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美國外交政策自卡特（Jimmy Carter）時代以來，長期受到人權與道德外交的框架限制。卡特政府強調以人權作為外交政策的基石，試圖通過道德高地來引領國際秩序。然而，這一原則在面對現實主義的地緣政治博弈時，往往顯得力不從心，甚至自綁手腳。近期，美國外交政策出現顯著轉向，尤其近日盧比歐提到「不同盟度與價值觀的國家也可成為盟友」的表述，顯示美國正在重新調整其外交策略。這一轉向不僅意味著美國外交政策的重大變革，更在當前全球南方的外交競爭中，特別是針對中國對南方國家的拉攏，展現出積極的應對姿態。
卡特時代外交原則的回顧與局限
1977年，卡特上台後，將人權置於美國外交政策的中心。他認為，美國應當以道德原則引導國際行為，拒絕與嚴重違反人權的國家結盟或合作。這一政策深受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受到自由、民主和人權等框架的束縛。卡特政府要求與美國往來的國家，其領導人必須經過至少形式上的民主程序認證，以確保其具備代表性。這種要求一方面是為了符合美國的價值觀，另一方面也源於過往的經驗教訓。例如，冷戰期間，許多專制獨裁的領導人因政變或其他因素被推翻後，其繼任者往往與美國關係惡化，甚至需要重新簽訂外交協議。典型的例子包括1979年伊朗革命，巴列維國王被推翻後，新政權與美國徹底翻臉；以及1989年巴拿馬的諾列加政權，因其獨裁統治和與美國的矛盾，最終導致美國出兵干預。這些事件讓美國意識到，與不具備民主代表性的領導人合作存在極高的不穩定性，因此傾向於要求外國領導人通過民主投票程序來獲得合法性，因為這被認為是國家代表性的最佳表現。
然而，這種「道德外交」帶來了諸多問題。首先，卡特政府以來的外交原則過於理想化，忽略了地緣政治的現實需求。在冷戰期間，美國為了遏制蘇聯，實際上不得不與一些人權紀錄不佳的國家合作，如沙烏地阿拉伯和巴基斯坦。但卡特的原則卻讓這種合作變得矛盾重重，美國的盟友關係因此受到限制。其次，這一政策在應對全球南方的國家時顯得尤為不利。許多南方國家（如非洲、東南亞和拉丁美洲的發展中國家）更關注經濟發展和基礎設施建設，而非西方所強調的人權和民主價值觀。此外，並非所有南方國家的國民都習慣或認同美式民主。例如，在許多非洲國家，傳統的部落治理結構或強人政治更符合當地文化與社會現實，強行推行民主選舉往往導致政治不穩定，甚至引發衝突，如1990年代盧旺達的種族衝突就與民主化進程中的失衡密切相關。卡特的道德外交框架，讓美國在與這些國家的交往中顯得僵硬，無法靈活應對其實際需求。
此外，卡特政府以來的外交原則還間接導致了美國在全球南方的影響力下降。當美國因人權問題拒絕與某些國家合作時，這些國家轉而尋求其他大國的支持，例如冷戰時期的蘇聯，以及後來的中國。這種「自綁手腳」的外交模式，讓美國在南方國家的外交競爭中逐漸處於劣勢。
當前外交政策轉向的背景與特徵
盧比歐提到「不同盟度與價值觀的國家也可成為盟友」，這象徵著美國外交政策正在從卡特政府以來的道德框架中解脫出來，轉向更加務實的現實主義路線。這種轉向的背景可以從多個層面來分析。
首先，全球地緣政治格局的變化是主要驅動力。隨著中國的崛起，其「一帶一路」倡議和對全球南方的經濟援助，讓許多發展中國家逐漸向中國靠攏。中國不干涉內政、不附加政治條件的合作模式，對這些國家極具吸引力。相比之下，美國長期以價值觀為導向的外交政策，顯得缺乏競爭力。這次政策轉向的一個明顯目的，就是要挑戰中國對南方國家的拉攏。美國意識到，若繼續拘泥於人權和民主的框架，可能會進一步失去在全球南方的影響力，進而讓中國在這些地區的影響力持續擴張。為了扭轉這一局面，美國必須調整其策略，放棄過於僵化的道德標準，轉而尋求與更多國家的務實合作。
其次，國內政治的變化也推動了這一轉向。美國內部對於外交政策的爭論，特別是對卡特時代原則的反思，促使政策制定者重新思考如何在道德與現實之間尋找平衡。圖片中提到的「扭轉卡特之後自綁手腳的外交原則」，正是這種反思的體現。這種外交轉向的特徵之一，是美國開始接受「不同盟度與價值觀的國家」作為盟友。例如，近年來美國與越南、印度等國的關係顯著升溫。這些國家在政治體制和價值觀上與美國存在顯著差異，但在地緣戰略上卻與美國有共同利益，特別是在遏制中國的影響力方面。這種務實的合作模式，標誌著美國外交政策從意識形態主導轉向利益主導。
外交轉向對南方國家的影響
這種轉向對美國應對南方國家的外交具有顯著影響。過去，美國因過於強調人權和民主價值觀，難以滿足許多南方國家的實際需求，例如基礎設施建設和經濟援助。而中國則通過「一帶一路」等項目，填補了這一空白，迅速擴大了在全球南方的影響力。美國的新外交政策允許其與更多南方國家建立合作關係，即使這些國家在價值觀上與美國並不完全一致。這種靈活性使美國能夠更好地與中國競爭，特別是在非洲、拉丁美洲和東南亞等地區。
例如，美國近年來加大了對非洲國家的投資，並與一些人權紀錄不佳的國家展開合作，如盧旺達和衣索比亞。這些合作不再以人權作為首要條件，而是聚焦於經濟發展和安全合作。這種策略不僅有助於美國重建與南方國家的關係，還能有效對抗中國在這些地區的擴張。
外交轉向對抗中國拉攏南方國家的影響
中國對南方國家的拉攏，長期以來依賴於其不干涉內政的原則和大量的經濟援助。這種模式讓許多南方國家更願意與中國合作，而非美國。美國的外交轉向，通過更加務實的合作方式，有效應對了這一挑戰。
首先，美國的新策略使其能夠提供更具吸引力的合作方案。例如，美國開始參與更多基礎設施項目，並與國際夥伴合作，推出類似「全球基礎設施與投資夥伴關係」（PGII）這樣的計劃，試圖與中國的「一帶一路」競爭。這種轉向讓美國在南方國家的經濟競爭中更具競爭力。
其次，美國的新外交政策有助於在戰略層面對抗中國的影響力。通過與印度、越南等國建立更緊密的關係，美國不僅擴大了其在亞太地區的盟友網絡，還有效遏制了中國在該地區的擴張。此外，美國還通過多邊機制，如四方安全對話（Quad），進一步整合資源，對抗中國在全球南方的影響。
然而，這一外交轉向也帶來了一些挑戰。例如，放棄過於嚴格的價值觀標準，可能會導致美國與一些盟友的關係緊張，尤其是歐洲國家，他們更傾向於強調人權和民主價值觀。此外，與人權紀錄不佳的國家合作，也可能損害美國的國際形象，影響其道德領導地位。
結論
美國外交政策的轉向，標誌著其從卡特時代的道德外交框架中解脫出來，轉向更加務實的現實主義路線。這一轉向不僅扭轉了美國長期以來「自綁手腳」的外交原則，還顯著提升了其在全球南方的競爭力。特別是針對中國對南方國家的拉攏，這一政策調整為美國提供了更大的靈活性，使其能夠在經濟和戰略層面更有效地與中國競爭。通過與更多不同盟度與價值觀的國家合作，美國正在重新奪回在全球南方的影響力。然而，這一轉向也帶來了新的挑戰，美國需要在務實與道德之間找到平衡，以維護其全球領導地位。總體而言，這一外交政策的調整，為美國在當前地緣政治競爭中提供了更強的競爭力，有助於其更好地應對21世紀的全球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