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隊走了以後 留下無依的老兵
像是舊時代不要 扔了的包袱
誰會記得他 孤魂野鬼不進忠烈祠
娶個啞巴很呆頓 生個娃兒叫大頭春」
陳昇的這首〈海峽〉，藉由老芋仔（外省老兵）的第一人稱口吻，娓娓道出被歷史擺弄的無奈：
「大頭春呀大頭春 爸爸瘋子外省豬
海峽的喧鬧該停止了吧 老芋仔他想要回老家
泉州廣州南溪州 這是哪兒來誰告訴我
主義啊領袖啊 任憑國家都拋棄我」
歌詞的敘事頗為跳躍，上一段講述老芋仔的身世遭遇，下一段立即切換為半瘋癲狀態的老芋仔自白：
「我請問你先生呀 溪畔那兒有個榮民村
我是那裡來的呀 只是忘了怎麼回家
我請問你先生呀 我的部隊是哪來的呀
大家都說我瘋了 可我愛國家愛的很深沉」
已被人視為瘋癲的老芋仔，卻發自內心地問：「海峽的喧鬧該停止了吧 老芋仔他想要回老家」，他讓兒子爬上樹，遙望對岸：
「大頭春你爬上樹 看看海峽那邊的老祖母
老袓母啊我的親娘 告訴我那裡是咱的家
你別看我這裡啊 我這裡很快存夠錢
帶上我家的大頭春 去跟領袖要咱的田地
你別看我這裡啊 這裡有戰士授田証
大家都說我已瘋了 可我愛領袖愛得很忠貞」
這首歌曲描述的，正是彰化溪州「榮光村」的故事。這是一個「老芋仔」的村落，但人們總是叫它「啞巴村」。
作家陳映真創辦的《人間》雜誌，曾以〈等天一亮，太陽依舊會照耀在大同農場〉報導了溪州大同農場「啞巴村」老兵的故事。
啞巴村
一九六零年，退輔會在新民村內徵收了十五甲河川地，分成一百塊（每塊一分半），派一百名老兵來此開墾落戶，做為彰化大同農場的分場。當時「一片荒蕪，石頭比牛還大」，政府蓋了一棟糧倉，二間宿舍，買了幾條水牛，幾包種子及簡單的農具，發了六個月的糧餉，就把退伍老兵們丟在這偏鄉，讓他們自力更生，一肩一擔、一耙一犁，胼手胝足，辛苦耕耘。
慢慢的，寸草不生的石礫地變成墾地。
過了一年又一年，老兵們不再夢想反攻大陸，他們想結婚生子，由於河川地所有權屬於政府，沒有地籍證明，也沒有建築執照，老兵們為娶妻生子而徒手修築的各戶住屋，連戶籍門牌號碼都沒有，自然而然地形成違章建築聚落的原始樣貌，成為「非列管眷村」。
老兵年華老去，又深居偏僻村落，無人願嫁來這裡，四川籍的魯炳誠，成了第一個娶啞巴太太的人，漸漸的，娶進農場的新娘，絕大多數都是啞巴，「啞巴村」之名便逐漸取代了「大同農場新民分場」。
何為「啞巴」？
「啞巴村」在台灣其實不只一處，「啞巴」在台語裡，不只是語障者，舉凡聽障、智障、腦麻、精障等，一切在婚姻市場裡弱勢的女性，都被叫做「啞巴」。
一九四五年，日本無條件投降，國民政府接管臺灣，臺灣旋即被拖入國共內戰，導致日治時期高速發展的臺灣經濟大幅倒退，到了一九五零年代戰後時期，臺灣社會已整體墜入普遍貧窮、醫療資源嚴重不足的地步。在重男輕女的傳統理念之下，家中女孩病了，父母沒有能力、沒有時間帶她們就醫，因此常常發生女兒「腦袋燒壞」或是「耳朵燒聾」的例子。
眷村歲月的原住民母親
百萬外省族群性別比例極為懸殊，敗逃來台後，除了高階將校，更多的外省老兵只能選擇與台灣本省籍女性婚配，而社會經濟地位弱勢的低階士官兵，如電影《老莫的第二個春天》所描述，只能往偏遠的原住民部落尋覓新娘。
出生於一九六九年的利格拉樂‧阿女烏，父親是官階較低的外省老兵，母親是原住民排灣族人。她最初對自己的身分認同，是跟隨來臺的父親，自認為是「安徽人」。
在她成長的過程中，父親遭受白色恐怖迫害、排灣族母親給予她古銅色肌膚與原住民的外貌，使她飽受他人歧視與排擠。
這樣的人生經歷，使得阿女烏把目光投向原住民女性，寫下「眷村歲月的母親」「祖靈遺忘的孩子」：「無論是在戰亂中輾轉流亡來臺的戰後移民女性、嫁到眷村努力適應外省文化的閩客女性、還是因貧窮而與老兵结婚的原住民女性。這些媽媽們，都是撑起戰後移民家庭最重要的一群人；卻也是大時代裡，最常被遺忘的一群人。」
「『番婆』『山地人』早已是母親習以為常的稱呼，儘管與父親語言不通、習慣不同，但是為了尚在繈褓的小女兒們，母親仍是咬著牙撐過在眷村中最難過的頭幾年。慢慢地，濃厚的外省腔她聽得懂了，滿是辣椒、大蒜的菜她也吃得下了，彷彿一切都可以習慣了，但是村子裡有色的眼光仍像母親身上排灣族的膚色一樣，怎麼努力也洗不掉。」
「『山地人的小孩會吃人喔！』的謡言，不斷重複地出現在我黑色的童年裡。保護子女該都是人的天性吧！儘管別人如何地污蔑母親，她卻不允許她的孩子受到一絲委屈……」
阿女烏試圖用自己的筆，為辛苦養育自己長大的原住民母親發聲、為原住民女性發聲，描述了因貧窮而嫁入眷村的原住民母親，面臨文化差異、語言隔閡、年齡差距、以及父親與母親的地位不對等，母親在婚姻中被迫承受的痛楚與卑微。她讓讀者反思，社會制度與政治權力在結構上的缺陷與不公。
「清貨底」的老兵
相較於住在眷村的阿女烏父親，那些沒有官階、不能入住眷村的最底層老兵，在婚姻市場最弱勢，一些媒人為了賺取傭金，半哄半騙的誘使他們買下沒有生活自理能力的婦女。老兵瞭解自己的條件，也常自嘲這樣的婚姻是在「清貨底」（水果小販將品質與賣相較差的放在底層）。
原本被關在後院或柴房的殘障女子，在不再執行「禁婚令」的年代，就被老兵們一個一個的買了出來，娶為新娘，「啞巴村」老兵聚落，就這樣形成。曾長期任教榮光村國小國中的老師回憶，附近村落的殘障女孩嫁不掉，只有老芋仔肯付聘金，於是，附近村落的殘障女孩們竟然都嫁進了榮光村，為老芋仔傳宗接代。
因為臺灣形似蕃薯，本省人自稱「蕃薯仔」，把外省老兵稱為「老芋仔」，垂垂老矣的老芋仔，與肢殘、精障、智障、聽障或是有語障的蕃薯太太組成家庭，生下一群被俗稱「蕃芋」的孩子，在偏遠農場相互扶持，過著清貧的集體生活，這就是啞巴村的日常。
臺灣社會深受儒家傳統影響，男尊女卑意識濃厚，在溪洲鄉民的眼中，這些外省人對老婆的態度是不可思議的——老婆罵老芋仔老公，老芋仔卻不還嘴；有的老芋仔家事、煮飯樣樣都包……這在傳統的台灣社會幾乎見不到。
這些老芋仔被國民政府拋在臺灣荒蕪的鄉間，回不去往日榮光的歲月，也找不到返回故鄉的路。被迫在異鄉終老的老芋仔，把最深沉的傷痛，化為對落地生根的家庭的疼惜；
女孩們因為自身條件不好，也很認分，「而且，相對於當時台灣農家來說，嫁進榮光村經濟穩定，先生有固定收入，也有退休金，孩子都可以繼續就學。」這些貧苦聾啞殘障的女孩，嫁給年紀老大、滿口外省鄉音的老芋仔，人生卻在這充滿石塊、碎岩的墾地，開出花來。
何謂「高級外省人」？
文史工作者黑金通在《高級外省人看不到的悲哀──啞巴村的老兵》裡寫道︰「新認識的外省朋友，我常以他們父母婚配情況來推測他們的社經地位，如果朋友的父母親都是外省籍，大多數社經地位最高。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敗退到台灣來，能有餘力攜帶女眷的，除了钜賈大賈就是政經要員的官宦之家，都有不凡的背景。」
祖籍貴州的郭冠英，於二零零六年在中國時報發表《繞不出來的圓環》：「我記得小時候從新竹上來，我們是高級的外省人哦，不知那次怎會是一個本省伯伯帶我來臺北。」一種溢於言表的，高高在上、歧視本省人的姿態，躍然紙上。
此後，「高級外省人」一詞廣為流傳，成為某一類族群的標籤，這個族群看不起自己父祖輩敗逃而至、繁衍生息、養育了幾代人的這片土地，至今不肯紮根融入本土文化，仍在製造階級對立，撕裂臺灣社會。
「高級外省人」視野之外的冷暖人生
與高級外省人相對應的，處於台灣底層社會的「啞巴村」，長期被主流媒體與歷史敘述所忽略，這些部隊最底層的外省老兵，孑然一身來到台灣，退伍後年紀老大，只能到荒山野嶺拓墾，娶「啞巴」老婆，上演著一齣又一齣孤苦老兵與殘缺女子相互依存的故事，既悲傷無奈，又充滿了人間溫暖。
如文史工作者管仁健所言，「啞巴村其實是台灣的外省老兵與殘障婦女弱弱相助的結果」，受民間異樣眼光與政府冷漠對待，他們是這場時代悲劇的註腳。
「啞巴村」是台灣整個社會的最底層縮影，那些回不去家鄉的老芋仔，和委屈求生存的啞巴女子們，都是「高級外省人」視野之外的底層人物，而他們的冷暖人生，既嘲諷著歷史的荒謬，亦如〈海峽〉那首歌，以一連串無語的嘶啞吶喊，向兩蔣時期的國家體制發出最無言而強烈的悲鳴與控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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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簡弘毅：《何處是老芋仔家：〈海峽〉與溪州啞巴村的故事》
陳德愉：《吳晟急叩媒體 但他不是為了吳音寧，而是為了...（上）》《1986啞巴村 吳晟（下）》
管仁健：《弱弱相助的啞巴村──新民村大同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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