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1-10|閱讀時間 ‧ 約 7 分鐘

二O一八年十一月十日。彈弓發射時。

    我的隨身筆記本是一本大約20X30公分的硬殼活頁小冊子,內容頁完全沒有格線或分類,我把平時忽然出現的靈感、喜歡的句子、有用的知識訊息隨時抄下。因為不知道甚麼時候需要用到,幾乎任何時候我都帶著它。
    最近小冊子中出現了幾組人名,都是我在攝影課上快速記下的。Sophie Calle、Thomas Flechtner、Frank Gilbreth……。好幾次我都試著另起文章寫下他們帶給我的震撼,但寫了幾次都隱約覺得有一道牆將我擋住,好似我越是書寫它們,就越和我心中那巨大震撼的感受分離。這件事使我感到焦慮。
    我沒有整理筆記的習慣,寫下來的瞬間,有些東西就注定被保留,有些東西注定被遺落。所以我會把想記下的東西,轉換成自己可讀的語言。
    我沒有整理筆記的習慣,寫下來的瞬間,有些東西就注定被保留,有些東西注定被遺落。所以我會把想記下的東西,轉換成自己可讀的語言。
    有一幅攝影作品是這樣的,一片隱約看得到山形的靛藍色背景透露出一圈圈山脊線的線條,它們彷若地理課本中的等高線,只不過閃耀著銀白色的亮光,有一點神祕。我完全猜不到是怎麼拍出來的。
    簡單的說,攝影師先把相機架在遠處,讓相機長時間曝光,拍攝山的形貌;攝影師自己則配戴一種特殊的發光裝置,從山腳徒步走向山頂。相機由於長時間曝光,可以毫無遺漏地將每一瞬間的光點捕捉下來,最後就形成了反應山脊線的發光線條。攝影師的形體則因為不斷移動而隱沒在畫面中。
    美麗的銀色線條是攝影師本人的足跡,換句話說,那是一張看不見人像的自拍照。這個攝影師就是Thomas Flechtner。他以這麼美的方式同時擷取了山峰、時間,與自己的存在。奇妙的是,畫面中明明看不見攝影師本人,我卻在心中暗自認定他肯定長得溫柔好看(事後證明真的是這樣,不信的話你可以google看看)。
    靜靜看著照片,我想像他一個人在山中踽踽獨行,但那絕非寂寞的,他與時間和這座山的對話始終從容不迫。
    Thomas Flechtner這幅作品叫做〈Walks〉,再名副其實不過了。你可以想像他行走在山間的樣子嗎?看不見的事物,有時並不是真的看不見。
    Sophie Calle,當代法國攝影師,我特別喜歡她的系列作品《Blind》。她拍攝幾位天生就看不見的盲人,分別詢問他們心中的美是什麼樣子,並請他們寫下來(我想應該有人協助),然後拍下這段文字敘述,以及對應這些文字的景色。這個作品沒辦法單獨只看一張照片,每一組照片都是由盲人的肖像、他們「心中美的事物的樣貌」文字敘述,以及對應的景色照片組成的。
    他們沒有看過海,但他們曾經聽過海、觸碰過海、感受過海。美並非只是視覺產物,它超越在視覺之上。
    我反覆觀看這組作品許多次,那些無法對焦的眼睛,並沒有給我「什麼都看不見」的感覺,反倒有些相當溫和、有些似乎注視著比眼前事物更巨大的什麼。他們心中的美,有的是一片寬廣的海平面,有的是晴朗日光下運行的軌道電車,有的是鋪著潔白床單的臥房,有的是站在草原上望向自己的山羊。這樣的作品會讓人想要反過來問自己問題。
    另外也有些令人不那麼愉快的名字。
    生了12個小孩的Frank Gilbreth,他肯定是個頭腦很好的人,否則他不會聯想得到要運用高速攝影的技術,拍下正在工廠中組裝物件的工人。他讓工人的手上佩帶一種可以發光的特殊裝置,在長時間曝光下,一張照片就可以完整記錄工人的手部動作。
    長時間曝光紀錄的不只是瞬間,而是集合許多瞬間連結起來的「一段時間」。照片是靜態的嗎?許多時候並不是。
    這樣的照片能做什麼呢?
    答案是優化工人的作業流程。
    Frank Gilbreth把一個人「手的所有動作」拆解為17種基本動作的組合。換言之,只要你用手來工作,就只需要這17種基本動作,其他都算是雞肋。
    透過照片,研究員可以分析哪些動作是完成組裝的必要動作,哪些是多餘的動作。如果是可以用10個動作就完成的作業,就不必用11個動作來完成。工人因此被規範以最少的步驟完成工作,簡而言之就是效率變高,人趨近於機器的可能性又往前推進了一步。這是在攝影術發明之前,人們做不到的事。
    我意識到,這些人在做的,都既是攝影,又不只是攝影。這樣說或許並不誇張:藝術有如紮上了厚實橡皮圈的彈弓,它們充滿彈性,且運用這看不見的彈性,將強而有力的什麼確實發射出去。但是,藝術家本人可以預知那個什麼會是什麼嗎?他們能猜想得到有誰會接收到嗎?我想那是很困難的事。
    最近我重讀谷川俊太郎在六、七十歲寫下的散文集,他在書中談到他和攝影師長野先生一起在美術館舉辦對談座談會。會後有聽眾提問:「在表現時,要怎樣才能不陷入自我滿足呢?」谷川回答:「去找可以讓我們忘掉自己的對象。」庸置疑那是非常困難的事情,但谷川說他之所以這樣回答,是因為看到了展場內另一個名為「水俁‧東京展」的展覽。
    「只要站在水俁(註)這個對象前,自我表現的手法就會煙消雲散。拍攝水俁的那些攝影師,都必須將自己獻給那些被拍攝者才行。不管怎麼拍都拍不出它在現實中的重量與深度,不這樣與之纏鬥,大概就無法逼近水俁的現實吧!再仔細一想,所有的現實不都是這樣嗎?長野先生拍攝的與其說是對象中心,不如說是它的邊緣,原本以為和對象毫無關係的事物卻入鏡了,這其實是為了想掌握現實的深度。在這種狀況下,攝影師本人也沒有位居中心,而是屬於現實這個複雜世界中的星座之一。」
    在那個看不見的星座法則當中,是否Sophie Calle、Thomas Flechtner、Frank Gilbreth、谷川俊太郎與長野先生,也有著不可思議的連繫呢?
    星期六的早晨我坐在書桌前寫稿,忍不住思索誰是那個能讓我忘掉自己的對象。一時之間我答不出來,但寫下這個問句時我忽然想到,有孩子的媽媽們,一定很快就能得到答案。
    (註)水俁:日本熊本縣靠海的水俁市,在1953-1959年間,因為當地工廠排放的廢水中含有汞化合物,汙染了附近的河川海洋,附近居民攝取了當地海鮮,使有機汞進入人體內無法排出。中毒患者會有手足麻痺、聽力及語言障礙、步行困難等症狀,嚴重者甚至會引發例如痙攣、失智、神經錯亂,最後死亡。水俁病是公衛史上震撼人類的重大公害疾病,近2300人受害,長達半世紀的求償訴訟仍在日本全國各地的裁判所持續進行中,但禍首企業宣稱:「救濟已經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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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人。曾任職於非營利組織擔任雜誌編輯、心靈寫作工作坊帶領人。三歲女孩的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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