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瘟疫》，趁還受得了的時候

去年封城時，我發起了企圖宏大的閱讀計畫，譬如讀《十日談》和《瘟疫》。結果，這兩本主題書都沒讀完，看完的是兩本Nabokov和一本Sam Selvon。Boccaccio的義大利文對訓練素質不足的外國讀者而言，有不低的門檻才能愉快的追蹤敘事和幽默，甚至評比每個說故事者的品味和心機。我讀了楔行子和三、四篇就累了。《瘟疫》讀到第三部左右時，因為字句太銳利地切入去年春、秋的現實，心智疲弱無法承受，打開它就像打開《怪獸與牠們的產地》，好像會被咬。

回台灣過了一段好日子，覺得《瘟疫》卡在中間說不過去，於是重啟。多數人物記得亂七八糟，只關心Rieux、Rambert、Tarrou、Grand和Cottard的走勢就好。結果，看到第四部和第五部（終章）之際，換台灣警戒了，好在第五部讓中心城市Oran走向解封，敘事開始描寫人與愛人和過往心靈的重逢，也揭露敘事者就是Rieux大夫本人。後者有點偵探小說味，像阿嘉莎・克莉絲蒂的《The Murder of Roger Ackroyd》。

姑且將《瘟疫》的嚙咬力稱為某種不經意的「靈驗」，那種感覺就像你折疊在最深處的一筆資訊或一份感覺，被迎面走來的陌生人——卡繆？——輕取，或更像惡意的魔術，等你打開收藏的那份感覺時，驚覺他展示的是正本，你有的，只是次等的被調包的副本。有一段時間，我無法承受這個反應，所以擱置到可堪負荷的時候。然而，總體而言，《瘟疫》蘊含的感受和觀察，形成一個奧妙的共鳴箱，映照當前的現實。就是因為映照清晰，引發的感受可能是服貼，也可能是威脅。所以現在很適合讀《瘟疫》，趁還受得了的時候。

當死者數量逼近抽象概念，Rieux醫師的想法很有趣：「什麼是一百萬名死者？作戰的時候，有心思知道死了一個人代表什麼，已經很不容易了。而且，只有在我們看見一個人死去的時候，他的死亡才有重量，橫亙歷史的上億具屍體，只不過是想像中的一縷煙罷了。至少，也許我們可以替這座無名的屍堆貼上一些認得的臉孔」（I, 42）。

關於掙扎的狀態，卡繆時常使用「放逐」來描述：「對，我們時常抱持的欠缺感，就是放逐的感覺。這份明確的情緒，是想要倒退的或加速時間的不講理的欲望，是回憶的一支支箭矢，灼熱射出」（III, 71）。

關於在疫情下個體失形於集體，卡繆將兩者的命運合而為一：「所以，再也沒有個體的命運了，而是代表個體命運的集體歷史。最宏偉的命運是分離和放逐，附加其中的是恐懼和反抗」（IV, 155）。

Rieux有位名叫Castel的同事，Castel研發出的血清具有抵抗瘟疫的作用。當他們將血清打入一個病童的身體，卻無法挽回病童的生命，隨後Rieux進入一段深刻的醫病反思：「但他在那裡的目的，不是給予生命，而是下令隔離。他在那些臉上讀到的憎惡，又有什麼用呢？有一天，有人告訴他，「你沒有心」。可是哪有，他是有顆心的。他的心讓他每天二十小時看著原本生來要活著的人們死去。他的心讓他每天重新開始。從此以後，他的心只夠讓他做這些。這怎麼能夠讓他給予生命？」（IV, 176）

現在很流行說「心累」，卡繆把抗疫的心累連結到一個奇妙的狀態：「除了一絲老弱的希望，大家再也沒有其他心靈的餘裕。那絲希望防止人們任由死亡佔上風，其實純粹只是要活著的固執」（IV, 235）。心累不只是苦撐，也是出關後的悵然若失：「他變了，瘟疫在他心中留下一片恍惚。就算他亟力否認，那片恍惚持續在那裡，成為無聲的焦灼」（V, 266）。

《瘟疫》雖然充滿栩栩如生的病況描寫，但同時也染入很濃的宗教寓意，由於瘟疫的消長並沒有明確的人為介入關聯，比較像是神秘不可知的力量，進退場都回歸大群老鼠的不明死亡。當疫情逐漸消退，Oran重啟城門，卡繆先是說摧毀比重建容易，進而轉向刻畫重拾自由的心靈狀態。城中人最大的欲望，卡繆說，是「假裝什麼都沒有改變，但換個角度看，我們就算秉持必要的意志，還是無法把事情忘得一乾二凈。於是，瘟疫會留下痕跡，至少在心裡留下痕跡」（V, 253） 。

除了銳利的洞察，《瘟疫》也展現不同性質的荒涼，就算疫情緩解，感受的荒涼和時間的流逝合而為一，探索哲理中的哀愁。「他勝利了，只是因為見識過並記得瘟疫，見識過並記得友誼，見識過並且有一天必須記得溫柔。在瘟疫和生命的競賽裡，人能贏得的，只有知識和記憶」（V, 263） 。

然而，《瘟疫》呈現的情感樣態並非一片蕭索。解封之際，敘事者概述人們在重拾自由時最想去的地方和最想做的事。有宴飲歌舞沒錯，但更重要的，是重訪曾經受苦的地點。「其實，多數人會發起敏感的朝聖之旅，到他們曾經受苦的地方朝聖。朝聖的用意，是向新來的人展示瘟疫顯著或隱匿的徵象，那些徵象是個人歷史的痕跡」（V, 268）。

《瘟疫》終章有一幕寫Oran的車站，寫人們如何在同一間車站離別和重逢。卡繆雖然表示全書敘事的指導原則是客觀性，但在車站重現的擁抱中，他的描寫技巧十分溫柔細膩，雖然不牽涉抒情，但讓人聯想到普魯斯特寫的臉頰與枕頭。「當火車停下，好些永無止境的分離曾經在同一座月台上開始，終於在此終結。下一秒，人們的手臂帶著狂喜的貪婪圈擁彼此，擁抱那些他們已經忘記活著的樣子的身體」（V, 267）。這代表擁抱並不只有發生在重逢的那刻，而是時時發生在記憶中對親密的渴望。但記憶中的擁抱對象並不是真正的活著的軀體，久了難免會淡忘身體的輪廓。直到重啟人與人的連結，觸感帶來的溫存讓人感動。

以《瘟疫》為借鏡不乏洞悉，但也有諷喻的反咬和絕望的螺旋。這些證明它不是全糖安慰劑，而是一面乾淨的鏡子。

頁碼標記來自Albert Camus, La peste (Paris: Gallimard, 19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