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格精選
習近平的「歷史決議」弱化了其前任的政治遺產
◎這篇分析首次發佈是在11月19日「透視中國」會員專屬的中國時事週報中。 訂閱「透視中國」會員可以查看過去中國時事週報分析存檔。
说明指出，《決議》是由政治局常委主持成立的工作組起草的。該工作組由習近平領導，王滬寧和趙樂際擔任副組長。4月「在黨內外一定範圍征求意見」，9月向「黨內一定範圍征求意見，包括征求黨內部分老同志意見」。
該決議包含序言和結論，以及七個部分。
第一部分是「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偉大勝利」，概述了毛澤東和其他中共領導人如何建立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並最終奪取政權。該部分還批評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王明的「左傾教條主義」和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同時肯定了毛澤東的「歷史決議」，它「使全黨對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認識達到一致」。
第二部分，「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和推進社會主義建設」，概述了毛澤東作為中共政權第一任領導人的執政。毛澤東被譽為領導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進行『第二次結合』」。毛澤東的思想被描述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創造性運用和發展」以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決議」不點名批評毛澤東，指其沒有堅持中共第八大的「正確路線」而出現「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化運動等錯誤以及反右派鬥爭被嚴重擴大化。「決議」點名批評毛澤東由於「完全錯誤的估計」而發動了文化大革命，但把責任歸咎於「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了毛澤東同志的錯誤」。
第三部分，「進行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將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的「歷史貢獻」一起「打包」。鄧小平被認為是「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江澤民被認為是「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向二十一世紀」；胡錦濤被認為是「在新形勢下堅持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決議」對鄧江胡時期的歷史定位是：「為了推進改革開放，黨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組織路線，徹底否定「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正確評價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以及「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飛躍。」
第四部分，「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認為習近平開創了「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提出了「一系列原創性的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習近平被譽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主要創立者」，這一政治理論代表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二十一世紀馬克思主義，是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精華，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飛躍。」另外，「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被認為「反映了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心願」，對推動黨和政權取得「歷史性成就」和「歷史性變革」具有「決定性意義」。
第四部分還強調了習近平在其任期內監督了「歷史性成就和歷史性變革」的13個領域。
- 堅持黨的全面領導；
- 全面從嚴治黨；
- 經濟建設；
- 全面深化改革開放；
- 政治建設；
- 全面依法治國；
- 文化建設；
- 社會建設；
- 生態文明建設；
- 國防和軍隊建設；
- 維護國家安全；
- 堅持「一國兩制」和推進祖國統一；
- 外交工作
此外，該部分聲稱，在習近平的領導下，「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
第五部分，「中國共產黨百年奮鬥的歷史意義」，呼籲關注在5個方面，「以更宏闊的視角，總結黨的百年奮鬥的歷史意義。」
- 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人民的前途命運；
-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覆興的正確道路；
- 展示了馬克思主義的強大生命力；
- 深刻影響了世界歷史進程；
- 鍛造了走在時代前列的中國共產黨。
第六部分，「中國共產黨百年奮鬥的歷史經驗」，從10個方面總結了中共的歷史經驗。
- 堅持黨的領導；
- 堅持人民至上；
- 堅持理論創新；
- 堅持獨立自主；
- 堅持中國道路；
- 堅持胸懷天下；
- 堅持開拓創新；
- 堅持敢於鬥爭；
- 堅持統一戰線；
- 堅持自我革命。
第七部分，「新時代的中國共產黨」，對習近平領導中共和政權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進行了定位。黨中央號召「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要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覆興」。
我們的分析：
簡要而言之，習近平的「歷史決議」旨在通過吹捧他對21世紀馬克思主義發展、中共的意識形態工作和中共歷史的「偉大、光榮、正確」的貢獻來確立他在中共過去、現在和未來的重要性。習近平這樣做是希望大幅提升他的「權威」，並證明他在2022年中共二十大上打破當前中共的領導人任期規範並獲得連任的做法是合理的。
2.毛澤東和鄧小平是在與當時的政敵派系鬥爭中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之後，在他們的「權威」相對不可動搖的時候，才發表了各自的「歷史決議」。毛澤東和鄧小平都希望否定其政敵的「錯誤路線」，並證明他們對黨的看法是當時的政治正統。
相比之下，習近平發布「歷史決議」時，他的主要派系對手仍然強大（江派、有影響力的太子黨等），派系鬥爭還沒有決定性的解決。此外，習近平的「權威」還沒有達到毛澤東或鄧小平的水平。習近平可以寫進他的「歷史決議」的內容也受到他自己堅持避免「歷史虛無主義」和努力利用黨史來建立他的「權威」的限制。綜上所述，上述因素意味著習近平無法像毛澤東和鄧小平在各自的決議中那樣，在他的「歷史決議」中徹底批評和打壓他的派系敵人。
作為一種變通方法，習近平巧妙地弱化了他前任的政治「成就」，同時誇大了自己的成就，並誇大了他對意識形態工作的貢獻。例如，習近平的「歷史決議」將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都歸功於參與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而習近平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超越了他們的意識形態工作。習近平在文件中被提及22次，而毛澤東被提及18次，鄧小平被提及6次，江澤民和胡錦濤各被提及一次。
同時，習近平只是間接地批評江澤民和江派。習近平認為他的政治「成就」包括「解決」江派統治時期（1997年至2012年）的問題，例如「管黨不力、治黨不嚴」、腐敗、「團團伙伙」以及資本無序擴張等。雖然習近平對派係對手的間接指責並沒有被觀察者忽視，但遠非對他們「錯誤路線」的徹底否定，這表明習目前缺乏徹底解決派系鬥爭問題所需的「權威」。
3．習近平的「歷史決議」悄悄地為他將中共的「集體領導制」進一步轉向強人獨裁奠定了基礎。
最明顯的是，整個「歷史決議」中沒有提到「集體領導」這個詞。決議中最接近「集體領導」這種說法的只有「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這一句話。習近平的其他前任是「以某某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形式來介紹的，並沒有說明他們是「集體領導」的一部分。「歷史決議」也沒有表明鄧小平建立了「集體領導制」並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
習近平的「歷史決議」似乎也適用於他是黨的唯一「核心」領導人。習近平在文件中7次被定位為黨中央的「核心」（沒有「集體領導」），而毛澤東被「限定」為「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同時，習近平的「歷史決議」沒有提到鄧小平和江澤民是官方指定的「核心」領導人。「核心」領導人的概念最初是由鄧小平設計的，以提高江澤民的「權威」，並被追溯到他自己和毛澤東。
最後，習近平的「歷史決議」只是隱晦提到了黨內反對個人崇拜和黨內民主的發展。在評估毛澤東執政時，該決議指出，「遺憾的是，黨的八大形成的正確路線未能完全堅持下去」以致出現了「『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等錯誤，反右派鬥爭也被嚴重擴大化」。相比之下，鄧小平的「歷史決議」強調並闡述了「黨的八大的路線是正確的」，因為他實施了「集體領導制」並確保了他的政治遺產。習近平對黨內民主和個人崇拜的弱化表明，他打算在推進自己的模式和政治遺產的同時遠離鄧小平的模式和政治遺產。
4.習近平的「歷史決議」將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對中共黨史和總體政策的貢獻的重要性降至最低。
「改革開放」沒有被列入「中國共產黨百年奮鬥的歷史經驗」的10條歷史經驗，也沒有被列入習近平認為中共應該堅持的運作原則，他的13個「歷史性成就」和「歷史性變革」也是從這些原則中產生。習近平略去「改革開放」使其和中共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靈活地使用或放棄這一政策，而不受其約束。
考慮到中共的特性、運作和派系鬥爭，習近平在回顧中共的歷史時，至少有兩個可能的原因弱化了中共過去40年最著名的政策的突出地位。
首先，中共仍然正式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社會主義。采取「改革開放」政策只是一項務實的措施，以使中共政權在毛主席領導的更純粹的共產主義形式破產後，能夠在後毛澤東時代生存下去。後來，這一政策被證明有助於中共政權獲得外國資金、技術和外交友好，並為其對外影響行動提供掩護；「改革開放」對中共的全球稱霸議程很有幫助。然而，「改革開放」的核心最終是反社會主義的，習近平渴望對「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進行更「原教旨主義」的解釋，他不能完全接受這一政策，以免它與他的政治思想和意識形態工作相矛盾並受到破壞。企業、投資者和政府應該從習近平的「歷史決議」對「改革開放」的邊緣化中認識到，他們面對的是一個共產主義政權，而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並采取相關預防措施，而不是寄希望於中共能夠改良。
第二，習近平不希望鄧小平的政治遺產超越他自己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飛躍」，並弱化他在派系鬥爭中的影響力。例如，習近平需要其「對外開放」的政治「成就」被視為「歷史性成就」或「歷史性變革」，而不是像江、胡那樣堅持鄧小平「改革開放」的結果。因此，弱化「改革開放」更能讓習近平的理論「創新」和政治「成就」自成一體，而將鄧小平和他欽點的繼任者的「成就」和思想工作降到最低。雖然習近平將「深化改革開放」列入他的13項「歷史性成就和歷史性變革」，但這很可能是對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的微妙嘲諷，也是對自己能力的誇耀；與那些只談「改革開放」但做得不夠的前任不同（在習近平看來），習近平敢於將「改革開放」推向「深水區」，確保實際成就。
5.習近平的「歷史決議」沒有提到江澤民對法輪功的迫害，盡管這是中共曾經聲稱取得「決定性勝利」的高調政治運動（見這里，這里和這里）。考慮到該決議沒有直接點名卻提到了天安門大屠殺事件，這表明如果事件可以被認為是黨的「成就」，習近平並不顧忌將有爭議的人權問題納入其「歷史決議」。
在考慮到中共的特性、運作和派系鬥爭之後，習近平在「歷史決議」中完全不提迫害法輪功可能有三個原因。
首先，中共並沒有取得對法輪功的「決定性勝利」。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後，中共較快地鎮壓了民運人士，但在1999年7月江澤民下令迫害法輪功的二十多年後，中共仍在與法輪功展開《經濟學人》所描述的「消耗戰」。事實上，中共甚至在一些重要的領域輸掉了這場「戰爭」；華盛頓特區智庫歐洲政策分析中心在2021年5月的一份報告中指出，「中共根本無法跟與法輪功有關的媒體（大紀元時報和新唐人電視台）競爭」，儘管中共宣傳媒體每年花費100億美元，而大紀元傳媒集團僅為800萬美元（1美元：1,250美元）。中共對法輪功的無果而終的打擊意味著它不是「成就」，因此應該將其排除在習近平的「歷史決議」之外。
第二，習近平似乎缺乏「權威」發布徹底批判其派系對手及其「錯誤路線」（見第2點）的「歷史決議」。如果是這樣的話，即使習近平正在慢慢拆除江澤民的反法輪功機構（見這里，這里，和這里）他仍然沒有「權威」在像「歷史決議」這樣的重要黨內文件中明確打擊江澤民的重要政治遺產。
第三，習近平可能擔心自己會因為呼籲關注一個涉及嚴重侵犯人權懸而未決的問題而危及黨和破壞自己的「權威」。長期以來，中共一直試圖轉移人們對其侵犯人權行為的注意力，以免其在國內外失去政治合法性，導致「亡黨亡國」的情況發生。考慮到習近平的「歷史決議」部分是為了支持其「保黨」的努力，因此即使這場迫害是黨內的合法「成就」，或者可以給他提供了派系鬥爭的優勢（通過打擊他的主要政治對手的負面政治遺產），他也不願在文件中提及法輪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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