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看了兩個學者的訪談,分別是許成鋼和劉遵義。前者的title是斯坦福大學中國制度與經濟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後者title前香港中文大學校長,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理事會主席。
兩個學者在訪談中都提到國內經濟形勢和未來走向的問題,相信也是很多人關注的,簡要摘錄他們的一些觀點,僅供參考。
總體上,許認為,當前的經濟形勢是慢動作的危機,政府應對的方式傾向于更多的行政手段,這只是減緩問題的暴露,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劉認為,當前主要是預期和信心不足的問題,有龐大的中產階級撐著,天塌不下來。只要政府出手改變預期和信心,內需就會好起來。
許成鋼認為,關注GDP增長的意義不是很大,GDP增長5-6%與我們的體感是有差異的,與稅收資料是背離的。我之前一篇介紹GDP的文章中,介紹過GDP的統計有接近50%的部分是抽樣調查得來的,既然是抽樣統計,難免會有統計誤差,誤差有多大,跟資料品質也有關係。稅收資料相對而言精准很多,值得關注的是1-7月非稅收入增長了12%。
非稅收入包括哪些?據《政府非稅收入管理辦法》,非稅收入包括:行政事業性收費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罰沒收入、國有資源(資產)有償使用收入、國有資本收益、彩票公益金收入、特許經營收入、中央銀行收入、以政府名義接受的捐贈收入、主管部門集中收入、政府收入的利息收入、其他非稅收入。
許認為,問題的發生與近些年央地關係的變化有關係。此前的關係是中央充分賦權地方,讓地方自己去搞經濟,經濟是搞活了,但是也衍生出很多問題,比如債臺高築、腐敗等問題。近年來,地方權力逐漸被上收,卻又越來越多的問題需要地方解決,特別是土地金融難以為繼之後,問題更嚴重了。中央的態度是,誰家的孩子誰抱走,地方的政府還是自己解決吧。最近網上盛傳各地成立“砸鍋賣鐵”專班,似乎說明了地方解決問題的難度。
許說,國內的債務餘額占GDP比重的300%,我查了一下資料,跟他說的差不多。國際清算銀行最新資料顯示,截至2023年6月底,中國大陸非金融部門債務餘額達到523846.74億美元,相當於GDP的307.5%。
許認為,債務比重高不是問題的關鍵,關鍵是債務性質(或者說債務結構),如果大部分是中長期債(比如政府發的債券),短期內是不會有危險的,而國內大部分是抵押債,比如政府拿土地、企業和個人拿房產去銀行抵押貸款。 房地產產業鏈占GDP的1/3左右,如果銀行資產負債表上房產抵押業務過多,隨著房市下跌,資產負債表就會跟著惡化,小銀行甚至可能資不抵債。
如果完全按照市場經濟的做法,資不抵債就會破產,不過國內銀行基本上是國有的,政府不太可能讓它們破產,道理大家都懂。他舉了遼寧多家中小銀行合併的例子,我查了一下,確有相關新聞(遼寧農商銀行獲批吸收合併36家農村中小銀行機構)。
上面提出發展大力新質生產力的口號。許認為,這代表了一種與歐美比肩的願景,但很難解決當下問題,高科技產業占GDP的比重僅10%左右。 比如就業問題,國內的失業率僅統計了城鎮失業率,我們關注的重點是年輕人失業情況,農民工群體失業情況未知,而且需要各地地方自己解決。
許認為,國內原本長期是內需不足的,內需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很多人的可支配收入不夠(此處讓我回想起李總說的6億人月收1000以下的話),而當前,大量中產的購買力被套在了房產裡,內需不足的情況就更嚴重了。 上面會怎麼做? 許認為,之前放權給地方搞市場化,現在出現這麼多問題,市場化在上面眼裡就不那麼受歡迎了,那麼未來會越來越多地傾向于通過行政手段去解決問題,具體的結果可以參考中東歐國家市場化改革的例子,比如匈牙利。
劉認為,加入WTO對中國很大的一個影響是,我們有了自己的中產階級,在之前,國內出口的很多商品,國內很多人是買不起的。4個億左右的中產階級,是中國經濟的中流砥柱,所以天塌不下來。中央必須出手拯救預期和信心,並舉了三個成功的例子:92年鄧小平南巡、97年亞洲金融危機朱鎔基堅持人民幣不貶值、08年金融危機溫家寶的四萬億基建。
據媒體公開報導,2020-2023年連續四年居民一季度的儲蓄率都高於38%,2024年一季度居民儲蓄率降至36.7%。2020年到2024年1月,住戶存款共增加58.24萬億元,其中82%是定期存款,這四年新增存款總額相當於2009年到2019年總和。
劉認為,美國有一種霸主心態,不允許別國挑戰,所以後續會想方設法遏制中國的發展,不過這種遏制最多只能減緩,並不能阻止。 比如當年美國最先發明原子彈後,蘇聯和中國也隨後有了自己的原子彈。事情沒做成之前,大家都不確定能不能成;一旦有人做成了,對於其他人來說,剩下的問題就是用什麼方法做成了。
劉認為,預期不好時,降低利率效果不大,大家不是沒錢,是不敢花錢,錢再多,趴在銀行,沒有流動性,難以改變內需不足的問題。如果降息導致人民幣貶值,也會打擊民間信心。
劉認為,增加內需的可能方向有以下幾個方面:
1.增加公共物品供應,包括環境保護,公眾交通,公共衛生,醫療與養老服務。
2.保障買房人的權益;
3.改革稅收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劉認為,中國稅收種類太多了,可以更簡化,其次個稅最高45%的稅率也太高了,如果降下來,可以給個人和家庭釋放很多可支配的收入)
4.增加投資,包括:
◆ 領先發展與預先防備的基礎設施建設(百年一現的洪水,可能已變成三年一現了,要好好修復基礎設施);
◆ 要增加公共物品供應,也需要增加基本建設投資;
◆ 增加人力資本投資--推動十二年全民義務教育(可解決部分青年就業問題 ,延遲青年加入待業隊伍,增加校舍與宿舍的基建需求);
◆ 維持建築業的平穩發展,創造它們的需求,包括增加公共物品 供應和十二年國教所需要的基本建設。鼓勵機構投資者投資租賃住房,促進保障性住房建設與城中村改造等等。
◆ 科技研發
劉認為,地方沒錢了,中央應該幫助地方化債,不應該顧慮過多道德風險,畢竟三年疫情把地方掏空不是地方自己導致的。給地方創造稅基是長期問題,短期問題還是需要中央幫忙解決,包括上面說到的增加公共和投資支出。 錢從哪裡來?劉認為,中央可以發永續債,每年只付利息,無需還本。
具體舉措方面,個人傾向于贊同劉提升預期和信心、增加投資、減稅讓利的建議。現實走向方面,大致是傾向于許的判斷:即地方的問題需要地方自己想辦法解決,且行政手段會成為解決問題的重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