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列寧一代的老布爾什維克是震旦社會主義思想/學說的源頭,這話並沒錯。早在李大釗、陳獨秀、瞿秋白以前,清末報章的確已見零星的介紹與作品翻譯,但那些東西無異於任一西洋邪典(cult),新奇、時髦的玩意兒,在流行浪潮中只泛起瞬間的泡沫(遑論在歷史之流里),同後來的列寧黨早期組織在組織關係抑或師承上並無半點鉤連。可見,中共自己的譜系比震旦文人的添油加醋誠實百倍。(震旦高校端黨史、馬主義及相關思想史飯碗的體系外圍文人,當然要發揮“以學術謀生”的態度,以增加存在感為己任。)後者在官教文宣、輿論戰線中的功用,就是這個時代的宋明理學家、儒教士大夫。
下文將以重建之方式概括他們的主要觀念體系。在此,讓我們去掉對正確性的探討,撇開事實對解釋力的挑戰。鑒於介紹性重述之目的,加上我不想讓簡單化的並排陳列在史事與當事人的思想觀點之間產生連結印象,我將盡可能拋掉個人/組織經歷、運動歷程、時代背景等事。
目前為止,以上概述(1~2),以及本文整篇(3~4)都缺失了剩余價值理論或政治經濟學內容。剩余价值理论将有另文分析。即便如此,這一系列還是可以自成其框架。它們都是揭示性、而非規範性的命題。如果僅限於此,我們可以用事實來驗證其中一些說法的結論與邏輯前提,而會剩下一串天啟信念不可驗證。這串信念的中心語總結為:A.資本主義,首先作為一種生產方式,又代表它界定的社會形態,處在矛盾之運動中,並因此走向其毀滅。B.超越了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態如果有,最重要的屬性是它解決了前一個社會的根本矛盾。(矛盾如上文所述)
經層層削皮,剩下這對命題可以認為是馬克思式共產主義脫離了具體規範性立場後的中心區,是最重要的兩條信念,並始終可以被援引為評價的尺度。換言之,如果某一理論無法從其原理說明當前(默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毀滅[A],亦或沒有從根本上承諾這個新社會的優越之處[B],它要號稱“共產主義”簡直是不可想象的。同時,(在不斷變動的社會情勢下)如何理解/闡釋關於A的必然原理,又如何(利用現實力量與建制)實現B的根本要求,正好是共產主義運動不停分道揚鑣的源頭。以下所稱共產主義,如無其他定語,則均指“馬克思式”。
接下來,我將加入上述歷史規律的規範性內容。在逐漸擴充羽翼途中,每一條都會面臨龐雜的爭議。我們將逐步來到“馬克思的聖保羅”,列寧身邊。
至此,如果不加入缺失的模塊,我們到命題3就不得不面臨空缺—— ??? 是誰?這正是革命主體之問,任何信徒都無法回避,揮之不去。請見下文對2.2節下的補充。
總之,“無產階級”就是命題3中的主語。2.2.3已舉出一部分可能原因,但根本原因必須從另一端(剩余價值理論)講來。按馬恩的教義,一定要求如此。不過,大多布爾什維克領導人,以及後來分支領導人都不太想弄懂的也沒有弄懂的,正是這一塊。所以,其實對於20世紀以降的共運來說,這方面的學說很不重要(雖然對於馬克思&恩格斯至關重要,被他們視為理論之皇冠)。我先跳過這一塊,繼續走向列寧的另一塊補丁——先鋒隊黨理論(從而也改變了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或者說,為之填補了另一種內容)。
首先,無產階級如何奪取政權?歐洲的工人在各國爭取到普選權以後,歐洲進入了大眾民主時代,諸如社會黨、社會民主黨、工黨之類的工人政黨參與到了各國議會中去。眾多的馬克思主義黨團、工會組織組成了國際聯盟,第二國際(1898年7月於巴黎召開成立大會)。社會主義政黨利用民主共和國、代議制政體形式,掌握政權與實現階段性訴求,這條可能途徑(和平演變)此時看起來接近於實現。盡管這種參與帶來了改良主義的爭議,但至少社會主義運動大多數成員(第二國際中)不會反對改良的意義與必要性。而在如俄國與巴爾幹地區,這些工業、技術、文化不發達,資產階級民主不成熟(或民族邊界鬥爭激烈)的地方,改善環境的前景非常暗淡。更不用說,歐洲最邊緣、落後的俄國尚處在工業化的門口,馬克思主義是從俄國知識界率先引入的——在獨立的工人運動出現之前。
1901~1902年寫成的《怎麼辦?》中,列寧為他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正式推出了先鋒隊理論,用以反對“經濟主義”派強調的,工人運動的自發性。
1905年底,俄國革命爆發又被血腥鎮壓。隨後沙俄政府采取一些立憲民主化、增加公民自由的措施,社會民主黨人也登上了杜馬(即國會)的舞台,關於社會主義實現道路的爭論開始甚囂塵上。掌握先進理論的黨,面對遠不成熟的社會條件如何正確作為,亦引起了第二國際成員們的關注。(屬於“預言如何自我實現”這一母題[motif]。)在此之前,該協會里中歐到東歐的成員在理論上最為活躍,俄國處在注意力分配的末尾 。恩格斯去世到一戰爆發這段期間,第二國際中的主要派別、路線爭端,有興趣者可參閱科拉科夫斯基《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流派》第二卷·第一章<馬克思主義與第二國際>。本文從略。
1912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最終分裂。
1914年一戰爆發,如何對待這場帝國主義戰爭成為了紛爭的焦點與分裂之界,雖然第二國際所有人都持反戰立場。由於多數人最終服從了國家機器的指揮,起碼認為應在侵略面前保衛國家,包括俄國很多社會民主黨人,第二國際就此走散。
1917年2月,俄國離奇地爆發了革命,出乎很多布爾什維克領導人的意料。
上文講了奪取政權的方法。那麼,取得政權以後,由於這種狀態本身的過渡性質,主權者(無產階級或其先鋒隊)就面臨新政權如何組織權力,以實現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問題。
1917年4月,列寧在二月革命後從瑞士返回俄國,7月又逃亡芬蘭,並於8月在那里寫成了他的國家理論小冊子,《國家與革命》。必須指出,這個小冊子中的綱領最後又被列寧所不認可,但確實是一次值得關注的理論嘗試,此後他關於國家建設的實際行動要比這種論述武斷得多、投機得多。
我們知道,在類似“緊急狀態”下給自己留出例外,恰恰是主權者的定義。除此危險的隱藏獠牙外,在國際上,“打退外部勢力進攻”足以構成無限延期的借口。這一點,正是世界革命與一國社會主義的爭端之一。
值得一提,列寧在該著作還大篇幅談論了“民主”。眾多耳熟能詳的“馬列主義”暴論即出於此;並且,最重要的,他發展出了臭名昭著的“人民民主”概念。這些論述都是建立在前面的討論之上。
m節,不如說《國家與革命》整個關於“民主”的部分都非常令人費解,如果局限在文本上,簡直不知列寧為何要胡攪蠻纏。他始終在玩弄一個邏輯謬誤:頻頻偷換評價對象與評價原則,前者是作為國家形態的民主制,後者是(隱含的)民主原則/價值。邏輯過程(1):假定資產階級民主的局限性根本上來自其階級存在與階級性,套用國家理論,也就是仍作為階級統治工具即國家。那麼,超越這種局限性,與消滅國家是同義語,而與民主制的任何規定都無關。換言之,只要國家還存在,民主底該局限性就仍存在。而且,在此視域下,民主制只有一個評價維度——國家消滅之進度,即此民主制多大程度上促進了自身的消滅。
但是列寧又隱含了一種民主價值。邏輯過程(2):有一種民主理念,可以用來衡量實存民主制的真偽/好壞。列寧在同一段恰好透露過該理念是什麼:民主是多數人意志的貫徹。當然這個想法本來就是錯的 。因爲,這句話僅表達了“多數決”原則。盧梭已清楚說明,“多數決”原則不可能是先於制度規定性的本質存在(絕無可能撐起列寧所暗示的重擔)。否則,按列寧的意思,考慮到任何站得住腳的政權大都得到了域內多數人的擁戴,我們竟要承認它們都達到了高度的“民主”。與列寧宣稱的相反,“多數決”只能在民主制之前提下作為一項原則、實現為一個步驟。其二,抽象的民主制,即撇開任一具體的制度與共同體,也不是某種民主理念/原則的對應物;如果一定要找出某個位於中心的東西,應該說在於對代表性的授權——人民作為主權者,通過何種程序而經中介機構(國家)行使主權。其三,字面上的democracy無非是“人民統治”,它的價值,如果囿於自身的理念之內,就不會超過這個詞語本身。脫離了民主制實存的“民主”無法想象,或者可以是任何東西;另一方面,牢牢粘在“人民統治”上的民主價值(全然無關general will與common good?)也令世人詫異。然而,即便他找到了正確的理念也不行;實際上,就算他謹慎避開了理念描述,只要他在度量“好壞”“真假”,邏輯過程(1)便不成立。(只有一種例外,那就是他在反諷民主制是他想要免除的東西。我們可以這樣想象:“好垃圾”應當是“沒有了的垃圾”。)這才是最根本的謬論。可參考薩托利《民主新論》第15章,尤其是15.2節,我的分析受到了其中啟發。
要理解這一段,還是要結合他寫作時的實際境遇。結合實際,或許“沒有了最好”正是他此時對民主的真實態度。(著名的一件事,從1917年12月到1918年1月,列寧率布爾什維克因為沒有得到滿意的結果,而不斷破壞立憲會議選舉、大會召開及決議直至驅散立憲會議。)
經過n、m節補充,3.1之後,政權的形態規定現在也清楚了:
再做一次總結,這幾節是在說,無產階級作為選民,如何實現其使命。列寧的回答是,1、接受先鋒隊的領導。2、奪取政權後,先鋒隊代行專政,對內鎮壓殘余勢力反撲,對外打退外敵進攻,以保衛政權、實現過渡。
與第一部分不同,我在第二部分花費了大量口舌重述了其思維過程。這不是因為第一部分無可指摘。第一部分的中心是一組天啟信念與彌賽亞盼望(料定人類現世崩塌,然後,希冀這臨近的慘況中誕生拯救人類歷史的契機),不可驗證。第二部分以“怎麼做”為導向,說明在堅持信仰以後,運用適於所處環境的現實手段展開戰鬥。做個極端假設,這套工具之運用乃可無涉於信念的具體內容,但最好要後者堅持對其他現有價值進行解構。換言之,神壇上可以擺著共產主義、太平天國,也可以擺大國崛起、偉大復興、白頭山純血統,但最好要對現存制度·體系·秩序是破壞性、顛覆性的,不然行動中難免見責於不夠徹底之軟弱性。(列寧主義工具最適於布爾什維克,他的非同類模仿者都不如本體成功。)另外,我特別對《國家與革命》關於民主部分(m)揭批謬誤,則是因為該節很有誤導性,且對其他論述具有較大獨立性,宜加以提醒。
須注意,列寧身處19、20世紀之交,並不是前啟蒙或啟蒙之紛爭中的理論家,他所寫的,也不是提出新的民主或主權理論,而是以歷史終結關頭的總結者視角,通過本質揭示,表明先前民主理論及實踐的虛偽。他的這個嘗試在理論上不但是失敗的,而且也沒多大價值,但這一事實,跟他本人在歷史上的巨大影響兩不相干。 在字句上探討正確答案(某甲如何說,某乙如何評,最後,本人來一統眾論),應嚴格區分於歷史實證與假設性討論。其實,主權理論尚且一直為未定之論。“什麼是民主?”“誰最民主?”“日月神教如何看待民主?”......這類話題都遠不相干於制度建立、制度變革、社會運動之任何實踐,對理解過去助益甚微,誤導反而很大。理論可以天馬行空,文字可以精於工巧,話語可以緊隨“進步”時髦,但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言論,聲量或許不小,重要性都極低。他們往往窮其一生修修補補,只是在為自身敘事追求一貫與連續;然而,包括他們微不足道的人生在內,歷史道路是由關鍵決斷與事件節點連綴而成(各路知識分子負責總結、裝點);相比同樣普通的普通人,知識分子獨善於用話語療愈其自我遭遇的斷裂性創傷。
由於極其獨特而令人難忘的風格,先鋒隊類型的黨又被稱為列寧黨。
1916年,列寧抄襲希法亭的帝國主義論,為初代教義打上了另一層補丁。其中或有大段搬運、剪裁馬恩之語,但要留意的是列寧這一補丁為共運及共產主義理論帶來了一次重大轉向。
冷戰結束後的激進左翼(反資左派)理論,無不受此論熏陶。傳承最明顯的、同時聲名遠播的當屬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論。此外,哈維的“空間修復”,弗蘭克、阿明的依附論,普雷維什的中心—外圍理論,都不難看出這種帝國主義論的影響,尤其當這些學說在傳播與演義的過程中。另一方面,國際體系的挑戰者,例如滋養了昭和青年的北一輝主義,以至21世紀慶豐廢豚的“入關後實現社會主義”,他們都樂此不疲搬弄這一套象徵系統,而它確是被列寧播揚開來的。
下一篇,我將介紹列寧主義理論的成熟期。
補充1:
先鋒隊理論也有其前身,那就是布朗基主義(Blanquisme) 。布朗基主義誕生於巴黎公社的革命鬥爭,出自巴黎公社領導人之一,布朗基(Louis Auguste Blanqui)。由於革命導師恩格斯明確批判過布朗基主義,自居“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都視其為貶義詞而極力撇清關係。列寧亦然。我們今天來看,爭論先鋒隊理論是不是布朗基主義(或它的變體、傳人…),沒有意義。因為就二者的相似之處而言,被視作布朗基主義的典型主張在革命運動中很自然會產生的。不要說稱得上“進步意義”的革命,就是有明確目標建樹的造反,哪個不靠一小夥精英團體主導策劃而能成事呢?與之相對的,大概只有流民竄亂、群氓暴動。所以,一定要扯上布朗基主義的話,關鍵在於後半部——革命成功後,革命精英團體繼續執掌大權,引領社會主義轉型。然由東亞歷史觀之,這話同樣毫無新意。朱重八打江山坐江山,朱色江山代代傳,多爾袞拿三千萬人頭來換……有何新意?哪個創業者不這麼做才是聞所未聞。對於習慣於體面政治的歐洲人來說,即使是革命黨人、社會主義者,也需要找到區別於朱重八式“純粹惡”底合法性。
補充2:
列寧的國家與民主理論主要裁剪、拼貼了馬克思1875年《〈哥達綱領〉批判》中關於過渡時期的論述。首先我們可以明確,民主制在馬克思看來是一個非常低幼的東西,不值得對其優點多費口舌。共產主義者只看重其有利於推動階級鬥爭的價值,所以也要高舉民主主義的主張。簡單來說,“鄙視,但不敵視,而要利用”:
至於什麼是革命專政,列寧已經回答過了。我們可以舉出多條理由,論證“馬克思的本意是好的,普列漢諾夫的理解是對的,都怪列寧執行得太偏激了”。比如秦暉,亦或是大三時初讀《國家與革命》與《〈哥達綱領〉批判》的筆者。這些反駁比其他類似指控更站不住腳。因為,從思想家的思想出發(不同於作為個人所擁有的情感偏向),就必須承認列寧是馬克思民主思想的忠實執行者,表現為:在專制國家中,列寧忠實執行著馬克思的綱領,即反對君主專制、爭取民主共和國;有了“鬥爭舞台”後,便利用該平台,為無產階級政黨(最正確的那一部分)奪取政權而鬥爭;奪權以後,實行革命專政,監管全社會經歷過渡時期。評論者指出他後兩個階段的種種劣跡,但那畢竟是闡前人所未發之意,列寧面臨的是馬克思未曾設想過的情況,況且馬克思本人從未有過執政經歷,他如何得知權力運用之內傳心法,又如何能為一個個緊急決斷提供指導呢?(詳見下篇)
現在,我聯想到中文網路經典過時話題之一,“利用民主權利來推翻民主制度的人配不配享受民主?”似乎,簡單的思考反而能得到那個簡單而正確的答案。但是,隨著自身興趣、歷史與邏輯運動的軌跡繞了一大圈並非白費功夫。缺乏厚度的思考經不起宣傳家有意的挑撥引導,飽經激蕩、苦悶與流放的大腦才能在孤立作戰的牛圈中提供最後一道免疫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