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信中原不姓朱－用盡一生為護國而奮鬥的立陶宛外交官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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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立陶宛的一個嚴冬，對那個揹著油漆桶的老太太來說，這一定是一次不凡的經歷。有一個精力充沛、苗條的男子向她伸出援手，起初她並沒有意識到，這是總統候選人之一的小史塔西斯.洛索萊提斯。然而，當她走到她家門口時，洛索萊提斯先生已經成功說服她投他一票。他為每一張選票而戰，就像他一生為一個自由、民主和獨立的立陶宛而戰一樣。和他之前的祖父和父親一樣，他曾在國外代表立陶宛。此外，洛索萊提斯也和父親一樣，他成年後的大部分生涯都在為讓祖國恢復獨立而努力。

儘管身為立陶宛駐美大使，洛索萊提斯先生仍然過著簡樸的生活，總是穿著低調，但又不失時髦。儘管競選期間在立陶宛感覺很安全，但洛索萊提斯先生對當局堅持要派保鏢保護他感到有些困擾。「共和國報」（Respublika，立陶宛最大報刊暨出版集團）的主編維塔斯.托姆庫斯（Vitas Tomkus）為洛索萊提斯先生提供了一輛汽車以幫助他跑競選行程。不過，他還是堅持親自駕駛當地汽車而不是高檔進口車，在自由的立陶宛進行恢復獨立及頒行新憲以來的首次總統選舉。曾在華盛頓特區擔任公使館特助的妲內爾.薇杜提絲（Danele Vidutis）回憶道：「有人還建議候選人若不戴眼鏡和穿著高領毛衣的話形象會更好」。洛索萊提斯先生堅持熱情地展開競選活動，重點是希望創造更美好的未來的想法，而不是營造他的形象。在這些寒冷的冬日，人們常常不知疲倦地穿過泥濘，溫暖的人們成為洛索萊提斯繼續努力競選的動力。最終，他將在1993年總統大選中獲得第二名、近40%的選票。

對於1924年8月2日在柏林出生的立陶宛外交官的兒子來說，所有的這一切都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在1929年父親老洛索萊蒂斯被調往駐羅馬公使館後，5歲的史塔西斯.洛索萊提斯和他的家人一起隨之搬到羅馬。年輕的史塔西斯不可能意識到義大利最終幾乎變成了他的第二故鄉，他將在那裡度過大半生。1932 年，老洛索萊提斯成為立陶宛外長。全家搬回了當時的立陶宛首都考納斯（Kaunas）。

在二次大戰前的動盪年代，位於考納斯的K.多奈提斯街（K. Donelaičio gatvė）*的洛索萊提斯家，其一樓曾經是戰前政治精英的聚會場所。年輕的史塔西斯就讀於考納斯的佩奇考斯凱特文理中學（Pečkauskaitė gymnasium）。史塔西斯在該校學習從音樂到文學的文化活動課程，並參加了全國性的法語作文比賽。他的同學形容他是一個安靜而冷靜的年輕人。一些年輕的文理中學學生及其家人的名字最終讀起來就像立陶宛戰後年代的名人錄。

*（譯註）其命名由來是立陶宛路德派牧師＆詩人克里斯提諾納斯.多奈提斯（Kristijonas Donelaitis），他是立國著名詩集「四季」（Metai/The Seasons）的作者。

在考納斯待了不到5年之後，老洛索萊提斯從外長一職卸任，並被任命為立陶宛駐義大利公使。全家返回羅馬。為了確保他們的小男孩們（小洛索萊提斯和弟弟卡齊斯（Kazys））能夠保有他們的立陶宛語能力，洛索萊提斯家族聘請了艾都阿達斯.鮑德萊卡（Eduardas Budreika）先生。鮑德萊卡先生會教他們立陶宛語、數學和其他青少年感興趣的科目。與此同時，鮑德萊卡先生也繼續在羅馬大學就讀。三個金髮碧眼的北方男孩騎著他們的立陶宛三色自行車穿過羅馬街頭時也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就在戰爭爆發之前，他們年輕的老師學成返國，兩個小男孩開始在羅馬的德國文理中學上學。1944 年，20歲的小洛索萊提斯進入羅馬大學法學院，並於1948年畢業。

1940年8月蘇聯佔領立陶宛後，俄國人接管了立陶宛駐羅馬大使館。由於教廷仍然承認立陶宛，洛索萊提斯一家被迫遷往梵蒂岡。立陶宛駐梵蒂岡大使史塔西斯.吉德瓦伊尼斯（Stasys Girdvainis）在這裡守住了一小塊的立陶宛領土，並為所有居住者提供立陶宛公民身份和護照。雖然出國旅行需要出入境簽證，但這只是一個小小的不便。與此同時，立陶宛流亡外交機構在嚴苛的環境中發揮作用，幫助了成千上萬流離失所的立陶宛人。

1948年畢業後，小洛索萊提斯成為立陶宛駐梵蒂岡大使館秘書，最終於1954年成為一等秘書。1950年，小洛索萊提斯以代理特使的身份參加了教宗庇護十二世（Pope Pius XII）舉行的禧年慶典（Jubilee）。小洛索萊提斯大使後來回憶這段日子時如此說道：「做為立陶宛外交官是極其困難的。畢竟，（當時）沒有人相信立陶宛未來會重獲自由」。大多數國家必須在與蘇聯保持良好的經貿和安全關係的需要，以及對波羅的海國家的支持之間權衡利弊，而這些決定往往是在蘇聯的威脅利誘下做成的。

1958 年若望二十三世（John XXIII）當選新任教宗之後，生活變得更加複雜。外交傳統在在這種時候會要求各國外交官重新呈遞國書。但沒有國籍的立陶宛特使既沒有有效力的新國書，也沒有官印。1970年，當駐梵蒂岡公使吉德瓦伊尼斯去世時，情況變得更麻煩。小洛索萊提斯成為立陶宛駐梵蒂岡公使臨時代辦（義語正式名稱 Gerente gli Affari della Legazione，即「公使館事務經理」）。於此同時，公使館的營運資金籌措也變得越來越困難。儘管如此，立陶宛公使館仍能夠在蘇聯佔領立陶宛的整個時期保持營運，這主要是透過立陶宛僑民的財政和道義支持。

立陶宛駐梵蒂岡公使館外交官的生活不能有太多的幻想。在羅馬的許多任務都不是很愉快。洛索萊提斯先生後來回憶這段動盪時刻：「整個公使館只有兩個人，父親和我，沒有任何行政人員。我們必須做代表性工作，寫文章並處理數百個小任務」。工作人員透過為立陶宛的解放而奮鬥和疾呼，來維繫與同齡人士和同事的聯絡，並保持他們的精神。在倫敦舉行的為期一周的立陶宛研究期間，史塔西斯.洛索萊提斯曾就政治和流亡問題發表談話。讚揚立陶宛人追求自由和獨立的高尚品德。洛索萊提斯還跟立陶宛裔美國人知識分子和有力人士一同參加了跨大西洋會議。

洛索萊提斯在羅馬遇到了丹妮拉.德珂爾（Daniela D'Ercole）。丹妮拉後來成為洛索萊提斯的「牽手」，並相伴終生。駐華盛頓大使館特助蒂努特.V.諾絲（Danute V. Nourse） 說：「他的妻子 丹妮拉與他一起無私的奮鬥不懈，讓祖國重獲自由的理念使他的一生保持活力。這些努力為立陶宛恢復獨立鋪平了道路。」

1983年，就在他父親去世前不久，洛索萊提斯被任命為駐華盛頓公使館顧問。他移居美國華盛頓特區，與立陶宛流亡外交機構首長暨駐美公使史塔西斯.安塔納斯.巴基斯（Stasys Antanas Bačkys）一起工作。但與一般的大使館或公使館相比，立陶宛駐美公使館寒酸困窘到一個不尋常的程度－既缺乏營運資金，也沒有多少員工。*但洛索萊提斯仍憑藉他的實務經驗，竭力維持剩餘的外交關係－特別是駐美國公使館。這是為立陶宛重新獲得獨立的那一天做準備的一項重要任務。已經有太多人認為立陶宛是一個已經消失的國家。洛索萊提斯最終在華盛頓度過10年。這將是極其難忘的10年。

*（譯註）當波羅的海三國被蘇聯兼併時，美國因為「威爾斯宣言」之故拒絕承認蘇聯對三國的兼併，也不承認蘇聯對三國的實效統治，同時凍結了三國的在美資產，包括存放於聯邦準備銀行中的黃金儲備。這些資產，特別是外幣或黃金儲備只有立陶宛駐美公使有資格提存使用，但額度受到美國國務院和財政部控管，而且只能用在駐美公使館。雖然如此，到了1980年時，立陶宛的在美資產仍然無可避免的瀕臨見底，這導致駐美公使館不但只能提供遠遜於他國使館的薪資，甚至連公使館的修繕費都拿不出來。最後透過在美立僑的募捐，以及在美國國務院斡旋下由拉脫維亞駐華盛頓公使館提供的、每年12萬美元的無息貸款，才讓立陶宛駐美公使館勉強避免關門的命運。拉脫維亞貸款一直到1991年終止，總共貸款給立陶宛方面152萬美元。這筆貸款立陶宛政府最終於2005年還清。

1987 年，洛索萊提斯先生接下巴基斯先生的棒子，成為立陶宛流亡外交機構的負責人。1989年秋天，柏林圍牆倒塌。幾個月後，也就是1990年3月11日，全世界都在註視立陶宛宣布脫離蘇聯並恢復獨立。作為第一個離開蘇聯的加盟國，立陶宛掀起了蘇維埃帝國解體的序幕。

立陶宛恢復獨立了！在經過多年爭取民主和自由的奮鬥之後，洛索萊提斯先生的祖國終於重光。對他來說，這無疑是經過這麼多年的努力和服務後所得到的最重大獎勵。小史塔西斯.洛索萊提斯成功地在美國和立陶宛當局之間建立了許多橋樑，這些橋樑在令人難忘的 1989年至1991年的大變局時期可謂至關重要。在獨立初期的脆弱時刻，立陶宛與美國的這些關係在政治上具有最高度的重要性。到1991 年，被恢復獨立後的政府正式任命為首任立陶宛駐美大使的洛索萊提斯先生，以幽默的方式面對這些轉變的歲月。他的工作涉及的文書工作和傳統外交相比要少得多，以應對許多外交挑戰。他成功地依靠即興發揮來實現非傳統的外交解決方案。立陶宛重光後，洛索萊提斯先生日益頻繁的出現在美國的電視和廣播節目中。會說多種語言的他以英語、法語、德語、波蘭語和義大利語接受眾多外國媒體的採訪。事後看來，小史塔西斯.洛索萊提斯在華盛頓的存在，可以說是重獲自由後的立陶宛，所擁有最好的外交關係之一。

在這段時日裡，洛索萊提斯大使都保持著非常簡樸的生活方式。他經常親自為訪客準備咖啡。人們常會看到他的妻子丹妮拉正在洗桌巾並用吸塵器清理大使館的地毯。為了將費用降到最低，洛索萊提斯先生每天都親自從寓所走上3英里（約4.8公里）的路前往立陶宛大使館，下班了也一樣走路回家，不論晴雨。他只在特殊情況下才會叫計程車，但只有在協議要求他這樣做時才會如此。大多數曾到訪立陶宛大使館訪問他和他的同事的人都記得，洛索萊提斯先生是一個簡單、誠實又開放的人，他具有迷人和超凡的魅力，在不同的年齡或文化的人之間搭起了橋樑。他來到華盛頓也帶來了一股清新的空氣，不僅僅是為了使命，也是為了在美國的立陶宛社區。華盛頓的立陶宛社區由眾多的白領知識分子組成，而當時乃至現在最大的立陶宛社區則在芝加哥。蒂努特.V.諾絲說：「毫無疑問，他是一位開明的領袖人物和立陶宛的自由鬥士」。

洛索萊提斯先生終於能夠回到他闊別了半個世紀的、立陶宛的家鄉。帶著遙遠的回憶，作為考納斯的一個小男孩，他在一個寒冷的冬日來到立陶宛，受到了他成年後大部分時間一直在為之奮鬥的人們－立陶宛民眾的熱烈歡迎。1992年，洛索萊提斯大使被考納斯的維陶塔斯.馬格努斯大學（Vytautas Magnus University，立陶宛最著名&頂尖的國立大學之一）授予名譽博士學位。這次旅行是帶有使命的，不是觀光旅遊。因為新的政治精英邀請他討論作為該國第一次總統大選的候選人參選的可能性。

1993年初，洛索萊提斯先生給自己尋覓並擔任一個全新的角色。他以「希望總統」（President of Hope）為口號，著手以新方法擘劃國家未來願景的藍圖。他以獨立身分參選，不從屬於任何政黨或運動。正如他的外交生涯充滿了對一個自由和獨立的立陶宛的希望一樣，他的競選活動專注於對更美好的未來的渴望，這種未來充滿人情味，並且能推動立陶宛向前發展。

作為國民的一份子，洛索萊提斯在競選路線的長途行程中總是堅持坐在座車的副座－駕駛的身旁。只有在妻子丹妮拉來陪伴的時候，他才會跟妻子一起坐在後座，然後用義大利語交談。在司機的耳朵裡，夫妻倆的義語聽起來宛如在唱歌。漫長的一天從早上8點開始，每天會見選民3到4次，通常是在工廠和沒有暖氣的會議廳。到了深夜競選行程結束，他繼續與競選總部幕僚長開會討論。1990 年代初期，大使館人道主義問題和教育特別助理安潔莉.拜莉（Angele Baily）回憶說，洛索萊提斯作為總統候選人，經常在競選演說過後，邀請聽眾靠近他並進行討論，好聽取他們的意見。競選活動持續了大約一個半月。這對於習慣了通常持續一年以上的總統競選活動的美國讀者來說，或許有點意外。然而，在短短幾週時間裡，洛索萊提斯先生成功獲得了38.9%的選票！*有很多關於敗選和後勢的猜測。或許這只是事後諸葛，但許多政治觀察家把洛索萊提斯的敗選視為立陶宛錯失的良機。

*（譯註）該屆大選由立陶宛民主勞動黨（Democratic Labour Party of Lithuania/LDDP，從原立陶宛共產黨改組的左翼政黨，2001年和立陶宛社會民主黨（LSDP）合併）黨魁阿爾吉達斯.布拉扎斯卡斯（Algirdas Brazauskas）對上小史塔西斯.洛索萊提斯，洛索萊提斯以自身的駐外經驗，強調會團結國人走向更好的未來。而布拉扎斯卡斯則主打自己是「『正港的』在地人」，不是「對家鄉一無所知的『外國人』」，同時他也承諾會帶領立陶宛穩定的從過去蘇聯式的計劃經濟體制，過渡到像西歐那般的自由市場經濟體制。

大選於1993年2月14日投票，投票率高達78%，結果以布拉扎斯卡斯席捲61%選票獲勝告終。

總統大選過後，洛索萊提斯先生返回華盛頓，但時間不長。1993 年 5月，宣誓就任的布拉扎斯卡斯總統將他召回國內。幾個月後，即 1993年年底，洛索萊提斯被立陶宛政府任命為立國駐義大利大使。此舉被許多人視為出於政治動機的理由和降級。對他而言，羅馬就像是他的第二個家，他畢竟在那裡度過了40多年，但他的思想和生活始終圍繞著立陶宛。

1994年6月13日，洛索萊提斯先生在回訪華盛頓進行個人訪問時，因為肝衰竭在喬治城大學醫院去世，距離他70歲生日只差幾個星期。最初埋葬在康乃狄克州帕特南，但他最後的願望是回到自己的祖國。考納斯在1999年成為洛索萊提斯先生最後的安息之地，他摯愛的妻子丹妮拉，在他的西裝口袋裡放了一顆琥珀心，陪伴他完成最後一次的旅行。*

*（譯註）洛索萊提斯去世後，遺孀丹妮拉長居於羅馬，她在2010年12月23日病逝，享年69歲－跟丈夫過世時相同的歲數。2007和2008年，她曾將丈夫和家族生前蒐藏的圖書、期刊、檔案文獻等珍貴資料，全數捐贈給立陶宛國家圖書館和國立中央檔案館。

作為在海外奮鬥一生的流亡外交官，洛索萊提斯一家當年在考納斯的故居，在1995年掛上了一塊含有洛索萊提斯父子頭像浮雕的牌匾，向後世傳頌他們的事蹟。

洛索萊提斯大使的遺產非常活躍。1996年，著名的立陶宛獨立運動領袖－維陶塔斯.藍斯柏吉斯（Vytautas Landsbergis）的兒子小維陶塔斯（Vytautas V. Landsbergis）*製作了一部短片《希望總統》，重點介紹了洛索萊提斯在1993年總統大選的活動歷程。1996 年，立陶宛作曲家奧斯瓦爾達斯.巴拉考斯卡斯（Osvaldas Balakauskas）以帶有現代感的中世紀旋律和一些現代樂器相結合，寫下了一首曲子，名叫《紀念史塔西斯.洛索萊提斯的安魂曲》（Requiem in Memoriam of Stasys Lozoraitis）。

*（譯註）小維陶塔斯的兒子，就是現任立陶宛外長暨國會最大黨「祖國聯盟－立陶宛基督教民主黨」的黨主席－格比亞魯斯.藍斯柏吉斯（Gabrielius Landsbergis）

現任（2014年）立陶宛駐美大使西吉曼塔斯.帕維李昂尼斯（Žygimantas Pavilionis）經常在演說時提醒他的聽眾，他對於他能夠在大使館服務而感到自豪，洛索萊提斯先生在使館為立陶宛重獲自由的奮鬥做出了卓著的貢獻。此外，許多慈善項目讓史塔西斯和和丹妮拉夫婦的記憶能永遠流傳。在維陶塔斯.馬格努斯大學，該校開設並持續支持外交和國際關係研究生學位課程。該計劃培養了160多名外交和國關專業人士。這些畢業生中的許多人在世界各地代表著重獲自由民主的立陶宛。這是一個為反抗蘇聯對祖國的壓迫和侵略而奮鬥並奉獻了大半人生的人，所留下的不朽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