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再集權（二）：反戰派已被擊潰，接下來輪到不聽話的戰狼了

俄羅斯僱傭兵組織瓦格納集團負責人普里戈任乘坐的私人飛機2023年8月23日在莫斯科附近墜毀，10人死亡。死者包括普里戈任、以及與他共同創辦瓦格納集團的烏特金。圖為2023年8月24日，瓦格納集團在Telegram發布的烏特金照片。（WAGNER GROUP Telegram ）

8月23日，瓦格納創辦人普里戈任（Yevgeny Prigozhin，又譯普里戈津或普里格津）墜機身亡，距其6月24日發動兵變，也不過2月光景。8月29日，普里戈任與瓦格納後勤與安全負責人切卡洛夫（Valery Chekalov）低調下葬，葬禮不對外開放、普京（Vladimir Putin）也未出席，克里姆林宮雖嚴正否認自己與墜機有關，卻也明顯不願普里戈任帶著榮光長眠。

據《莫斯科時報》（The Moscow Times）報道，2名不願透露姓名的俄羅斯消息人士稱，克里姆林宮與俄羅斯聯邦安全局舉行了多次會議，討論葬禮層級與流程，最後決定在不授予任何軍事榮譽的情況下，秘密埋葬普里戈任與其他瓦格納高層，包括確保棺材入土時，不會有大量居民、僱傭兵和同情者在附近聚集，同時阻止直播或照片在社交媒體上流傳。其原因也相當顯而易見，消息人士指出，普京對兵變始終耿耿於懷，且俄羅斯也不需要一個「進軍莫斯科的英雄」，部分海外媒體因此戲稱前述防範是「特別葬禮行動」（Special Funeral Operation）。

2022年戰爭爆發以來，普京先是壓制反戰輿論，成功消解了自由派的政治能量；而今藉著普里戈任兵變，噤聲的大棒似乎來到了「戰狼們」眼前，昭示著普京即將進行的「再集權」。

反戰派潰不成軍

首先觀察普京對反戰輿論的壓制，基本上相當成功，大有對俄羅斯自由派犁庭掃穴之勢。

其實早在俄烏戰爭爆發前，普京便有管束自由派的嘗試，其原因相當複雜，基本上可以簡述為：經歷2003年格魯吉亞顏色革命、2004年烏克蘭顏色革命、2010年阿拉伯之春爆發、2012年總統大選舞弊攻訐等事件後，普京體認到了「西方話語」對俄羅斯的威脅性、部份自由派精英的「勾結外部勢力」潛能，以及過度自由化可能引發的政治不穩，因此開始以把控媒體輿論、清查相關組織，來推動緩慢的政治整風。相關動作包括強化克里姆林宮對媒體的控制、擴大國有媒體規模、在2012年頒布《外國代理人法案》，以及授權俄羅斯聯邦通訊、資訊科技和大眾傳媒監督局（Roskomnadzor，俄語：Роскомнадзор）監管互聯網與媒體的權力等。

而2014年的克里米亞危機，以及隨後爆發的頓巴斯內戰，便是俄羅斯近年第一波整風的小高潮。藉著打壓反戰言論、封殺與政府口徑不同的戰爭報道，克里姆林宮對自由派輿論場進行了初步整肅。

例如知名線上報紙Lenta.ru便因在3月10日發布對烏克蘭右翼組織Правый сектор的採訪，而遭到Roskomnadzor警告，接著又因在12個月內收到第二次警告，面臨被法院終止大眾媒體許可證的威脅。Lenta.ru的董事長亞歷山大·馬穆特（Alexander Mamut）於是下令解雇主編蒂姆琴科（Galina Timchenko）在內的39人，改由親克里姆林宮的戈雷斯拉夫斯基（Alexey Goreslavsky）擔任新主編，這才保住了Lenta.ru的媒體生命。蒂姆琴科則與部分前員工一同至海外創辦Meduza，成為今日揭露俄羅斯政情的重要媒體之一。

無獨有偶，創立於1990年的廣播電台《莫斯科回聲》（Эхо Москвы）也在2014年11月收到Roskomnadzor警告，稱該電台播放的頓巴斯內戰第一手證詞是「為戰爭罪行辯護的信息」，若在12個月內收到第二次警告，電台可能會被關閉。Roskomnadzor同時封鎖了一批抨擊俄羅斯對烏行動的網站，包括納瓦爾尼（Alexei Navalny）的博客，以及Kasparov.ru等慣於批評普京的小型新聞網。

但前述種種整頓，都不能與2022年3月後的力道相提並論。

該年俄烏戰爭爆發後，Roskomnadzor先是進行了整體規範，要求俄羅斯大小媒體都須刪除「特別軍事行動」報道中，稱俄軍「攻擊」、「入侵」或「宣戰」的相關描述；接著進行了各別狙擊，先後點名《莫斯科回聲》、《新報》（Новая газета）、inoSMI、Mediazona、《新時報》（Новое время）、《雨電視台》（Дождь）等媒體，稱其發布「有關砲擊烏克蘭城市和烏克蘭平民傷亡的不准確信息」。

在此之後，《莫斯科回聲》、《雨電視台》於3月1日被停播，原因是播送「關於俄羅斯特別軍事行動的虛假信息」、「號召極端分子的信息」，兩家媒體的部分高層選擇轉赴海外另起爐灶；《新報》則是停止在俄出版多時，最後於同年9月被吊銷執照。

2022年3月4日，普京簽署新法案，賦予政府可用「發布有關俄羅斯軍隊及其行動的虛假信息」之名目，起訴任何個人或團體的權力，同時禁止任何傳播「不可靠」信息、「抹黑」俄羅斯國家或武裝部隊，以及支持對俄羅斯制裁的在線資源。法案的術語定義相當模糊，等於是為俄羅斯的審查制度提供更多空間，並賦予當局近乎無限的監管自由裁量權。

其中，「發布有關俄羅斯軍隊及其行動的虛假信息」伴隨著最高15年監禁，不少媒體都為此停止報道「不同於官方口徑」的烏克蘭前線消息；Roskomnadzor也在法案簽署同日屏蔽了多家外國媒體，包括BBC俄羅斯新聞、美國之音、RFE/RL、德國之聲和Meduza等。

一套組合拳下來，不只反戰輿論偃旗息鼓，自由派輿論場、宣傳組織也受重創，相關立場的政治精英更是只能低調行事，即便不如國家安全會議副主席梅德韋傑夫（Dmitry Medvedev）般突然「戰狼」，也必然是對戰爭的負面消息諱莫如深。或許正因如此，2022年9月的哈爾科夫（Kharkiv）大撤退、普京宣布動員，以及11月的赫爾松（Kherson）大撤退，都沒能引爆反戰輿論與自由派的野火燎原，至多是激發轉瞬即逝的零碎星火。

當戰狼站到國防部對立面

但時間久了之後，普京又面臨新挑戰：「戰狼們」正在國防部對立面聚集。而其聲勢基本上也是普京一手造就。

如前所述，在戰爭開始不久後，克里姆林宮迅速壓制了反戰輿論，關閉了多數自由派與獨立媒體。與此同時，主戰鷹派在政府默許下大行其道，因為普京亟需支持戰爭的聲音，結果以Telegram為基地的軍事博主們迅速崛起，這群人的立場強烈親戰、支持衝突升級，民族主義色彩強烈，部分博主甚至本身就是極右翼，也就是俄羅斯聲稱要在烏克蘭消滅的群體。

其中，有不少博主的追隨者數量相當可觀，且其發布的消息不論正確與否，都容易被粉絲識別成「最權威獨家」，故在戰爭之初成了普京維穩輿論的重要工具。例如面對烏克蘭與西方嚴厲控訴的「布查慘案」，軍事博主們基本上異口同聲，都稱這是抹黑俄羅斯的虛假訊息，是西方與烏克蘭對俄信息戰的一環。

但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隨著俄軍在烏克蘭陷入膠著，軍事博主們的評論開始失控。其中，有部分博主因為本身就在戰地前線，所以傳回了「不同於官方口徑」的前線內幕，揭露俄軍的挫敗與失誤；部分博主雖不在前線，卻也開始將矛頭對準國防部，批評防長紹伊古（Sergei Shoigu）、總參謀長格拉西莫夫（Valery Gerasimov）蠢笨無能。接著因為瓦格納自2022年下半起積極參與作戰，其創辦人普里戈任又將Telegram當成宣傳渠道，大批軍事博主於是轉而吹捧瓦格納，對正規軍的鄙視自然更趨強烈。

簡單來說，經歷超過一年的戰事起落，Telegram的軍事博主們已從一開始的俄羅斯愛國陣地，轉為群嘲俄羅斯正規軍的大本營，再變成瓦格納的「誇誇群」。有趣的是，無處可去的反戰群體們，因為眼見軍事博主整日批評俄軍，所以也紛紛前來關注，形成了主戰陣地中，極右與自由派「各取所需」的神奇畫面。

而許多軍事博主們也在吸納右翼、自由派、瓦格納粉絲等群體後，茁壯為勢力龐大的輿論領袖，例如《共青團真理報》的軍事記者亞歷山大·科茨（Alexander Kots），其Telegram頻道《Kotsnews》有62.4萬訂閱，是2022年2月時的6倍，科茨本人還在2022年11月被普京任命為俄羅斯人權理事會成員；曾在俄國防部新聞部門工作的米哈伊爾·茲文丘克（Mikhail Zvinchuk）也是，其Telegram頻道《Rybar》有高達118萬訂閱，是2022年2月時的16倍以上，普京也在2022年10月將茲文丘克納入動員工作組。

而這些博主成日批評俄軍，當然早就引發國防部不滿。例如2022年10月，總參謀長格拉西莫夫就曾要求Roskomnadzor檢查《Rybar》是否存在「虛假」新聞和「抹黑」俄羅斯軍隊的情況，最後《Rybar》在檢查前夕狂發了動員廣告，似乎因此得到豁免。歸根結柢，普京的立場還是關鍵，只要克里姆林宮的主人默許，監管部門自然睜隻眼閉隻眼。

但如此寬容，似乎在2023年6月24日瓦格納兵變後走向了壓制。如前所述，軍事博主們是瓦格納「誇誇群」的重要支柱，例如經營《Rybar》的茲文丘克就曾與普里戈任進行合作，接受後者的Telegram頻道分配資金。但當普京定調瓦格納「叛國」、進行一系列動作後，各博主似乎嗅到了不尋常的政治風向，紛紛開始自我審查、與瓦格納拉開了距離。

6月27日，國家杜馬教育委員會第一副主席亞娜·蘭特拉托娃（Yana Lantratova）表示，國家杜馬將提議成立「授權監督博客活動的機構」，同時提交一項關於博客作者註冊為「大眾媒體」的附加法案，定義博客作者的權利和義務。這一法案當然沒有特指軍事記者或軍事博主，但在自由派已經潰散的情況下，軍事博主明顯就是法案即將管束的新對象。

7月22日，軍事博主伊戈爾·吉爾金（Igor Girkin）被克里姆林宮逮捕，罪名是「公開煽動極端主義活動」。吉爾金此前曾於聯邦安全局任職，且長年參與烏克蘭事務，包括在2014年頓巴斯內戰後短暫擔任「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防長、被指涉入馬來西亞航空17號航班擊落事件等。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後，吉爾金又以軍事博主身分積極活動，不遺餘力批評俄軍高層，並在2023年4月與一群民族主義者成立「憤怒的愛國者俱樂部」（Клуб рассерженных патриотов），主張「和平方案」只是「反戰官員」恢復海外財富的障眼法，且國防部也為促成「和平方案」而養寇自重、不盡力打出攻勢。

可想而知，如此說法引來不少批評，「憤怒的愛國者俱樂部」也因此被認為可能是克里姆林宮強硬派的打手，目的是攪弄輿論，迫使普京無法過早與烏克蘭進行和平談判，同時換上「真正能打仗的國防部指揮高層」，讓俄軍在烏克蘭「大殺四方」。平心而論，不論上述猜測是否正確，在瓦格納兵變後，要求撤換國防部高層的主張，基本上都會被識別為挑戰普京的「不懷好意」。正如筆者在《普京再集權（一）：馴服瓦格納，就是阻止「後普京時代」到來》中所述，普京之所以必須拆解瓦格納，關鍵原因還是後者涉入了軍中政爭，並被認為可能是要提早布局「後普京時代」，這才不得善終。

同理，不論吉爾金曾有多少戰功、「憤怒的愛國者俱樂部」有多麼「愛國」，其之所以能活躍行動與發聲，關鍵還是當局的支持與默許。但當「戰狼們」開始觸及廣大人群，甚至主張改易高層人事，其便難再享有克里姆林宮的寬容，瓦格納兵變更是給了當局整肅理由，因此不論吉爾金、瓦格納、普里戈任，曾以愛國情緒要脅普京者，都無法再保有前半生榮光，不是鋃鐺入獄、慘被解體，就是死後沒有任何軍事榮譽。

當然，比起自由派與反戰輿論，「戰狼們」還是普京相對重要的民意基礎，因此克里姆林宮不太可能對「憤怒的愛國者們」進行大規模壓制，而是更傾向殺雞儆猴：用普里戈任與吉爾金的慘痛經驗，示警「戰狼們」珍惜發聲機會。往復之間，普京的權力也再獲鞏固。

原文發表網址:

202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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