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主義入門 (2)

小結

經前文分析，列寧為列寧主義增添了哪些不同於馬克思的東西呢？

粗略地說，第1、2部分，列寧忠實接受了馬克思的經典（古典馬克思主義）；3是其自行發揮。自行發揮並不意味著偏離或背離，甚至不一定是獨創，僅僅說明這些內容涉及到馬克思的空白，他要麼沒有論述，要麼表述曖昧、留有模糊地帶。4是其新創造（雖然不是原創）；附加內容則是通過歪曲馬克思材料拼湊成的，只是為了支持其行動而倉促搞出一套說法。

以此標準，列寧的思想總體也可分為四類：(a)對經典教義忠實的接納與運用；(b)符合經典教義的發揮；(c)偏離經典教義的發明；(d)為了支撐行動而狡辯的說法。

本系列不是馬克思的辯護士，指出列寧及列寧主義中符合或不符合馬克思的地方，不構成對其批評或讚同。而且，本系列主旨也不是辨析比較，而是盡量簡短地還原列寧主義原理的構成，必要時輔以歷史背景介紹。

列寧最突出的貢獻就是摸準了革命的引線，運用先鋒隊組織與行動模式，成功在俄國爆破，首次使無產階級政權落地實現並鞏固全國範圍的統治。他以此確立了先鋒隊黨的理論·道路正統性。社會主義革命理論終於發展出了自己的共產黨神正論(theodicy)。

為理解列寧的角色，附上盧卡奇的評價：

歷史唯物主義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因為它的本質是關於產生無產階級並從根本上規定無產階級的這一社會存在的一種理性綜合：而且因為為解放而鬥爭的無產階級在其中找到它明確的自覺。一個無產階級思想家的境界，一個歷史唯物主義代表人的境界，可以根據他對這點和由此產生的問題掌握到的深度和廣度，根據他能夠精確地探查在資產階級社會的種種現象下底沈的那些無產階級革命傾向(這些傾向本身在無產階級革命裏頭產生作用，而且通過無產階級革命讓自己得以實際存在、具有獨特的意識)的程度來衡量。

以這些標準來衡量，列寧是從馬克思以來由革命的工人階級運動所造就的最偉大的思想家。[…]

像馬克思那樣，列寧從來都沒有把受時間、空間限制的狹隘的俄國經驗一般化。然而，列寧以天才的直覺在問題首次出現的時空狀態中馬上看出我們(這一逼近革命的)時代的基本問題。從那時起，列寧就是從革命的現實性的觀點出發，理解和說明俄國的和國際的所有事件。

革命的現實性：這是列寧思想的核心，是他與馬克思的決定性聯繫。因為歷史唯物主義作為無產階級為解放而鬥爭的概念表述，只有當革命已經作為一種實際的現實出現在歷史的議事日程上，只有當(用馬克思的話來說)人們在無產階級的苦難當中，不僅僅是看到苦難本身而且也看到『將摧毀舊秩序』的革命因素時，才能夠在理論上加以思考並且把它提出來。而即使在那時，也必須要有無畏的天才洞見，才能看到無產階級革命的現實性。[…]

因此，歷史唯物主義的學說是以無產階級革命的普遍現實性為前提的。在這個意義上，作為整個時代客觀基礎以及認識這個時代鑰匙的無產階級革命，就構成馬克思主義起作用的核心。[…]機會主義者對馬克思主義的解釋還是緊緊地抓住所謂馬克思個人預見的錯誤不放，以便拐彎抹角地從整個馬克思主義內部把革命完完全全地剔除掉。而且，捍衛馬克思的『正統』的人跟批評馬克思的人妥協：考茨基對伯恩施坦解釋說，我們可以很容易悄悄地把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栘到未來——一個非常遙遠的未來——來解決。

關於這個問題，列寧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純潔性。但也正是在這一點上，他思考得更清楚、更具體。[…]這就是說，無產階級革命的現實性不再只是設定在工人階級自我解放上面的世界史眼界，而它也是已經提上工人運動議事日程上的革命。[…]

資本主義的發展把無產階級的革命變成一種日常的問題。看到這場迫在眉睫的革命的人不僅限於列寧一人。[…]他們不能把它應用來為所有日常議事日程的問題確立穩固的指導路線，無論這些問題是政治上的還是經濟上的，所涉及的是理論還是策略，是宣傳鼓動還是組織。唯獨列寧朝著使馬克思主義變成具體的方向往前邁進了這一步。正是因為如此，從世界史的意義來說，他才是已經由無產階級解放鬥爭造就出來唯一可以與馬克思並駕齊驅的理論家。

《列寧——關於列寧思想統一性的研究》(1924)

撇開無產階級革命立場並聯繫時代背景，盧卡奇的意思如下：

列寧相比同時代其他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對共產主義認識的深刻之處在於，無產階級革命的現實性高於其他一切學理教義之爭。這個現實性——資本主義的系統性危機與有組織的工人階級，至1910年代已經站在了門口。傳統的等級共治與議會政治正在崩塌，總體戰、軍國主義、群眾政治的時代連同世界大戰的陰雲日益迫近，無產階級政黨雖然壯大，手握前所未有的巨大能量，卻不曉得如何運用，且在具體議題上有重重分歧掛礙，面對急遽變動的國內外局勢無所適從，行動一時僵固。——這就是歐洲第二國際及馬克思主義政黨在大戰前夕面臨的局面。_{[如前所述，本文凡提到共產主義都是指馬克思式共產主義。在描述政黨組織時，用“馬克思主義”與“共產主義”大體上是等價的，盡管側重不同；起碼在斯大林時代以前，可以把二者等同起來。後來，尤其冷戰以來，兩個詞分異越來越大，隨著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跟蘇聯分道揚鑣，馬克思主義變得泛化，同時不願跟共產主義有牽連，只要在社會經濟問題領域認同馬克思的觀點主張或分析框架，對資本主義持批判態度，就可以算馬克思主義者的主幹（不涉及經濟制度的視為旁支）。社會主義比起這兩個詞，外延寬泛得多，它本身在馬克思以前已有聲勢，在馬克思以後也沒有為馬克思主義或共產主義所壟斷。第二國際不是唯獨受馬克思主義指導的，有許多黨團工會來自其他社會主義流派，應視為社會主義國際。]}目前，這一輪國際工人運動正面臨被（共產主義者所仇視的）這個資產階級社會吸收之危險。共產主義必須且只能是對於現存社會系統的整體性斷裂，（秉承共產主義的）黨的使命就是牢牢把握工人運動的共產主義方向，因此，在對黨不利的趨勢下，現實問題歸結為如何爆破現狀，制造事態以引導局勢，重新掌握主動。【第一代導師沒有留下清楚的指示，關於新世界如何實現及其面貌[對應前文提到的共產主義A、B兩條中心線索]，反而提前告誡了這種預見的不可能性，而且他們也不可能對身後的局勢做出指導。】老歐洲的體面人士，縱是馬克思主義者，既想不到也無法執行毫無底線的恐怖行動。同時，他們未能避戰，大戰爆發後亦無法止戰。黨如果不能明確提出新的議程與日常行動，就很可能被大勢所拋，坐視良機流逝。

//俄國拖著散架的身體參戰不久，就走到了帝國土崩的邊緣。二月革命的爆發雖屬意外，舊秩序的崩潰完全可以預見。就論舊制度瓦解、“民主共和國”建立，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終於站在了歐洲同仁十幾年前類似的舞台和機會面前；但論新秩序無法重建、和平無法實現，他們則跟國內“資產階級”一樣無力，困境相同。臨時政府無法控制局面，不斷請辭下台，社會主義者在聯合臨時政府中占據主導_{[包括俄國社會民主工黨與社會革命黨。孟什維克即社會民主工黨的正統與主流派別，雖然其字面意思是“少數派”。“布爾什維克”字面意思是“多數派”]}，然而孟什維克此時就像歐洲社民黨一樣無所適從——按教導，建立共產主義的條件遠不成熟，不應該迅速“革掉”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與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即便接管了政權。聯合政府內外交困，沒有給他們留下思考時間。//

列寧率領的布爾什維克在這種局面中挺身而出，把共產主義向前推出決定性的一步。列寧具備最突出的素質就是，他有革命保育師的細膩周全又能當機立斷，十餘年間沒有錯過任一個時間窗口，唯以保全壯大布爾什維克幼苗為的，不惜踐踏一切規則、原則與承諾，隨時出賣黨以外任何東西作為籌碼，全然不被死的字句束縛。【布爾什維克利用厭戰軍隊控制工兵蘇維埃，並以此發動政變顛覆聯合臨時政府，兌現與德國的秘密停戰協議。選舉結果於己不利時推翻立憲會議，鎮壓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及其支持者（他們分別在工人、農民中受擁戴）。爾後贏得內戰，肇定蘇俄。】同時，列寧這些現實主義策略手段，他的成就/罪行，不能化約成野心家的奪權冒險，而應清醒認識到，這是真正繼承了馬克思，受共產主義之“靈”啟示的，是當時形勢下推動共產主義目標的唯一解。正是列寧以天縱之才，使共產主義的解放理想不止於歷史哲學，又不至墮落到資產階級體制內部（社民黨），而有了強大的實體——蘇聯，鑄造出共產主義運動與黨的範型。

對此我想說，盧卡奇相比其他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對共產主義認識的深刻之處在於，他在1924年就看出了列寧主義正是使共產主義運動繼續茁壯的唯一解，正如實際發生的那樣。不然，假若沒有列寧，在其他貌似“正統”的繼承人領導下，無論在俄國還是歐洲，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會迅速失去戰鬥力與破壞力；社民黨被吸收進議會政治以後，最終仍會走到實質上脫離、放棄馬克思主義及共產主義的一天（也許會晚一些）。無論如何也不會有後來改天換地的宏圖大業，“Мы вас похороним〔我們要埋葬你們〕”的豪情壯志。

蘇聯接下來走的路，逐漸令盧卡奇也不能讚同了，他成為了著名的反斯大林主義者。但是，真的能在列寧與斯大林之間劃出界線嗎？【從政治史角度，這個問題反而很清晰：列寧從1922年斯大林受任俄共中央總書記時就對其頗有不滿，此後矛盾日增，生命最後一年留下《列寧遺囑——給代表大會的信》，明文要求將斯大林調離俄共中央總書記一職，並推薦托洛茨基接任。_{[蘇聯共產黨(1952-1992)此前名稱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1917-1918)“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1918-1924)“全聯盟共產黨(布爾什維克)”(1925-1952)。1929年以前，“總書記”並非高級職務。斯大林就任總書記之後，才逐漸將其轉變成黨事實上的最高領導職位。]}消息為斯大林得知，二人近乎決裂。然因健康狀況急遽惡化，1922年之後的列寧已無力操縱政局。1923年再次中風使他不能講話，無法在1923年4月俄共十二大宣讀文件。因為一系列陰差陽錯，這份文件到了列寧逝世後，1924年十三大上也沒有公開（後來有記者帶出蘇聯在美國發表）。等到斯大林鞏固執政地位後，遺囑不出所料成了“反動出版物”，一直等到赫魯雪夫否定斯大林後才公布於世。這樣看，斯大林掌權過程簡直糟透了，他根本不是列寧的合法繼承人，更不是什麼“親密戰友”。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共產黨的最高權力交接向來同前任領導的意願相違背，好似總是落入更陰險詭詐、臉厚心黑、翻雲覆雨人之手；“老領導本意是好的，都是陰謀家搞壞了。”事實上，僭主權力本來就沒有合法性可言，從權術搏殺中勝出，恰恰證明了其人接手這個組織的資格；只憑老領導認證的接班人，常常是弱主的證明。（對此，我們又從東亞歷史中受益匪淺。當然，後半句不是在說托洛茨基。他比斯大林資歷更老、功勞更高，論殺人果決、手腕剛硬、措施酷烈，他有過之而無不及。）蘇聯的情況沒有這麼簡單。列寧豈不熟知托洛茨基的主張，不清楚他將給蘇聯帶來的巨大危險？人在彌留之際才對內心最誠實，他與托氏終究是屬於歐洲共產主義運動的一代，以俄國為引線點燃歐洲革命是他們揮之不去的使命。茍且圖存於俄國草莽，如何免於紅色僭主的詰責與東方專制主義之老路？但他已經用完了自己在歷史舞台的時間。】

1924年1月21日列寧去世。托洛茨基、斯大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布哈林成為黨的六名主要領導人。

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與斯大林組成“三駕馬車”，布哈林同李可夫、托姆斯基組成“右翼反對派”。“三駕馬車”連同“右翼反對派”一起對付托洛茨基及其左翼反對派，將托洛茨基撤離陸海軍人民委員，後者離開權力中心。

隨著斯大林權勢膨脹，1925年季諾維也夫與加米涅夫組成新反對派。同年12月聯共(布)十四大，斯大林聯手布哈林將其打倒、逐出黨中央。隨後，新反對派與托洛茨基結盟為聯合反對派。1927年12月，斯大林與“右翼反對派”又把聯合反對派開除出黨。托洛茨基流亡出境。

自1928年出現糧食收購危機始，斯大林與布哈林發生尖銳沖突。斯大林與“右翼反對派”在高速工業化與全面農業集體化路線上的矛盾不可彌合。

1930~1933年蘇聯多地發生大饑荒。

1934年起，斯大林藉調查基諾夫遇刺的機會挖出“反斯大林的黨內政治網絡”，發動大清洗。大清洗(1936.08~1938.03)期間，反對過斯大林的老布爾什維克悉數被審判處死。

1940年8月20日，托洛茨基被斯大林派遣的特工刺殺於墨西哥城。

斯大林主義

上文已經說明，列寧主義是馬恩教義在新形勢下向空白處的合理延伸，盡管它不是唯一可能的方向。接下來會看到，斯大林主義則是列寧主義的自然延續、無可動搖的傳承者與保救人。

與列寧不同，斯大林本人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理論家，他對列寧主義以及馬克思主義的貢獻來自於他的領導地位與業績。他通過實績而非理論證明了他的決定正確。誠然，共產主義運動的正統地位本來也要靠實績得來；而斯大林也不需要真的提出任何創見，他的經典套路即先借用右邊的主張，打倒左邊的政敵，然後出現問題、需要糾正時再幹掉右邊的前盟友，把“錯誤”扣在被打倒的死人頭上，將路線往左邊的方向回拉，最後抹除他的參考對象底痕跡，以此反覆，得出自己從不犯錯、永遠正確的結論，成為“正確”本身底參照系 。_{林彪說“毛主席最突出的優點是實際”，毛主席就是實際本身，應當參此理解。然而毛主席相比斯大林元帥最大的欠缺，就是糾正路線的時候做不到肉體消滅政敵，以致除根不盡，後患不絕。他沒有機會與能力從基層培養起自己的嫡系部隊，永遠都在借力打力，無法連根拔起黃俄核心培養的整個幹部黨。失去了毛岸英，則失去了建立毛家王朝之終極辦法。考慮到中共統治的合法性與被接受度極大程度上依賴於人們對毛教主的神化崇拜，加之血緣繼承有悠久的傳統合法性，黃俄系很難撼動按部就班繼承大統的毛岸英（弱化百倍的華國鋒尚且不容易對付）。而如果毛澤東尚有身後寄托的話，或許也不會每次都采取“光腳不怕穿鞋”式的賭徒策略。}總而言之，斯大林主義一方面是斯大林抹除了同代所有老布爾什維克後，孤身站在功勞簿（&相簿）上的回顧總結，對過往道路予以蓋棺定論；另一方面則是他為共產主義信仰確立標準的教義/教條(doctrine/dogma)與正典(canon)。這兩方面的前提，都要求用防火墻把蘇聯圍成密不透風的實境秀劇場。在其中，圍繞“三位一體”（將在下文介紹）的經院哲學(scholasticism)在他手下完成了。該信仰的原理與立場得到了規範化的表述，有了明確的基準，通常所指的“馬克思主義”正以此定型。自他以後，正統馬克思主義就是指由斯大林正典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這當然不能令所有共產主義者滿意，但我將保持這一用法。）

經過正典化，馬克思-列寧主義自身具備了被敬拜的條件，加上各領域專家學者的釋經解經、各級黨組織的宣傳與文書工作（以我們都熟知的方式），可以為全社會各方面提供“指導思想”；換言之，這一“科學理論”承擔起了保惠師(parakletos)的職責，擔當一個社會精神生活的全知照料者。至此，共產主義的“聖靈”有了明確的體現。

下面第一部分將介紹這種科學神學，但不再重複前文已經列舉過的內容（斯大林本人對此並無多少原創，即便有，本文也無需強調其中區別），而是側重其結構與形式。第二部分只圍繞一個核心議題。

[I] 三位一體的歷史客觀規律：共產主義·黨·科學認識

【無論斯大林本人有沒有意識到，他規範下來的教義，完全適用聖經上帝的三位一體來對照（就此而言，無怪乎馬克思-列寧主義在實踐中有許多跟邪教相同的特徵）。然馬克思-列寧主義自稱無神論，那麼，what is the homooúsios being of "God" in this belief? --歷史客觀規律，或者物質之客觀存在。】

• I)“物質”是一種彼岸性的本質與存在、如康德所說的自在之物(Ding an sich)。這樣的“物質”是世界的本原(arkhḗ)。
• II) 歷史客觀規律（區別於馬克思主義對這個規律的描述）包含兩方面，歷史運動底物質性、規律性以及規律底客觀性。
• II.a 歷史，無非是人化的（以人類為中心及參照、並被人改造的）物質運動整體。運動是絕對的、不可阻擋的強力，有自己的意志、方向、目的。在這一點上，歷史運動與物質運動具有同樣的性質。
• II.b 歷史規律底客觀性根本上源自“物質”的客觀性，指歷史底運動模式自在永在，不為人的存在或意識所干預。
• II.c 歷史客觀規律可以被認識。而且，他已為共產黨人所正確認識（正確，但不是窮盡）。
• II.c.1 第一、共產黨人知道了他的存在，第二、共產黨人確定自己是正確的。
• II.c.2 這個規律被共產黨人總結為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
• III) 共產主義，就是整個物質歷史運動的終極目的。當前階段歷史運動所展現出的所有矛盾都將在那里得到終極解決。【正如審判日後世界不會終結，共產主義降臨後歷史也不會終結，但之後的情況超越了當前人類所有知識可能性的邊界。】
• IV) 共產黨(黨)是歷史客觀規律的道成肉身。亦即，黨不是來改變歷史運動的，而是歷史運動按其客觀規律締造了黨，而黨要來執行這個規律——實現共產主義。黨與歷史客觀規律是同一的。
• IV.a 黨的救贖作用。人陷在歷史中、淪落在階級社會里，無法超出其歷史與階級局限性，那麼，社會主義革命及後續追求共產主義的努力如何可能？這就全要倚靠黨。黨一方面從最後一個社會的矛盾運動中誕生、引領革命以拯救歷史，另一方面從革命中洗禮、拯救人類。
• IV.a.1 黨能救贖的根本原因是他是道成肉身，與歷史客觀規律同一。實現方法是革命與自我革命，在外部爆裂階級鬥爭，同時在內部承受殘酷考驗，以免全人類在更酷烈的階級鬥爭下遭受滅頂之災。
• IV.a.2 黨帶來新生命與新人。黨組織就是人得新生與再造的形式，人類得救的中保。黨組織是黨(頭)的身體，黨在黨組織之上顯現。黨中央就是黨頭的實際代言人。
• IV.b 黨的審判作用。黨要在革命的火獄前審判舊世界的一切，決定誰可以進到新世界里去。【比如，到底誰是右派？誰是富農地主資本家？民族資本家、資產階級開明派、進步知識分子什麼時候可以團結利用，什麼時候必須打倒？農民是專政對象，抑或是蘇維埃的階級同盟？……】
• IV.c 總結：黨是道路、真理、生命，“不經過黨，沒有人可以到共產主義裏去。”
• V) 科學社會主義是歷史規律底自我意識底頂點——科學[認識]，是站在現今時代最高處的世界精神。
• V.a 科學社會主義把共產主義底真理彰顯出來。【反觀以上所有道理，都由這一科學認識表述出來。】
• V.b 這一科學認識是黨底智能底體現，是黨正確掌握歷史規律底原因及結果。它伴隨黨一同降生，為黨所用，充當人類精神生活的保惠師。黨及其治下的新人類，必須依靠科學認識來改造精神與頭腦、指導行動。

通過前文，我們已經很清楚列寧黨的來由。至此更加明白，為什麼列寧黨制唯有在共產主義政權下才是理論上完備的。

[II] 一國社會主義以及如何建設

【斯大林主義的核心就是這一條。這部分其實應該略過，因為列舉在此處可能造成一種誤解——其極端可以概括為：黨的領導人是僵硬意識形態的執行者，（所以）社會主義國家及社會制度是一連串信條的化身；他們堅持意識形態與核心價值的要求，直至爆發不能回避的麻煩。與之相對的另一端則將一切意識形態符號貶抑為各個詐騙集團的演說詞、話術模板，黨人以至普遍的歷史主體均出於物質利益或謀求權力之類簡單動機，對外部條件與事態做出反應。很少有人的觀點會處於極端，但是，“中和一些”是什麼意思？兩邊各取一半嗎？ _{誠然，總可以用一句cliché來統攝主體決策模式：主體秉持的objective蘊含一串可以排序的核心到次要價值，在現實約束條件下，通過最優化來逼近其目標。於是，價值排序的差異決定了對於不同主體及事件的敘述模式。這之所以是cliché，第一，模型的feasibility（史料）本身決定了不同研究領域（時空範圍）之間的區隔，使得“統一”成為空話；第二，它其實絲毫沒有減輕前述困難以及歷史知識危機[歷史材料與研究者心智的內在性]，反而把這些東西攪渾了。}】

• 5.0欠發達地區也可以率先實現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

社會主義建設理論根本上是為了回答“共產主義社會長什麼樣”而形成的。對此，馬克思最明確的訓示體現在《〈哥達綱領〉批判》中。他向不開竅的德國社會民主黨澄清了一些政治經濟學問題後，還提到：(1)資本主義不能一下子進入高級或發達的共產主義，會經歷一個共產主義初級階段。(2)初級階段的社會實行等量勞動交換的原則，但這條原則仍是資產階級法權下的平等權利，不會消除初始勞動力稟賦導致的不平等；同時，勞動者服從分工，不同勞動形式的對立，勞動作為謀生手段的強制性等弊病仍然存在。(3)這些弊病是不可避免的，全因新生的社會還不夠發達故，即“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好吧。無論如何，第一代導師都堅信，共產主義轉型一定是在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中才需考慮的，黨的第一個任務只要像“接管”國家機器一樣“占有”發達資本主義的經濟成果即可。（接管之後仍須建設，但到底怎麼做，沒人敢預言，也沒必要預言——因為大部分共產主義者都視其為地平線外的遠景。）

布爾什維克奪權與蘇維埃俄國建立本身就令列寧面臨理論上的尷尬：革命首先在“帝國主義鏈條最薄弱一環”爆發確有道理，這不過證明無產階級政權可以在不發達地區率先落地。共產主義社會怎麼可能從落後的社會經濟條件一躍而至呢？更後怕的是，人類社會的新紀元怎麼可能在一國境內單獨到來？滯留在一隅之地（雖然沙俄擁有最大的“一隅”）且封閉起來，仿佛回到了空想社會主義的實驗園區，嚴重違背科學社會主義教導。第一代導師的mindset是絕對的歐洲中心，他們相信歐洲殖民體系（國際資本主義）已經為國際共產主義預表了路徑，全世界的共產主義轉型就像普遍的資本主義轉型一樣，在中心啟動，“猶水之就下”擴張到邊緣。事情固然不如想象般簡單，但世界中心就是工作重心，從以上兩方面推論都毫無疑問。

這個問題不能回避。原本的敘事端賴於實現共產主義之大義：為了推翻沙皇，我們鼓動失敗主義，慫恿軍隊嘩變倒戈。為了保證是由最正確的黨掌舵，必須顛覆聯合臨時政府，又消滅社會民主工黨及其他社會主義政黨與工農組織，並同德國私結密謀、出賣抓不穩的利益來結束戰爭求得喘息，穩定對軍隊的控制。為了保衛黨的政權，不得不讓農民與工人階級經受“革命專政”，泅渡殘酷的戰時共產主義。如今，黨占著最科學最先進的理論、殺人如草的專政工具、全部生產資料，境內已沒有敵對勢力可以當作拖延共產主義（或者其初級階段，社會主義）的理由。然而，激進的戰時共產主義試探不但引發農民、工人反抗，甚至激起了軍隊起義（不要忘了政權怎麼來的），以致列寧不得不承認錯誤並坦承直接向共產主義過渡之不可能。我們黨應如何繼續證明自己的正確？此處引發了托洛茨基與布哈林（後來是斯大林）的分歧。

列寧處在革命路線的過渡期，實行新經濟政策不久，他的生命便走到了盡頭。答案雖尚為草稿，“基本點”不容置喙——全面國有化+計劃經濟（不用強調黨的領導，因為上方的疑問正是黨提出來的）。盡管路線之爭關乎國本，繼任者有兩項共同任務，一是把關操作進程與變通余地，換言之，就是在正確的時間消滅必須消滅的對象；二是在模糊空白處補充細節及執行要領。（暫且略過繼任者之間的爭鬥，只看事後的贏家。）蘇維埃經濟體制的成熟期歸功於斯大林，亦因其而得名。前兩個“五年計劃”(1928-1933, 1933-1937)是斯大林模式的代表作與典範。

• 5.1 全面國有化，農業集體化。以普遍的國有制與集體所有制取代私有制。一定限度內的私人財產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得到允許，但並無法權保障。僅暫不予以消滅耳。【要注意“法意”與“實情”之別。沒有統治者可以徹底消滅私人財產，即使是紅色高棉，長期統治的政權則更無可能令社會保持在“零點”，但絕不意味著共產黨人與之“躺平共存”，而應理解為“動態清零”之長期過程。】
• 5.1.1 工業部門全面實行國有制，在所有制結構中占據“制高點”。僅零售貿易與服務行業稍微允許私人占有形式存在。然而，從產權關係的具體含義來看，國有企業的產權模糊不清：
• a.剩余收入支配權。企業凈收入全部上繳給國家預算，國家予以一定返還。然，在普遍國有制與計劃經濟下，企業收入的劃分本身就由國家行政機關設定的參數控制。如此，經濟計劃、財政收支、再分配的決定者擁有真實的支配權。但同時，官僚機構中任何人對剩余收入的支配僅有極其有限的影響，且最終國企的收入同這些個人的收入毫不相干，所以沒有任何人是現實的a類所有者。
• b.轉讓權。國有企業不存在轉讓（買賣、租賃、贈與、繼承）。
• c.控制權。國有企業內部由科室式官僚制控制，上方亦有對應的部委管轄。（中央、地方政府部門垂直統領相關的企業，構成所謂的“系統”。）但是，控制者同a類所有者是分離的。[ref. Kornai 1992, pp.71-75]
• 5.1.2 農業集體化：(1)農民土地收歸集體農莊所有，集體農莊提供其他生產資料（農機種子化肥），農民在其中協作勞動。(2)“富農”“小資產階級”的小型農場國有化，建立國營農場。同時黨人認為，集體所有制是次於國有制的公有制形式（對應於農業底欠發達狀況），最終目標是全部轉化為國營農場。集體農莊與國營農場（統稱合作社）像國有企業一樣由官僚機構集中控制。

• 5.2 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特別地，主要通過行政命令決定經濟目標與方案。因此時或稱為行政命令經濟。
• 5.2.1 理論上應當取消商品貨幣經濟，計劃者按價值的物質載體即使用價值量來決定如何生產-再生產。勞動者按勞動量（時間）交換物資（有用物）。【這是一種激進試探。在戰時共產主義取消以後，實際操作中並未重啟過，而保持了貨幣的有限使用與簡單商品流通形式。】
• 現實情況：半貨幣經濟。央行仍發行貨幣。在有限的流通領域內[私人部門]，貨幣仍發揮其基本功能（交易媒介、價值尺度、支付手段）。對於國企（&合作社），國有銀行雖然發揮信貸、儲蓄職能，但“專款專用”，貨幣不能在不同用途間轉換，僅充當記賬單位；銀行主要職能是通過每個國企的賬戶對其實施監管，構成官僚控制的一部分。總體而言，在公有制成分中，貨幣處於消極、次要、補充性的地位。[ibid. pp.131-133,147-148]
• 5.2.2 中央集權之官僚體制。黨中央（政治局）在各領域都是領導一切的，自不必說。計劃乃由特定機構編制，從上至下包括國家計委、各部委、主管部門，企業及其他機構的計劃部門。
• a.計劃無所不包：企業成立、清算，領導層任調升降，生產管理、產品原料與勞動力調配，價格與財務管理等。
• b.控制方法：計劃作為行政命令下達，逐級傳遞、擴散，變成各部委-系統（條）、各地方（塊），以及不同層級上的細分目標與執行方案。同時，上級機關對下級單位的生產過程與經營活動定期進行直接干預。[ibid. pp.107-110]

【黨以一整套平行機關對社會的專政，以及自身內部的集中制，特別適合此種經濟體制的領導方式。反過來，要長期實行這樣一套體制，沒有列寧黨制也很難做到。同時，正統社會主義體制必然擁有最龐大的官僚機構，因為它必須肩負社會生產職能，故而產生企業科室官僚。黨組織也需要一套官僚制。而且，其國家機關永遠處於戰時狀態，又多出社會控制的額外需求。三者在高層人事上有重疊，相較於下層多出的吏卒可以忽略不計。】

• 5.3 超工業化。優先發展重工業與軍事工業。
• 5.3.1最大限度剝奪農民，進行強制積累。一，農業集體化[5.1.2]。二，實行義務交售制。利用工農業剪刀差快速積累工業化基金。【集體化完成後，蘇聯對農業人口的需求減少，而蘇聯並不限制農民向城市遷移，人口城市化。_{要知道，蘇聯真的完成了工業化、城市化以及農業規模化、機械化，它搞集體化、原始積累縱然殘酷有余，但總歸有一個宗旨與計劃，犧牲完了代價，也要兌現承諾，而不是偏要反覆無常，來回拷打、蒸煮、腌制農民。一個以善為名不計代價，一個有意作惡，以作惡能力彰顯統治資格，正是蘇共與中共的重大區別。不可否認，中共曾經也想像蘇共一樣，帶來“先進科學”之統治，曾幾何時，依舊長成了朱重八的樣子。} 】
• 5.3.2以投資為中心。該體制以強制增長為主要經濟目標，表現出“投資饑渴”。一方面，蘇維埃政權是在相對落後的地方建立的，領導層具有強烈動機趕超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其中一大考量是備戰）。同時，黨人也將資本利用效率標榜為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之優越性，他們將用趕超發展成就證明這一點。從體制內部因素看，(1)公有制成分沒有現實的所有者，缺乏自我約束機制；(2)官僚機構具有天然的工作擴張傾向（不限於社會主義國家）；(3)預算軟約束與長期短缺，都促成了投資饑渴。[ibid. pp.160-163; Gregory 2004, pp.77-82]

【描述該系統的實際運作，評價其成就與缺陷，分析僵化及敗亡原因，這些龐大課題均超出了本文任務。 _{Political economy框架下的全盤解讀，必讀János Kornai (1992): 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此書對社會主義體制的通察，是我這一部分的主要參考。他側重把握體制運作的原理（而非實情），以此推演其內在矛盾亦即變化根源，改革的動力與困難，以及必將留給未來的包袱。至於斯大林模式，我推薦Paul R. Gregory (2004):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talinism: Evidence from the Soviet Secret Archives. 此書特色是在political economy框架下，輔以新解密文檔還原體制運作的實情，佐證當事人的觀念。}話雖如此，以上描述仍然是高度省略的。比如，[5.5.2]提到的縱向管理與對上負責的集中制，不足以解釋各個企業在再生產循環中如何協調分工與交換。他們缺乏價格信號、預算硬約束與自下而上反饋，官僚協調是如何替代市場機制，讓這個體系運轉的？】

值得關注概念流變：由於蘇聯需要發揮馬克思“初級階段”的說法來將其經濟·社會模式納入意識形態符號界，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底初級階段”之定性廣為運用。由此，不但蘇聯更青睞用社會主義來指代自身性質，此後很長一段時間，社會主義也幾乎為蘇聯模式所獨占。（但是，如無明顯的上下文，依然要避免單用該詞指代蘇聯，而應在前面加上“正統”或“經典”。）

計劃經濟並非蘇聯原創。它的技術源頭很明確，正是隨著總體戰模式強化而來的德國戰時計劃經濟。該管制模式本來目的即是使社會生產按戰爭需要來調節。_{俄國參戰後，俄國工商界於1915年組建軍事工業委員會，模仿德國的戰時經濟調配資源保障前線軍需。沙皇政府則成立“特別會議”機構以與之拮抗，爭奪對全國經濟的操控權。布爾什維克建政後以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取而代之，實施戰時共產主義(1918-1921)，最大限度保障內戰時期蘇維埃政權的糧食、軍備、燃料供應，達到該模式的極端形態。中間有一段新經濟政策時期。1928年後，隨著斯大林擊敗黨內所有對手，確立其最高統治地位，新經濟政策被廢除。}全面國有化是計劃經濟之配套措施。若國家沒有集中的所有權，計劃經濟就不能體制化、永久化，計劃決策者便會像軍事工業委員會一樣實際充當政府與產業部門的中間人。

斯大林模式的成功，證明了這種工業·軍事趕超方案的成功，而且可能是落後工業國唯一能成功的趕超方案。同樣，只有布爾什維克能在施行類似方略的隊伍中脫穎而出，將其發揮到極致，因此，共產主義+列寧黨制的國度運用此模式往往卓有成效，隨後快速衰竭（“滿洲病”）。

前文說到列寧通過帝國主義模塊改變了共產主義在國際舞台的定位，通過反對強權（國際體系主導權、影響力）界定共產主義的實存。斯大林正是將這種範式轉移發揚光大底正統繼承人。經過他的經營，二戰前後，以蘇聯模式為範型的“社會主義”成為了第三世界反對帝國主義、西方霸權的武器與旗幟；二戰後則成為唯一有聲勢、力量的反對派，並一度在資本主義國家內部形成了有可能接管政權的顛覆力量。

列寧傳人之間的爭論經常像這樣發生：列寧沒有做的事情，斯大林以同樣的理由在不同的情勢下做了，而托洛茨基或其他人則以列寧堅持的某些原則反對之。然而，列寧主義的偉大創造若只用兩句話概括，正是：(1)目的為手段辯護，直至緊急狀態體制化，非常狀態常態化；(2)結果為過程辯護，勝利可以自證經義的正確。第一點，從古典馬克思主義出發，列寧主義治體就是因共產主義過渡時期必須不斷延長，革命專政的永久化。斯大林對此的貢獻是，將臨時體制完善、穩定化，建立起正統體制。第二點，斯大林完美展現了贏家通吃；對外又成功利用二戰，成為世界一極，挫敗了托洛茨基“不推翻斯大林主義必淪陷於法西斯主義”詛咒。所以，也不難理解流亡後托派的全部希望就寄於蘇聯的失敗上，還有一批跑到美國的托派蛻變為堅定反共的新保守主義者。

下篇正式引介列寧主義的另一條路，托洛茨基主義，也是本系列最後一部分。因為，除此二者外，列寧主義再無真正的發展了。

理解歷史過程，涉及事件史與意識形態兩方面（我也不喜歡“兩方面”一語，它給人一種死板的印象——“兩塊鋼板焊接成一塊大的”，但為了簡便暫且如此）。盡管蘇聯相關對象意識形態色彩濃郁，事件剖析（編纂學還原）與深層的政治經濟分析仍是更重要的。相反，如果有人把體制的側面想成當事人從教義出發、在意識形態中發明一個模型而拿出來鑄成實體，然後他因此（以同樣的方式）返回到意識形態中尋找原型，以理解這些側面，就大錯特錯了。因此，拿馬恩教義出來衡量蘇聯模式是正是偏，是“正統實踐”還是“走上歧路”，一定是價值最末微之事。而且，上述兩大特徵（全面國有化+計劃經濟）在馬恩教導中既可以找到反對意見，也可以找到支持論據。比如，把戰時體制統合成新的社會體制，正好落入馬克思諷刺巴枯寧涅恰耶夫(Sergéj Nechaev)之“軍營共產主義”_{[參見《社會主義民主同盟和國際工人協會》(1873)<8-1. 涅恰耶夫案件>]}；用國有化實現社會主義則是恩格斯痛斥的“俾斯麥社會主義”。我也可以找出相反的論據。第一代導師反覆強調要消除“市場底無政府主義”，社會再生產按計劃調節；共產黨人不但要剝奪剝削者，而且必須立即廢除私有制。此外，他們的政治經濟學也指出資本主義生產邏輯會從商品經濟中自動產生，在一些綱領中也透露社會主義當然沒有商品交換，更沒有商品貨幣經濟。從中不難得出為蘇聯模式的辯護。_{從根本上說，這是因為馬克思沒有將自己思想的多元來源與面向統合完畢，其思想體系在臨時、零散而廣泛的多條戰線中形成，包含著極易發生沖突而很難維持調和的多種動能。例如，科拉科夫斯基將其三根支柱概括為，普羅米修斯式精神——高揚人的創造本質；泛科學實證主義——推崇用自然科學式“客觀、理性”方法統領一切知識領域；浪漫主義對現代工業社會的質疑、批判，憧憬原初、古老善治底“復歸”。三根支柱均有其淵源，就算經過馬克思扭結在一起，在他身後又繼續在追隨者中間引發沖突、分化。}

補充：

如何看待基督信仰(Christianity)與共產主義的聯繫（如果有）？

這裏需要提一下幾種典型看法。一，散漫歸因，例如“源頭來自基督教”。因為羅馬大公教會與新教本來就是中世紀以來西方精神世界的母體，追根溯源，幾乎任何思想家都能與之攀上關係。塑造現代人頭腦的人本主義、現代主義、進步主義，無不發源於主流的基督信仰。要是考慮思想家本人的宗教背景，那更不得了了。二，淺薄類比，“內核來自基督教”“本質相似”。比如，馬克思是耶穌，列寧是使徒保羅……共產黨即是信仰共產主義的教會，共產主義社會即是地上天國，資本主義總崩潰即是啟示錄(apokalypsis)。他每個分句的比喻有錯嗎？其實都說得通。拒絕這種機靈，是因為它對理解任何一邊都沒有幫助，反而會降低我們的思維層次，把所有認識對象都打成太平天囯。三，深度探析，聯繫上某種異端。最有名的是沃格林指出馬克思主義與諾斯替主義(Gnosticism,又譯靈知派)的關聯。然而，沃格林的說法也許對理解馬克思有所價值（實際上寥寥無幾，因為既然知道馬克思曾是青年黑格爾派，搞清了馬克思同黑格爾的聯繫以後，諾斯替主義講不出更多的東西），但對於理解馬克思式共產主義就越偏越遠了。用牽紅線的方法理解學說、思想是走捷徑，不是正路。正路是遵循思想史的脈絡，基於思想本身的邏輯進程與史實去梳理。總而言之，如果要想獲取嚴肅認識，就不要去想二者有何聯繫。因為，馬克思的思想源流有很多條，跨過他們去找基督教乃捨近求遠。另一頭，“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外延極廣，內部則無限細分。如不嚴謹限制論述範圍，在不同的下屬對象中挑揀組合，豈不是可以聯繫上任何東西。

我在文中借用了習慣上屬於基督教的概念、詞彙，一來是借用其表現力或概括能力，二來，我希望通過有意模仿正教的重新表述，貼近該主義對信徒在信仰層次的暗示、隱喻及內涵；並試探其作為信仰的潛力，將其擴充至潛力的邊界。同時，我嚴格限制了論述對象的範圍——斯大林教條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它可以錨定於以《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為代表的教科書體系，以及其他科學文化領域的綱要、“指導思想”上。在社會主義高墻之內，他不是可能、而是已然擁有著平行於大公教會的相應組織體系——各級黨組織與政企單位。然而，這是一個信仰無神論，教人彼此仇恨的教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