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說近百年來中國史,即是一部面對西方挑戰的歷史;著重敘述改革、變法、維新、革命者如何改造傳統(或用封建、專制、半封建半殖民、父權、中世紀等形容詞)社會與文化,乃是整個近代史研究的基調,我們並不能獨責黃仁宇或任何人。
可是藉由上面的說明,卻可以幫助我們赫然覺察到:原來大陸、臺灣、海外華裔學者所用來分析描述的「中國近代史」,其實正是西方人所看到的東方中國。我們以為是在談著自己,而實際上乃在說著他人。就像我們有時會說:「遙遠的東方有一條龍」或「臺灣是遠東地區最重要的戰略島嶼」一樣,用西方人的觀點來看。
五、
我在1986年出版《詩史本色與妙悟》,即呼籲開拓詮釋學以重建中國文學理論。1987年出版《思想與文化》,批判近代史學的各種解釋模型,提議建立新的中國文化史學。
其後又陸續發表〈傳統與現代:當今意識糾結的危機〉〈傳統與反傳統:以章太炎為線索論晚清到五四的文化變遷〉等文,質疑現代化理論在近代思想史、文學史上的解釋效力、檢討近代流行的傳統觀。又出版了《文化符號學》《近代思想史散論》,想替已在東方主義論述中逐漸不曉得如何自我辨識、自我稱呼的中國社會與文化,自我發聲……
自己都漸漸對於這樣喋喋不休感到厭倦了,但環顧學界,整個近代史的詮解,卻依然如故。對我的呼籲,如未聽聞;對外國近代史學界早已轉向的趨勢,缺乏興趣;對文化界反省東方主義的思潮,不甚注意;對近代思想及文學史料,仍草草視之,仍套用現代化及帝國主義理論等聲口在發言。
如此景觀,實在令人喪氣。
反省的聲音當然也仍會在角落中響起。如蔡錦昌《東方社會的東方論:從名的作用談國家對傳統文化的再造》、朱耀偉《后東方主義:中西文化批評論述策略》等都是。
朱氏延申薩伊德(Edward Said)的《東方主義》《文化與帝國主義》等書,指出所謂東方或中國,其實只是西方殖民者塑造出來的形象。20世紀前半,許多中國人在研究中國時,卻根據這個東方主義態度,一再複述主流(西方)論述既定的意識形態,創造了一個不能發聲的客體,且自己在壓抑真正的中國論述。以致中國或東方已被凝結於西方的視野中,完全喪失了主體性,被西方壓倒性地支配。
中國論述這種已淪為少數論述(minority discourse),與黑人、女性、少數民族、第三世界論述相彷彿的處境,令朱氏不安。他企圖從解構、後殖民、詮釋學、後現代等學科資源中去發展一套與東方主義不同的「另類中國詮釋學」,抗衡既有的中國論述。
因此他反對以西方的觀念、術語、理論詮釋中國文學經典,「在一方面我是相信借用西方概念去處理中國材料是不對的,但另一方面我怕我們卻被迫去如此做。不遵照支配性論述的遊戲規則的中國論述,最多只會被認為是『神秘的』,而在最壞的情況中更會被全然排除在主流文化之外。假如我們不能進入西方論述之中,從內為中國的詮釋系統發音的話,任何努力皆只會被主流文化視為他者,淪為邊緣的、神秘的、詭異的,甚至不能理解的」。
由這個立場,他把「中國詮釋學」分成若干類:
(1)可以對西方詮釋學的發展及其對詮釋和理解的問題之貢獻引以為鑒,從而系統地處理中國文化傳統中的詮釋問題。
(2)也可以強調中國詮釋系統之「中國性」,而這種「中國性」是西方所不能理解的。但這種策略似乎對拓展比較論述無甚裨益,使中國論述淪為不能與外來文化溝通的神秘他者。
(3)也可以將中西傳統並置。但如此並置可能會讓支配性的一方扭曲了「他者的論述」。
(4)「相互的陌生化」(mutual defamiliarization),亦即經常對我們的構建方法作出質疑。把所謂「中國詮釋學」看作一種質疑既存的支配性論述範疇的工具「讓中國通過現代的論述,來在某特定的歷史脈絡中進入現在,從而質疑西方論述實踐中所容許知識生產及播散的過程」。
朱氏自己所主張的辦法是第四種。
為什麼呢?他從福柯那裡了解到知識與權力的關係,覺得:
「要重建文化,我們得要有自己的論述。我們自己的論述卻得借用西方的聲音,因為合法性是論述的條件,也是由主導論述所支配的條件。
所以要為自己發音,我們無可避免地要借用西方論述。我們所要做的,是在主導系統的西方論述所開展的本文及政治性空間中發音,以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抗衡姿態去形成另一種論述,拓展出自己的論述空間」。
他的理論有些夾纏,行文有點詰屈聱牙,堅持借用西方現代論述,然後由其中開拓不同於西方的抗衡論述,更易使得讀者在一大堆「論述」「他者」「文本性」「暴力等級」「位置」「解構」及外國人名書名中打轉。但其中確實處理到了相當關鍵的方法問題,值得注意。
在我們這個現代化觀點居主流勢力的社會裡,要反省有關東方主義之問題,不免被視為「種族主義」「文化保守主義」「仍有遺老遺少心態」,引起許多防衛。但其實問題不需如此看。任何研究者,都有必要自我反省他所使用的思維架構、評價系統、術語及理論,也應該要覺察他這些裝備的使用效度。
這是一位研究學問的人基本的態度和能力。聽見「近代中國史即是一部向西方學習的歷史」這樣一句話,自然就該追問:「近代」是什麼意思?用馬克思主義的區分嗎?指資本主義工業化社會嗎?近代人曾向西方學習嗎?所謂向西方學習,是只作描述語,還是用作指向詞,指拋棄東方,如「脫亞入歐論」那樣嗎?該不該向西方學習?不向西方學習之事例為何?我們以為曾向西方學習的人真要學西方,以拋棄東方嗎?被指應予拋棄的東方古代社會,據說是封建專制或父權的,封建是啥意思?什麼叫專制?指摘中國是專制社會的來歷和論據各如何?以完全認同「向西方學習」的態度來治史,是否符合現代化範式所自我標榜的客觀、價值中立原則?……。
沒有這樣的追問,能稱為學術研究?
近代史,在我看,即是這樣尚未學術化的領域。對其中任何一個人物、事件、文獻、論題,如魏源、王韜、黃公度、晚清小說、五四運動、中日現代化之比較等等,恐怕都應重新展開研究。
針對這項建設性的提議,我想再提供一些操作上的方法:
(一)放棄西化派、傳統派、自由主義、保守主義、革命、反動等各種標籤,不再以此為認知指向。
例如梁漱溟,能用文化保守主義來辨識嗎?他在《中國文化要義》中說我國無產業革命,「中國無革命之因,亦為中國無革命之果。這就是說:一面由於經濟之不進步,而文化和政治不變,同時一面亦由於文化和政治之不變,而經濟不進步了。正為兩面交相牽掣,乃陷於絕地」,不是典型的東方主義觀點嗎?
主張維新變法的康有為,所根據的或許是《春秋公羊學》及其所理解之孟子學,而非現代資本主義;其所宣揚之孔教、大同理想,更是超越了現代資本主義,又與西方社會主義不盡相同。說他早年向西方學習而晚年保守反動,真是不知所云。
至於陳獨秀,固然是革命分子,固然曾倡言「廢漢字,代以世界語」,但他所做的中國文字研究,如《中國古代語音有複聲母說》《荀子韻表及考釋》《古音陰陽入互用例表》《實庵字說》《連語類編》《晉李靜韻集目》《識字初階》《干支為字母說》《廣韻東冬鍾江中之古韻考》《文字新詮》等,其意義又豈僅革命一詞、向西方學習馬克思主義一語所能概括?
即如所謂東方主義,亦未必能概括晚清民初批評中國長期停滯,或云中國為封建專制社會者。因為這些指摘中國文化與社會的觀點,不全然出自歐洲中心的東方論,更常見諸西方人對西方歷史的自我理解。
西方人對其中古時期、封建社會、父權結構的負面措辭,和他們批評中國古代,其實並無本質之不同。因此論者可能只是挪用西方人的西方論,而未必即為運用了西方殖民觀點的東方論。
諸如此類,一切混雜於西方史學傳統、東方主義、現代化理論、帝國主義革命論之間,亂七八糟的標籤,都應盡可能放棄不用,或重新質疑其有效性。
(二)注意中西對舉論述中不曾涉及的廣大領域。
過去的討論太集中在中國和西方有關係的部分,如鴉片戰爭、太平天國、中外貿易、義和團、外交關係、傳教問題、通商口岸之生活與制度等等,彷彿晚清到民初的這一段歷史,就是由洋務運動、維新運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串組而成的。
由此觀點看,詩歌在晚清民初波瀾壯闊、成就非凡的發展,就只注意到一個「詩界維新」、一個白話詩的嘗試,其他絕少討論。
詞,沒有維新或革命的問題,就更沒人管。詞話,只關心《人間詞話》,因為據說其中含有西方新思想。古文、駢文,什麼都是這樣,觀看之視域,可說狹窄極了。
對於與中西對舉論述無關的許多新生事物,也缺乏關懷。例如清末出現的《洞冥記》,主張玉皇大帝退位禪讓,選出關公繼任,影響民間鸞書甚巨,臺灣現今不少教派都與此有關。其他如天德教、一貫道、同善社、悟善社、世界紅卍字會等宗教之崛起,白蓮教之分化轉變,佛教之復興,道教之仙學化,不也是極為重要的事嗎?談近代思想史為何不講?
又如戲劇,論者只注意到文明戲的興起,只注意錢玄同等人改革舊劇之意見,卻罕能留意整個傳統戲劇是要到三十年代才發展到高峰的事實。「傳統」戲名角輩出、劇碼戲本不斷重編新修、表演方式不斷改進創新而經典化,乃是在所謂新文學新文化運動之後,也是在所謂傳統已被打倒之後。
諸如此類,都是中西對舉論述中所難以覺察的,領域廣大,內涵豐富,不宜淡漠視之。
(三)討論「重估價值的時代」,應首重估那個時代的價值。五四以來的言論和價值,正當重新估一估,而不是照著說一說。
歷來研究晚清以迄五四運動者,多半只是順著他們的思路、依循他們用以批判傳統的價值觀在說話。很少重估他們的批判是否有價值,並檢討他們的價值觀之價值。這不是研究,只是抄些資料來複述而已。
不錯,當時是有不少知識份子藉著重估傳統之價值,來突破桎梏,追求自由、民主與科學。但此種作為之性質與策略,不是無可爭辯的。
批判吃人的禮教,口號很響亮,然禮教之意義與功能只在吃人乎?詩界維新、白話詩運動,在藝術上真走對了路?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帶來了民主與科學,然而提倡民主與科學之後果,真無危機嗎?民主主義與科學主義的災難,提倡諸公是否須屍其咎?沒有這些觀點,我們為什麼要討論百年前的陳年往事?述史論史之意義何在?
何況,正如博蘭尼在《巨變: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一書所說,對於工業革命,「無數詩人、思想家與作家都刻畫出它的殘忍性。英國學者與皇家委員會都一致譴責工業革命的恐怖」。
工業革命所帶來的巨變,常是西方文學家思想家反省的起點、批判精神的立基處。如博蘭尼本人即認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根本就是文明的災難;法西斯主義和兩次世界大戰,皆源於自律性市場之興起。可是我們卻幾乎完全以正面論述來討論近代中國的社會文化變遷,視為擺脫網羅的喜悅起點,這行嗎?
欲總體改造、重新出發的中國近代思想及文學研究,操作技術當然還多得是,但重點是大家得先換換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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