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的一生充滿了戲劇性的轉折，而輯一描述了他從北宋文壇的頂峰跌入生命絕境的驚心動魄的過程。
他的人生開局極為絢爛，在北宋仁宗盛世這個人才輩出的時代，二十一歲的蘇東坡在科舉殿試中，以一篇《刑賞忠厚之至論》讓主考官歐陽修大為驚嘆，歐陽修甚至說自己應當「避路」來讓他「出一頭地」（「出人頭地」一詞的由來）。四年後，他與弟弟蘇轍參加了難度極高、錄取率極低的制科考試（類比奧數）。蘇東坡最終獲得了「三等」（事實上的最高等級）的成績，成為北宋開國百年以來的制科第一人。宋仁宗得知後欣喜地說：「朕今日為子孫得兩宰相矣」。二十六歲的蘇東坡就此空降陝西鳳翔，擔任簽判（相當於市秘書長），可謂開局即巔峰。
然而，職場並非爽文，蘇東坡的驕傲心氣也很快遭受了調教。他的頂頭上司陳希亮嚴肅、冷峻且喜歡當面批評，讓生性散漫的蘇東坡感到處處受制。陳希亮不准人稱他為「蘇賢良」，並因此懲罰了同事，讓蘇東坡顏面盡失，且蘇東坡起草的公文總是遭到上司的反复修改，令他「特別心塞」。年輕氣盛的蘇東坡藉為陳希亮所建的凌虛台寫記時，以「陰陽怪氣」的文筆暗諷上司的功績難免興衰無常，並認為那些「欲以夸世而自足」的人是「大錯特錯了」。陳希亮看穿了蘇東坡「心氣太盛」，非但沒有責罰，反而將其文原封不動地刻碑，旨在以長輩的姿態調教他不要自滿。十八年後，經歷人生巨變的蘇東坡為陳希亮寫傳時，坦承自己當時「年少氣盛，愚不更事，屢與公爭議，至形於言色，已而悔之」。儘管有了這些教訓，蘇東坡的個性仍是引發烏臺詩案這場災難的根本原因。他早年的巨大成功使他內心驕傲自命不凡。他鋒芒畢露，公開反對王安石的激進新法。他撰寫了長篇的《上神宗皇帝書》及言辭更激進的《再上皇帝書》，甚至用魏晉奸臣賈充來影射當時的朝堂，警告皇帝推行新法「則亂亡隨之」。他十多年間在詩詞文章中明裡暗裡諷刺時政，為政敵留下了太多「把柄」。由於宋代雕版印刷的普及，他的詩文集《元豐續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等出版物，直接成為政敵收集「罪證」的依據，這也使烏臺詩案成為中國歷史上首起以出版物為罪證的著名文字獄。蘇東坡後來自我評價：「自笑平生為口忙」，其個性已註定這場災難的必然。
這場災難為蘇東坡帶來了一百三十天高強度的精神折磨。元豐二年（1079年）七月二十八日，他被捕押解回京。途中行至太湖鱸鄉亭邊時，他因恐懼未來而萌生了跳河自盡，「一了百了」的念頭。他被關入御史台（烏臺）的獄中，形容監獄狹小如「百尺高的井裡」。他被迫在一百三十天內，逐一交代三十年來所寫的詩詞文章的寫作動機、典故和隱含意義。他在獄中承受「詬辱通宵」的精神施壓，旁人聽了都「不忍聞」。極度絕望之下，他想絕食或吞服青金丹求死，並與兒子約定以魚為暗號，一次誤送鮮魚讓他誤以為死期將至，寫下兩首絕筆詩給弟弟蘇轍。最終，在弟弟蘇轍上書請求以官職贖罪、太皇太后高氏及政敵王安石等人的求情下，蘇東坡才倖免於死。他最終被判「當徒二年，會赦當原」（有期徒刑兩年，遇赦免罪），但皇帝「特責」將他貶為無實權的黃州團練副使。這場文字獄波及甚廣，牽連了蘇轍、司馬光等多人，成為蘇東坡人生的絕對轉折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