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警方認為是土地銀行搶案嫌犯的王迎先，在去確認犯案工具的路途上「畏罪自殺」，而同天凌晨三重警察分局竟然抓到了另一個嫌犯李師科，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土銀搶案犯人李師科
退伍老兵成銀行搶匪
在搞清楚發生什麼事前，應該先問：李師科是誰？李師科是退役軍人，民國十六年出生，經歷抗戰、戡亂，跟隨國民政府來到台灣。民國四十八年他申請退役，退役後隻身在台，以開計程車維生，以他自己的說法，退休後的幾年，他的生活方式是「開計程車賺了一點就休息幾天，沒錢再去開車，日子過一天算一天」。
1982年5月7日，王迎先死亡的那個清晨，一名秘密證人向三重警察分局提供線索，說李師科放了400萬元在他家，說是要給他的小孩念大學，因為這個線索，三重警察分局逮捕了李師科。
他在案發被捕後，對偵訊人員說「國家虧欠他太多，所以他要搶銀行。」他也說「我看不慣社會上的許多暴發戶，且經濟犯罪一再發生，所以我決定去搶銀行。」
而要搶銀行就要有一把「好槍」，所以李師科在案發兩年前，先以土製手槍槍殺警衛李勝源，取得犯案的點三八左輪手槍，兩年後趁土地銀行關門前闖入犯罪，順利搶走531萬元。他自己使用了部分贓款，大部分交給了他的友人，這名友人也因為這筆錢而起疑，進而通報警方。
1982年5月7日下午，行政院依照戒嚴法將李師科核交軍法審判，5月17日軍事法庭開庭審判李師科，判處死刑。同年5月26日，經過不到一個月，李師科便被執行槍決。
子彈沒有解決問題，只解決了一個人
一顆子彈終結李師科後，與本案有關的問題並未因此解決。
第一個問題是，從李師科的經歷來看，身為一位退役軍人，李師科應該對國家有一定的效忠，這樣的人怎麼會犯下搶銀行的大案子？還說「國家虧欠他」呢？
李師科十三歲從軍後就脫離了家庭，歷經抗戰、戡亂，直到來到台灣，戰爭一直是他青壯年時的生命經驗，而戰爭是種極容易扭曲人性的力量，我們不知道李師科是否有可能患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若確實有PTSD的情形而沒有適當的紓解，一般人便很難安穩的在社會生存。而且李師科的親人並不在台灣，他也沒有感情的寄託，只能一個人在異鄉過著並不被重視的生活。
除此之外，當時臺灣正從農業社會轉型為工業社會，在農業社會中可以獲得的情感支持已經消失，且在當時有許多的經濟罪犯犯了罪卻能逍遙法外，很多人因此產生了這個社會不公平的想法。從李師科犯案與落網時對國家的各種批判來看，他或許就是這些人的其中一位。
這種種背景，都可能是造成李師科犯案動機的原因，提這些原因並不是認為李師科情有可原，而是希望除了追究犯罪責任外，也能找到更深層的社會問題並且改善。畢竟李師科並不是一般典型為了自己花用錢財而搶劫的人，他大部分的錢都給了友人，要讓他的孩子上大學。但在李師科落網後，便很快被槍決，他的心理問題、犯案動機、手法都沒有被深入研究，社會也就無從知道要如何防治下一起犯罪事件。
有評論認為，這種針對體制的攻擊，其犯罪原因對社會有相當的負面啟示，具體來說，李師科半生戎馬的背景、對體制不滿的心態，都可能牽涉到檢討政府體制和對反攻大陸承諾的失信，所以政府才會趕緊解決「提出問題的人」，甚至在李師科軍法審判後，有關新聞幾乎遭到封鎖，也能呈現出這種不願意面對問題的心態。然而單純解決一個提出問題的人，阻止不了其他有同樣問題的人陸續出現，李師科落網之後，高雄彌陀鄉發生類似的搶案，就證明了這一點。
喚不回的枉死性命
與本案有關的第二個問題，是警方刑求的陋習。
在確定李師科是真兇後，針對王迎先「畏罪自殺」的官方說法便有了很大的問題，因為王迎先既然沒有犯案，便不可能「畏罪」，那王迎先為何要承認犯罪？考量王迎先的女兒王貴梅的說法，王迎先極有可能被刑求，王迎先的屍體之後經法醫解剖，發現他的七根肋骨已折斷，胯骨有一處裂痕，後腦有裂傷痕，還有流血的現象。
當時王迎先遺屬、雜誌、立委等許多人提出各種質疑，比如王迎先是刑求致死，警方為了掩蓋犯行而棄屍橋下，也有認為王迎先是受到過於嚴重的傷勢，已經奄奄一息，既然救不活，對警方形象又不好，所以將其投入水中裝成「畏罪自殺」。
之後檢方起訴了當時涉嫌刑求王迎先的五位刑警，經法院判決認定警方刑求。五人中有兩人情況較清楚，刑警之一的陳奕煌展開逃亡，之後回台服刑，服刑出來曾擔任東勢林管處的處長；而警官詹俊榮經新聞報導，則是逃亡至奧地利，至今未歸，不知情況。
看起來，這事件的正義似乎蒙塵，但其實對後世還是有很正面的發展。
司法雖然不能還王迎先性命，至少能還他清白，也促進了法律修正。當年的刑事訴訟法被告只有在「起訴後」才能選任辯護人，在王迎先事件之後，立法院修法讓偵查中的嫌犯也能夠選任律師。這或許沒有完全防止警方濫用刑求逼供，但至少是一個進步的開始。
無天禪寺的李師科塑像。李師科雖然是犯下重罪的罪犯，他的背景、性格、犯案動機卻得到部分民間人士的同情，使他成為民間信仰的一部分。
一個案子結束之後
發生社會案件當然是起悲劇，但社會或者政府單位能不能從案子中痛定思痛，誠懇的發掘並解決製造案件的體制問題是更重要的一件事，否則就算前一位兇手伏法，下一起犯罪只會再次發生。
在王迎先案後，由於他的犧牲換來法制的進步，何其有幸又何其遺憾，反觀李師科案，政府的態度只是想要息事寧人，急著用一顆子彈把人連帶更深層的問題一起抹去，筆者實在無法比較這樣的態度與李師科的犯行間，究竟哪個對社會造成的損害更嚴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