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英文讓川普站在她這邊？

圖片來源：Times

中華民國前總統蔡英文日前接受英國《泰晤士報》（Times）專訪時聲稱，「我領導台灣八年——這就是我如何讓特朗普站在我這邊的方式」（I led Taiwan for eight years — this is how I kept Trump on my side），這甚至成了報導的標題。被媒體誇大為「國際談判高手」的蔡英文沒有說的是，她如何在對美關係中軟弱地面對美國，無論是在川普第一任期，亦或是拜登任期中。

蔡英文畏懼與川普通話

2016年12月，就任半年餘的時任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聲稱，她致電當時剛當選的美國總統川普，對他的勝選表示祝賀。這段超過十分鐘的通話，是台美領導人自 37 年前以來首次直接對話，當時瞬間國際間熱門話題。然而，2018年8月底，時任川普政府交接團隊顧問、前美國副總統錢尼的副國家安全顧問葉望輝（Stephen Yates）受訪時披露秘辛，他提到，當年蔡英文政府面對這通電話時相當驚慌，甚至一時不知如何因應，最終延遲了兩週才正式接通。

葉望輝當時表示，在那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無論是民主黨候選人希拉蕊還是共和黨候選人川普，其幕僚團隊都收到了來自各國的通話邀請，而中華民國外交部也不例外。川普方面的幕僚曾認為，與蔡英文通話既可能帶來好處，也隱含風險，因此便徵求了葉望輝的意見。

從商業角度來看，台灣作為美國武器和高科技產品的重要買家，葉望輝認為「當客戶送上祝福，自然要接電話！」因此他主張支持這通通話。然而，出於不希望讓媒體過多關注的考量，川普幕僚們最終將這一決策歸咎於葉望輝個人的看法。葉望輝強調，儘管「川蔡通話」並非由他單獨牽線搭橋，但若沒有他的影響，這次歷史性對話恐怕難以實現。

葉望輝當時還提到，台灣統治當局原本並未預料到川普會接受通話邀請，長期以來因慣於遭拒，令蔡政府在面臨這次邀請時顯得十分措手不及。最終，駐美的台灣官員不得不與台北高層反覆磋商對策，而這次猶豫竟使得通話延遲了整整兩週。

讓台灣失去優勢的那幾場對美及對WTO的談判

蔡英文對美談判的軟弱，其實可以追朔至1980年代末期。那時，台灣正面臨來自雷根政府到老布希政府的貿易談判施壓，美國當時以台灣盜版猖獗為由，援引《1974年貿易法》中的301條款，對台展開貿易制裁與經濟施壓。根據《亞州週刊》的資料顯示，1984年蔡英文成為行政院經濟部國際經濟組織首席法律顧問，並曾擔任台灣加入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GATT）與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的首席談判代表長達十五年，德國之聲也援引了這項資料。

蔡英文2021年曾在Twitter上公布30多年前的照片，並說，「這些都是30多年前坐在我旁邊談判桌上的同事，他們在國際舞台上為台灣付出了一切。回想起來，我很慶幸自己曾擔任貿易談判代表，為國家創造更繁榮的未來」。

1986年，蔡英文（前排中）代表中華民國到美國，與美貿易談判代表署進行重要經貿談判。

就在蔡英文代表當時的中華民國李登輝政府到美國進行貿易談判的同年（1986年），在美方施壓下，李登輝政府廢除了1954年總統府頒發的《國外電影片輸入管理辦法》，即廢除限制外國片有限制的進口，這等同向好萊塢影業打開大門，外國片輸入台灣的數量開始增長，由1986年的462部增加到1987年的532部。而這一連串的連鎖效應，導致至2005年時，外片票房占台灣市場70%以上，本土電影平均製作成本僅為好萊塢電影的1%上下。

在同一時期的談判過程中，同樣迫於美方貿易談判的壓力，1984年麥當勞獲准進入台灣。根據中華民國前經濟部長尹啟銘的說法，1984年，美國佔台出口比重高達48.8%，對美貿易順差98億美元，美方要求縮減逆差。而當時美國的貿易副代表，正是後來成為川普第一任期時的貿易代表，對中國發動貿易戰的萊特海澤（Robert Lighthizer）。

在2000年後，蔡英文被政黨輪替後的陳水扁政府延攬擔任陸委會主委，繼續主導台灣加入WTO的談判，最終於2002年以「台灣、澎湖、金門及馬祖個別關稅領域」名義，成為WTO的第144個會員國。然而，台灣加入WTO後農業開放政策導致一系列問題，先是先是稻米進口配額調整及市場開放可能對國產稻米產業造成衝擊，進而影響農民生產意願，部分農地閒置。接著農產品市場價格波動加劇、農會信用風險上升，反映出產銷體系面臨挑戰。隨後政府輔導轉作有機農業的成效未達預期，有機農業規模仍然很小。最終導致「政策開放—小農退出—土地囤積」的惡性循環。

根據《風傳媒》報導，紡織拓展會秘書長黃偉基表示，「我們加入WTO之後，好不容易花了十年的時間，去跟各國諮商談判，原本以為可以面對一個完全自由化的市場競爭，才發現裡面有許多小門，像美國跟中美洲有簽『自由貿易協定』（FTA），出口貨品享零關稅等等」。在區域性經濟整合方面，某些貿易組織的影響力甚至超越了WTO的作用。以歐洲為例，其由歐盟（EU）推動的經濟一體化成效顯著；而東南亞則依靠「東協經濟共同體」（ASEAN）促進區域內貿易；北美方面，則透過「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實現經濟整合；非洲則建立了「非洲經濟共同體」（AEC）來加強區域合作。近年來，隨著「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與「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等新型貿易協定的落實，這些區域性經濟聯盟在促進成員間貿易與投資方面發揮了更加明顯的作用。

相比之下，台灣目前僅參與「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而該組織主要屬於非約束性論壇，並未形成像以條約為基礎的政府間合作機制那樣的實質效力。因此，台灣若希望突破這一局限、打入這些更為緊密的貿易圈，就必須面對由於缺乏制度性保障而產生的關稅壁壘與市場進入挑戰。

從台積電赴美設廠到萊豬進口，蔡英文談判的進退失據

蔡英文參與或主導失敗的貿易談判還不僅於此。2016年上任中華民國總統以來，蔡英文將「強化台美關係」列為對外政策的核心目標。然而，川普政府自2019年開始施壓台積電赴美設廠的計畫，並在2020年5月時，迫使台積電正式宣布將在亞利桑那州設立新廠。媒體甚至報導，幕後牽線人就是時任總統蔡英文。

早在亞利桑那建廠前，台積電於1996年通過與飛利浦及其他投資者的合資企業在華盛頓州卡馬斯（靠近俄勒岡州邊界）成立了 WaferTech（後更名為台積電華盛頓）。這座耗資 10 億美元的工廠於1998年開始使用從飛利浦轉移的技術生產0.35微米的晶片。然而，該廠的具體財務狀況始終未披露，顯示在營利上可能面臨挑戰。而隨後，台積電在亞利桑那州的設廠運營，目前面臨比台灣工廠高出30%的生產成本。

台積電在台灣被視作「護國神山」。作為全球晶圓代工龍頭，台積電先進製程（如5奈米、3奈米甚至未來的2奈米技術）使得全球90%以上的先進晶片均由其生產。這些晶片是智慧型手機、電腦、汽車、人工智慧及國防系統等關鍵產品的核心組件。正因為如此，全球各國政府與主要科技企業都極為依賴台積電的產能與技術能力，形成一種「經濟護國」的威懾力量。此外，台積電的營收與利潤連年攀升，不僅使台灣成為全球半導體產業的重要基地，同時也為政府帶來龐大稅收。台積電的財務表現堅實（例如毛利率常在50%左右），使得它在台灣經濟中扮演著穩定器的角色，成為民間企業中的「經濟磐石」。

然而，在蔡英文主導的談判裡，卻輕易地接受美方施壓，並不符成本地赴美設廠，只為了符合「美國優先」的原則。而她所代表的台灣，卻未從其中獲得任何實質利益，包括台美自由貿易協定、加入CPTPP、與美國正式建立邦交關係、讓台灣加入國際組織......等。

不僅如此，在川普第一任期末，蔡英文政府還試圖透過開放含萊克多巴胺（瘦肉精）美豬進口（簡稱「萊豬政策」），強調此舉是「基於國家整體經濟利益」及「深化台美經貿關係」。此政策被解讀為回應美國長期要求台灣開放市場的壓力，並試圖換取美國對台灣參與國際組織（如CPTPP）的支持。然而，政策宣布後引發社會強烈反彈，民眾普遍質疑政府「以食安換外交」的正當性。

儘管蔡政府還宣稱開放萊豬是為重啟「台美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TIFA）談判鋪路，但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後續並未顯著加速雙邊經貿協商。直至2021年6月，台美才召開睽違五年的TIFA會議，但會議聚焦技術性議題（如智慧財產權、藥品審查），未觸及自由貿易協定（FTA）或台灣加入CPTPP的實質支持。換言之，台灣以食安風險換取的「台美關係進展」僅限於象徵性對話，缺乏具體成果。

萊豬政策引發民間強烈反彈，2021年12月「反萊豬公投」雖未通過，但同意票數仍達400萬票（占總投票數41%），顯示民眾對政策的不信任。此外，地方政府（如台北市、台中市）自行訂定「零檢出」規範，導致中央與地方的法規衝突，凸顯政策溝通與配套措施的不足。蔡政府為平息爭議所編列的「百億養豬產業基金」，也被批評為政策買票，未能根本解決產業衝擊。

台灣長期以「高標準食安」為國際宣傳重點，但開放萊豬政策被視為對美國的單方面讓步，反而削弱台灣在國際談判中「堅持科學標準」的話語權。例如，日本福島食品解禁議題隨後浮上檯面，部分輿論質疑：「若台灣能為美國犧牲食安，為何不能以相同邏輯接受日本核食？」此矛盾反而削弱了台灣在國際經貿談判中的一致性。

另一項爭議，就是代表蔡英文政府力挺萊豬進口的時任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RTA中心資深副執行長李淳（後擔任外交部政務次長，目前擔任駐歐盟兼駐比利時代表處大使）在萊豬公投的辯論中提到，「台灣若決定不開放萊豬，就是開倒車、不講信用，加入CPTPP將更加困難」。

荒謬的是，蔡英文政府將CPTPP參與寄望於美國支持，但川普任內退出CPTPP前身「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導致美國在CPTPP的話語權大幅下降。即使拜登政府宣示「重返亞太」，其政策重心卻放在「印太經濟架構」（IPEF），而非CPTPP。換言之，台灣將CPTPP希望寄託於美國，實為誤判國際經貿格局。此外，蔡政府宣稱「開放萊豬是為符合國際標準，爭取加入CPTPP」，但CPTPP的加入程序需全體會員國共識，而主要成員如日本、澳洲、加拿大等國，其對台支持不僅取決於單一議題（如美豬），更受制於對中關係的戰略平衡。例如，日本雖樂見台灣加入CPTPP，但同時需顧及中日經貿利益，難以全力為台灣背書。

儘管川普在第一任期內，通過多項友台法案（如《台灣旅行法》、《台灣保證法》），但其外交政策核心為「美國優先」，對台支持亦以「成本效益」為考量。像是美國對台軍售雖常態化，但價格屢創新高（如2020年出售的66架F-16V戰機，總價達620億台幣），被質疑將台灣視為「軍火提款機」。川普政府要求台灣開放美豬、美牛，卻未承諾支持台灣加入國際組織，顯示其將台美關係視為「單向利益輸送」，而非平等夥伴。

蔡英文政府將「親美抗中」定調為外交主軸，卻忽略多元外交的重要性。例如，台灣與歐盟的《投資協定》（BIA）談判停滯，對東南亞的「新南向政策」亦缺乏具體成果。此種「押注單一強權」的策略，使台灣在國際局勢變動中極易陷入被動。台灣試圖透過開放市場換取國際支持，卻未同步提升產業競爭力。例如，半導體產業雖為台灣經濟支柱，但過度集中於代工製造，在CPTPP強調的「數位貿易」、「服務業開放」等領域缺乏優勢。若無法建構多元產業結構，台灣將在區域經貿整合中被邊緣化。

當川普選擇高喊「美國優先」時，蔡英文不是讓川普站在她這一邊，而是像個小妹般地跟著一同搖旗吶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