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協調黑海運糧背後，大國之夢與選舉焦慮

七月下旬，在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主持下，烏克蘭、俄羅斯、土耳其和聯合國四方達成糧食協定，協議重新開放被封鎖的黑海運輸路線，將滯留在烏克蘭的糧食釋放至國際市場，為持續數月的黑海運糧僵局帶來一絲曙光。八月一日，第一艘滿載玉米的運糧船已由敖德薩港出發前往黎巴嫩。

自俄烏衝突爆發起，烏克蘭的糧食出口爭議便持續延燒，俄羅斯封鎖了黑海和亞速海的運糧通道，引發外界對全球糧食安全的擔憂。而身為世界第五大糧食出口國的烏克蘭出口的小麥和玉米中，有百分之九十以上通過黑海港口運輸。

眼見情勢如此發展，外界頻頻呼籲俄烏通過談判解決黑海運糧僵局，然因戰事持續膠著，協商的障礙遠比想像中巨大。由俄羅斯視角出發，自身也是產糧國，本就無促成黑海運糧的需求，故其更多是將此事當作談判籌碼，要求西方解除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由烏克蘭的立場來看，其擔憂俄羅斯趁隙進攻敖德薩，因此也不願撤除布於黑海的水雷，甚至要求美歐第三國派出軍艦護糧、給予烏克蘭反艦導彈，如此立場同樣增加了談判難度。

在此脈絡下，參與斡旋的第三國不僅要能同時取信俄烏兩國，也須對黑海事務有一定發言權，並能以公正第三方的身份，協助檢查港口出入船隊，確保航線安全，方有機會在談判中發揮作用。

由此視角觀之，土耳其掌握了進入黑海的半把鑰匙，又在俄烏衝突爆發後周旋於俄羅斯、北約之間，自是相當合適的斡旋國；而由土方外長恰武什奧盧在六月八日接待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討論烏克蘭穀物出口的相關問題，又於七月二十七日在伊斯坦布爾成立黑海糧食外運聯合協調中心，作為公正第三方平台來看，土耳其也確實在此議題上出力甚多。即便協定仍有被戰火焚毀的風險，土耳其經緯區域事務的能力與意願依舊不容小覷，而這背後既有對國家戰略的未來構想，亦與土耳其的內政因素相關。

首先，土耳其協調黑海運糧的行為，與其在俄烏戰爭後的其他舉措，包括邀請俄烏官員前來土耳其談判、阻攔芬蘭與瑞典加入北約、對伊拉克北部的庫爾德武裝勢力發起打擊、宣布將在敘利亞開始新一波軍事行動等，皆是同一對外戰略思維的產物：在不斷收穫國際威望、獲取實質利益的過程中，使土耳其成為能在歐亞大陸左右開弓的區域強權。

在二零一零年「阿拉伯之春」爆發後，被歐盟冷遇許久的土耳其開始了地緣轉離以往的親西方路線，逐步加大對周遭事務的介入，包括伊朗核問題、巴以衝突、敘利亞內戰、利比亞內戰、高加索衝突等，摒棄了奉行多年的不干涉主義原則，甚至不惜動用武力，以擴大作為中等強國的影響力和話語權。

如此轉向，背後自然不離國際局勢的變化：第一，在宏觀國際結構視野下，西方的發展優勢正在放緩，政治與經濟實力也日漸衰頹，以中俄為代表的非西方國家與新興經濟體正在崛起，多極化的國際關係格局或將成為未來主流，土耳其自也想在其中扮演角色，從西方附庸成為名副其實的歐亞樞紐。

第二，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亦在後冷戰時代受到重挫。過往各國之所以服從美國一手形塑的國際體系，除因在物質與國家安全上仰賴美方外，也與自由主義話語的風行相關。然而伴隨美國物質影響力衰弱，其曾仰仗的學術、媒體話語霸權亦出現裂縫，美國難再壟斷干預他國的「正當性」話語專利，諸如土耳其這般中型國家所需考量的「行動道德成本」連帶下降，此次俄烏衝突爆發後，印度等非西方世界出現部分「挺俄」網路輿論亦為例證。

第三，在上述脈絡外，土耳其又遇上「阿拉伯之春」的地緣變局，以及美國的戰略轉向。尤其美國為求重返印太，正在逐步撤出中東與歐亞大陸邊陲，形同是為土耳其、沙特、伊朗等周邊國家提供了逐鹿空間，土方的行動由此愈發積極。

綜觀土耳其近年對外舉措，從介入敘利亞局勢到協調俄烏衝突，埃爾多安夢想的新土耳其呼之欲出：成為區域性的伊斯蘭強權，能在歐亞大陸上設計與指導新的「後西方」安全架構，並成為首批塑造新多極世界秩序的非西方大國之一。

以土俄關係為例，土耳其先是在二零一七年不顧美國反對，向俄方採購S-400導彈防禦系統，導致土美關係一度緊張，卻又在二零二零年與俄軍在敘北發生軍事衝突，展現了「合作但不避諱競爭」的外交底色；正如其面對俄烏衝突，同樣能借阻攔芬蘭、瑞典加入北約一事，向俄羅斯示好，卻又同時提供烏克蘭軍用無人機般。

然正是這般過度「積極有為」，暴露了土耳其大國夢下的幾許陰影：在經濟劣勢侵蝕民意基礎的背景下，埃爾多安也有意借著「大國夢」的對外政策，汲取民族主義選票，寧可冒險也要交出「成績單」，以轉移民眾對治理難題的關注。因此土耳其時緩時硬、搖擺不定的外交政策，雖有出自成為歐亞區域強權的戰略考量，卻也帶有幾絲「搶救選情」的急迫。

在正義與發展黨（正發黨，AKP）執政前期，土耳其經歷了經濟的高速成長，截至二零一八年里拉危機爆發前，其GDP高達九千億美元，排名世界規模第十七。如此亮眼數據，一是趕上了二零零八年至二零一三年美歐日等發達市場通過多輪量化寬鬆政策，翹動大筆資金湧入包括土耳其在內的新興市場，刺激了經濟的高成長；二是埃爾多安政府慣行低利率政策，推動了土耳其基建與房地產的蓬勃發展。

但如此經濟奇蹟，今日已難重現。二零一七年，美聯儲三次加息；二零一八年美國對土國鋼鋁製品加徵一倍進口關稅，土耳其由此爆發嚴重貨幣危機，並在里拉對美元匯率持續暴跌下，引發了企業債務違約、經濟增長收縮、停滯性通脹來臨等連動損害。埃爾多安領導的正發黨，亦於二零一九年失去伊斯坦布爾等三大城的執政權。

根據土耳其統計局今年六月三日公布的資料，土耳其五月消費價格指數（CPI）較去年同期上漲百分之七十三點五，創下二十年來新高，但二零二三年總統大選已然迫在眉睫，經濟的硬傷必然衝擊埃爾多安選情。在此情況下，他不可能錯失俄烏衝突這個政治舞台，不論結果如何，埃爾多安都必然要有所表現與行動，並讓土國媒體配合宣傳。表態用兵敘北如此，協調黑海運糧亦然。

簡言之，土耳其在俄烏衝突中的一系列活躍行動，是內政考量與對外戰略相互作用的複雜結果，埃爾多安希冀打造強大的土耳其，同時鞏固自己的雄才形象。然若以長遠視角觀之，土耳其終究要為經濟困局尋找出路，不論是設法與中國「一帶一路」等新建置共融，或是更加汲取歐亞市場的潛在利益，土耳其都不能無視經濟戰爭的大山，更不能無節制濫用對外戰略餵哺國內選情。打鐵還需自身硬，是所有大國夢的不變真理。

原文發表於

2022.8.15-8.21 亞洲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