來，他咄咄逼人的戰狼外交和軍事政策讓世界警惕了中共的全球野心，並在最近幾年對中國施加了更大的地緣政治壓力。習近平的國內政策正在疏遠黨內精英和官員，加劇了中國經濟的惡化，加速了資本外流，並導致中國人民對政權逐漸失去信心。

經濟可能是最令北京擔憂的問題，因為自鄧小平時代以來，中共一直將其執政合法性與經濟增長捆綁在一起。官方稱，2022年第一季度中國的GDP增長率爲4.8%，由於封控，預計第二季度的情況會更糟。分析師們已經將中國年度GDP預測下調至約4%及以下，遠低於5.5%的官方目標。

4月份，中國官方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從49.5降至47.4，爲2020年2月以來的最低水平。此外，外國投資者在3月份通過香港債券通拋售了價值177億美元的中國債券，這是自2017年8月以來最大的資金外流，而截至3月底，外國持有的中國債券爲35.7億美元，是5個月以來的最低水平。

儘管習近平在官方宣傳中被視爲「人民領袖」，但他的政策——尤其是「清零」措施——已經疏遠了越來越多的中國民衆。社會不滿情緒的表達在上海最爲明顯，上海是中國最大的城市，也是一個主要的金融中心，這裏的居民更加富裕和敢言。官員們被發現濫用權力謀取私利，以及被「清零」防疫要求壓垮。

在4月25日那一週，上海居民在夜間敲打鍋盆，抗議食物短缺；當地官員堅持認爲抗議活動是「外國敵對勢力」所爲，警察威脅要逮捕組織者。4月30日，當地居民偶然發現了一個居委會裡面儲存著腐爛的蔬菜，這些蔬菜似乎是被官員扣留而沒有分發給飢餓的家庭，於是他們在街上砸爛了這些蔬菜以示抗議。其他居民也有類似的發現，並指控當地官員腐敗。

許多居民還抗議反覆進行核酸檢測和其他極端的封控措施。與此同時，上海音樂家們演奏的，讓人聯想到2019年香港抗議活動中的插曲，《你可聽到人民在歌唱》的兩段視頻在中共審查人員刪除之前被分享了數萬次。

習近平已不再是黨和國家的「救世主」，而是越來越被視爲一個需要反抗的毀滅性的暴君。

習近平領導層試圖通過政策和宣傳來挽回局面。大陸官方媒體不斷宣傳「清零」是中國對抗疫情的最好方式，而醫學專家則將矛頭指向地方官員，指責他們誤解了北京的政策，執行得過於僵硬。

爲了在疫情期間促進「物流和供應鏈的通暢」，放鬆房地產行業的限制，以及「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等政策相繼出台。在上海，實現了「社會清零」的社區放鬆了封鎖，而官方數據顯示接近4月底的病例有所減少。

然而，只要決定其政治遺產的政策仍然存在，習近平就很可能無法使中共擺脫日益加深的危機。中共體制的「制度優勢」可能以導致快速和極端效果而聞名，但極權主義的政治文化幾乎完全無法讓政策落實到位。儘管高層發出警告，中共官員還是採取了「寧左勿右」、「一刀切」和「運動式」的方法來執行北京的命令。

例如，地方政府寧願在發生疫情時隔離卡車司機並命令工廠停工，以滿足更直接的「清零」要求，而不是在更復雜的「保證物流通暢」政策下做出變通，以保持供應鏈的運轉。

爲了保持「政治正確」，上海官員在放寬了一些限制後，可能會再次採取更嚴格的措施，以應對不斷增加的病例。值得注意的是，在3月的最後一週之前，上海對疫情防控採取了相對寬鬆的方法，這似乎導致了上海官方的衛生專家被邊緣化，他們提倡採取有針對性的措施來防疫，將對城市和人民的影響降到最低。換人的變化可能導致了4月份的「清零」失敗。

習近平的政策也使他容易受到政治對手的攻擊和破壞。4月下旬，兩名「紅三代」太子黨——葉劍英元帥的孫女葉靜子和據稱是徐向前元帥的孫子、京東的徐磊——在中文社交媒體上發表了神祕的帖子，觀察人士將其解讀為，這暗示習近平的派系敵人是上海災難性應對疫情的幕後黑手。

雖然習近平無疑要對他的政策負有大部分責任，但如果他的政敵可以爲了達成自己的目的而破壞習近平的政治遺產，就不能排除他們會抓住機會讓情況變得更糟。

習近平的政治對手可能會抓住他僵化的「清零」運動、經濟失敗以及國際社會對他的戰狼外交政策的抵制所帶來的災難，迫使他在中共二十大之前做出各種讓步。

就像大躍進剛結束時的毛澤東一樣，習近平面臨着因其破壞性政策而失去一些權力的風險。習近平可能會通過加強反腐運動來消滅派系對手來避免毛澤東的命運。黨內精英之間的這種內部矛盾的升級可能會嚴重危及整個政權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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