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1:性學第1人金賽博士
性學相關的研究起源眾說紛紜。早期如伊萬．布洛赫（Iwan Bloch）從醫學角度探討性、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則從心理學角度切入；然而真正使「性研究」浮上檯面的，則是金賽博士（Alfred Charles Kinsey）的人類性行為研究。在當時，社會對性的理解仍深受宗教倫理所支配，性被視為道德規範的附屬。然而，金賽透過嚴謹且大規模的調查，揭示了人們日常性生活的多樣性，動搖了以往被奉為真理的宗教與道德框架。當社會逐漸理解「性道德」其實是統治者維繫社會秩序的工具時，1960年代的性革命便隨之展開。隨後，各種研究成果逐步匯聚成為「性學」（Sexuality），並構成了現代「性教育」的基礎。
若說金賽是西方性學的奠基者，中國大陸的潘綏銘教授則可視為華人世界的「性學第一人」。潘教授以歷史與社會學為基礎，推展了規模龐大的性學研究。自1991年至2006年間，他主持了五次大學生性行為調查；2000年至2015年間，更帶領團隊完成了四次全國性關係與性行為的隨機抽樣調查，累積近二十年的資料，才能清晰呈現群體變遷的軌跡。相較之下，台灣缺乏如此長期而大規模的調查，因此我認為台灣的性學研究比中國大陸落後約二十年。
潘綏銘能夠開展如此廣泛的研究，得益於199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的社會氛圍，當時政治與學術對性議題仍相對包容。即便如此，他針對性工作者的研究也不得不以「愛滋病防治」為名，率領學生深入性產業現場進行田野調查，描繪性工作的真實樣貌。另一位學者劉臨達則以「人口販運防治」為切入點，追蹤赴海外工作的中國性工作者，發現多數人主要是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雖偶有剝削風險，但大多屬於知情同意。然而，隨著2014年起習近平大力推動「掃黃」政策，大陸對性議題逐漸收緊，潘綏銘最終因研究經費「查水表」等理由被迫中斷研究，甚至提前退休。這一經歷凸顯出學術研究仍難以迴避政治的干預。
反觀台灣，性學研究的資源在2004年《性別平等教育法》通過後，幾乎全面投入「性平研究」。在此脈絡下，性別平等彷彿成了唯一合法的研究主題，而性工作則被視為造成性別不平等的主要因素。雖然部分女性主義者主張「女性有權自主選擇是否成為性工作者」，但在主流論述裡，性工作仍普遍被定位為剝削與壓迫。於是，即便相關倡議團體存在，也必須以女性主義價值作為論述基礎，才能爭取有限的空間與資源。
總結而言，台灣的研究資源高度集中於性平領域，使得性行為的實證調查與中國大陸相比落後了約二十年。而性專區的推動，若缺乏可靠的性行為數據作為政策依據，便難以進一步實現。此外，在性平論述主導下，性工作幾乎成了「性別不平等的原罪」，使得政治人物無人願意觸碰這一敏感議題。雖然台灣法律上仍保有性專區的制度規定，就如同核電廠僅是封存而非廢除，隨時具備重啟的可能，但在當前風向下，研究者多半只能選擇低調前行、繞道研究，以自保為先。潘綏銘教授的經歷早已提醒我們：「政治，比愛滋病更危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