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視謝雪紅的紅色身影

台灣第一位女性革命家——謝雪紅的背景

二二八事件的中部地區，謝雪紅一直是我很感興趣的人物。除了突出的女性身份，在臺灣史觀下褒貶不一的歷史定位是主要原因。

謝雪紅受責難的主因無非以下兩點：其一是謝的社會主義思想與中共、台共黨員身份，其二則是謝於烏牛欄之役前夕脫離二七部隊。

在解釋謝雪紅背景與其追求社會主義的一生之前，我必須體醒各位，不該以今日中國共產黨去概括社會主義所包含的理想與希望。也請勿以今日媒體平台上戲稱的「共匪」去形容戰前戰後在台灣的社會主義者，兩者脈絡上有本質上地不同。

容我贅述，「共匪」是以1945年接收台灣的國民黨外來政權視角出發產生的詞彙，粗暴地強迫認同其統治正當性，及限制其思想與言論自由的恐怖手段。

謝雪紅本名謝阿女，作為台灣第一位女性革命家，及其身處底層社會的童年與二二八事件其他受中高等教育的菁英形成對比。

「因為他是底層社會出來。爸爸是挑夫，媽媽在人家裡幫傭。她七、八歲就幫日本人幫傭，爸爸死了賣姊姊，媽媽死了賣她。在那個年代裡面，貧窮家庭裡的女性，總是先被賣的。」（p231）

謝雪紅兩度被賣，第一次是給人當童養媳，第二次逃嫁富商為妾，此期間二度企圖自殺未果。

後因爲與丈夫張樹敏同往日本神戶與中國青島，在日本目睹反壟斷的群眾運動，在青島接觸五四運動。

而俄羅斯十月革命中群眾攻打冬宮的照片中，前仆後繼的鮮血染紅白雪，那個畫面正是讓謝阿女改名為謝雪紅，獲得新生的關鍵。

「社會主義，像謝雪紅生命中的一道光。當她1917年跟丈夫張樹敏去神戶，看到了『米騷動』看到窮人可以進去搶那些商人囤積的米，感到非常震撼。然後1919年在青島的『五四運動』，她看到街頭的反日遊行，大學生跟他介紹俄國革命。其中有一張圖片，是前仆後繼的士兵們攻向冬宮，戰士們一批又一批在雪地裡倒下，鮮血遍撒雪地上······這個畫面，讓謝雪紅覺得自己如夢初醒。覺得自己過去的人生，渾渾噩噩，一再地受苦，像奴隸一般。」（p234）

1925年謝雪紅經黃中美介紹於上海加入中國共產黨，赴俄留學後返回於1927上海租界成立「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簡稱台灣共產黨（台共）

論謝雪紅的政治思想

最初的台獨思想可說是從謝雪紅與其老台共成員開始的，在共產國際下的台共，最初的方向是發展民族獨立運動，建立「台灣蘇維埃共和國」。雖然在二戰結束後，謝與多數台共認為該回歸祖國，轉而主張「台灣自治」，「台灣自治」的願景可類比2019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前的香港，而謝其一生也為捍衛此主張而奮鬥。

除了政治立場上與中共的分歧，依中共地下黨的原則，凡黨員被捕視同叛黨，因該黨認為被捕黨員一定會供出領導人。1931的台共事件被關押八年的謝雪紅，在忠誠度上受到質疑。

謝雪紅與台灣省工作委員會

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簡稱省工委或台工委，蔡孝乾擔任書記，即是中共於台灣的窗口。

謝雪紅在台共事件出獄後於台中籌建「台灣人民協會」各要職皆由左派成員擔任。

1945年張志忠代表省工委接觸謝雪紅，幾度會面後張志忠表明其中共黨員身份，而謝則引介謝富、蔡伯壎成為共產黨員。

除了繼承日據時期覆滅的台共思想、積極串連老同志之外，謝雪紅也先後成立「台灣人民總工會」「台灣農民協會」「台灣學生聯合會」展現對未來台灣自治之路的火熱信念。

中共在台地下黨於二二八事件發生時，組織力與對台影響力皆過於薄弱。二月二十八日至三月一日間楊克煌幾度尋訪皆無消息：「此時，黨的領導在哪兒？黨的方針如何？黨的指示是什麼？」

然而三月四日終於連繫上的地下黨，卻是要求謝、楊交出武裝領導權。兩人雖無法接受，但因黨規需服從上級，最後仍無奈答應。由此可知除了地下黨影響力不足之外，與謝、楊等人也有隔閡。

謝雪紅與二七部隊

台北事發後的三月一日，謝雪紅的思考以巴黎公社為例，人民起義時，馬克思也認為時機過早，但既已起義，共產黨人就該站在前頭領導工人。「台灣人民的鬥爭或許會失敗，但可利用這機會磨練人民、教育人民，為此即使在鬥爭中犧牲也值得。」（p36）

• 二二八歷史場景中的謝雪紅形象

其一是三月二日鍾逸人與楊逵召開市民大會，謝雪紅上台演講鼓舞民眾。

其二，會後群眾包圍貪污縣長劉存中，劉命手下射擊，當場擊斃一人。當憤怒群眾提了汽油桶欲燒毀劉宅，謝雪紅擔心波及民宅，單獨進入劉宅命其繳械，當下收繳六把短槍並收押六名兇手。

當圍觀的群眾漸多，紛紛要求當場槍斃兇手，謝雪紅則告知群眾這群人皆為罪犯，應當由法定程序公開審判，不得動用私刑。

其三同是三月二號，林獻堂、黃朝清等仕紳成立的「台中地區時局處理委員會」簡稱處委會，因聽聞國民黨軍已從新竹南下，進入到台中地區，黃朝清等主和派決定解散處委會與學生組成的「治安隊」

但「治安隊」聚集起來不願解散，謝雪紅對現場青年說了段鼓舞人心的話：「我們六百五十萬省民，為了爭取台灣真正的自治，清掃貪污，改革政治，現在全省人民已決意武裝起來，向這個獨裁政府宣戰，我們為了這個正義的目標，願起來徹底的鬥爭，希望大家努力奮鬥。」隨即提出三原則：

一，不要殺傷外省人

二，不要毀損物資房產

三，一切武器儘量把握在人民手裡（p38）

三月三日早晨，人民已逐漸控制中部的軍政機關，謝雪紅、楊克煌決定於市民館成立「台中地區治安委員會作戰本部」簡稱作戰本部。

但在教化會館的國民黨軍開出載機關槍的卡車駛入市區掃射，謝雪紅指揮作戰，經過一天激戰，晚間國民黨投降，人民成功掌控情勢，學生各組成治安隊維護地方秩序。

三月四日處委會再次成立，並一致認同以武裝為基礎爭取民主自治，與此同時省工委書記蔡孝乾要求謝雪紅將武裝領導權將給處委會組織下的「保安委員會」，由吳振武負責總指揮。

但對於日後成立的「二七部隊」這股檯面下的武裝勢力。省工委仍暗中使力，保持對組織介入的窗口。

三月六日鍾逸人以原本作戰本部的獨立治安隊擴編成「二七部隊」謝雪紅任總指揮，鍾逸人任隊長，古瑞雲任副官，蔡鐵城任宣傳部部長。

謝雪紅在「二七部隊」中確實有五六位左翼核心成員，其行動（如退守埔里）也受到地下黨指示的影響，但也如鍾逸人在「二七部隊紀錄片」所說：「二七部隊絕不是謝雪紅所組織的，我們不是受謝雪紅所指揮，但我尊重歐巴桑，我一個將死之人，這些歷史我一定要交代。」其實際影響力仍受到質疑。

二七部隊的結構鬆散，隊員可自由加入及退出，很多成員甚至連古瑞雲、鍾逸人與黃金島等幹部階級都是事後才知道二七部隊裡存在這些左翼成員。

三月十四日「二七部隊」退守埔里，謝雪紅為尋退路至霧社談判，希望能收留在武德殿約一百五十位學生，且日後作為武裝抗爭據點。但霧社鄉長因日據時期的霧社事件慘遭屠殺，害怕國民黨報復而拒絕，但若有青年願意下山，他不會阻止。而後真有十多位霧社青年加入「二七部隊」

然而在三月十六日，烏牛欄之役前夕，謝雪紅突然留給何集淮一張紙條，表示要緊急離開。後何集淮轉給蔡伯壎與曾永賢兩位左翼成員看，謝雪紅表示日後若要集合可去找竹山的張昭田。

面對二十一師，「二七部隊」仍以有限的戰士迎擊，部分參與日月潭突襲，少數堅持至烏牛欄之役。

背叛

謝雪紅的副官古瑞雲的回憶裡，見證省工委台中市委代表謝富與謝雪紅、楊克煌會談後，兩人攜包裹往營區外走，古瑞雲連忙詢問謝雪紅要去哪裡？謝雪紅低聲說：「我們有急事要出去，三言兩語說不清，以後你會知道的。我離隊的事，千萬別張揚出去。」古瑞雲拉住歐巴桑的袖子，央求至少告訴他當晚會在何處，否則如何聯繫？

謝回答：「以後老何（集淮）會告訴你的。」

古瑞雲無法理解為何之前還非常激昂地進霧社找支援和退路的歐巴桑為何會突然躲了起來。

畢竟當時的古瑞雲還非地下黨員，謝雪紅無法向古瑞雲解釋。

對照楊克煌與古瑞雲的回憶錄，撇去互為矛盾的說法，可以肯定的是：

一，地下黨基於對時局的評估，確實指示謝雪紅解散「二七部隊」。

二，因顧忌埔里鎮長婉拒支持武裝革命，國民黨軍已抵達台中，地下黨有暴露的風險，需立即隱藏。

三， 謝雪紅有告知古瑞雲，之後如何聚首，並可自願參加小梅的「台灣民主聯軍」

警備隊長黃金島及左翼成員蔡伯壎、陳明忠對於謝雪紅離開的複雜情懷，解讀又各有不同。

沉冤

流亡中國後的謝雪紅，在1949年就因中共預計解放台灣後，派遣粟裕擔任台灣省主席而拍桌怒罵。

因為這完全違反謝雪紅長期以來呼籲地以台人治台，落實台灣民主與自治的目標。

但可說二二八事件前後與省工委的關係，是建立在彼此的最大公約數而進行，也就是擊潰國民黨。

然而在國共內戰進入尾聲之時，中共的真義展現。

中共對於「正統」之追求與國民黨並無異，也因此被中共扣上「地方主義」的帽子。

1952年的中共整黨與五反運動中，謝雪紅被指控拿了十萬元臨陣脫逃。（這十萬元是謝為二七部隊募的款項，後交給鍾逸人）從此五反中的「反對盜諞國家財產」的罪名便一路跟著謝雪紅。

1957年的反右運動，謝雪紅又被指控四大罪行：

一，煽風點火想黨破壞反右派鬥爭

二，進攻，反動的政治路線，狂妄的個人野心

三，一貫地依靠壞人，打擊左派

四，共產黨的叛徒，二二八的逃兵

關於第四點的指控，指的是日據台共事件被捕的經歷，至於二二八的逃兵，則很明顯是中共刻意隱藏當時黨指示撤離的事實，進行政治鬥爭。

在這場反右運動中，被指違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她不僅毫無是非地包庇敵人，甚至貪生怕死地背棄人民、盜取公款逃逸。由於每一項指控都與事實差距過大，反而暴露中共為打壓謝雪紅不擇手段。

然而這一切最終使得謝雪紅被開除黨籍，卸下臺盟主席，政治生涯告終。

謝雪紅的臨終遺言：「我不是右派，我仍然擁護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是其在生命盡頭對自己身份定義的最後辯護。

有一段謝雪紅手稿，置於林瓊華老師的論文之前與尾段：

「幾十年來我是反動路線的被害者同時也（是）執行者，我認為被害是主要（，）執行（是）次要的，為什麼說是次要？因為它排除，不信任，所以也就不去執行了。（以）至不給我去執行了。但是這不是說明我沒有受到反動路線的映（影）響，我有很多思想上的錯誤是需要批評的。

我坦白地說我是和反動路線針鋒相對地，作鬥爭過來的，就是說我同執行反動路線（的）人鬥爭過來的，我即使（若是）去承認我的路線錯誤就會減輕執行這條反動路線的人（的）罪惡，大非大是就會顛倒過來，因此我想這兩條路線沒有弄清楚是非以前我是不能承認我的錯誤是主要的。」（謝雪紅手稿，寫於北京，1969年5月11日） （反動路線：本質上走資本主義的路線）

這段文字可說是進入中國後，面臨無數次政治鬥爭的檢討。他確實鬥爭過別人，但因很早就在鬥爭中卸下實權，因她認為自己的被害是主要的，而鬥爭別人犯下的錯誤是次要的。這樣的辯證思考讓謝雪紅對自己認同的大是大非堅持到底，即使延長自己被羞辱、批判的時間仍無法妥協。（p62）

1970年4月16日死亡將臨的謝雪紅曾說：「物質上的痛苦不覺得難過，如在台北監獄服刑的七、八年間，精神上是快活的;只有精神上的痛苦才是最難過的。尤其是，在這樣的時候，來回憶那時代的事，是最難過的。」

「這樣的時候」是什麼時候呢？1970年4月16日，是中國文革中期，已無任何實權，在家養兔子自娛的謝雪紅，近兩年前，再度被紅衛兵揪出，留下一張她胸口前掛著「大右派謝雪紅」字樣，被架以「坐飛機」的照片：「永不低頭的謝雪紅終於低頭了！」

「那時代的事」是什麼事呢？是她從莫斯科返回上海，為故鄉台灣著手創立台灣共產黨的時代，是一切對這個世界公義、平等與自由的想望，透過奮鬥再奮鬥，即將會實現的時代。即使因此被捕，在牢中被刑求，但「革命家是沒有失業的，···我們在這裡也是在幹革命，不算失業，要繼續革命······」（p65）

小記

回首二二八與台灣白色恐怖，中國紅色恐怖的時代，皆容不下謝雪紅的思想。

於台灣因其社會主義被打為共匪;於中國因其堅持「台灣自治」而被打上右派與反動路線。當然以現代視角，謝雪紅的大中國思想與面對中共的鬥爭仍堅持的「台灣自治」有其天真之處。但這也正是謝雪紅對社會主義理想貫徹始終的精神。

現代台灣的年輕族群，對於社會主義思想敏感很大一部分原因來自中共對台灣多年來的恐嚇。 也因左派思想在國民黨的殖民下被污名化，以致社會上普遍產生「逢紅必反」的傾向。

諷刺地來說，在台左派思想的污名化可說是國共兩黨合力促成的。

當我們在閱讀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時期的史料時，應該要認知到：

以二戰結束後臺人喜迎「光復」為例，臺人的確仍留有清領時期（及之前累積）的大中國思想。

而當知識份子意識到國民黨的野蠻政權比起日本有過之而無不及時，確實很容易嚮往那未知的紅色祖國。

社會主義替深陷殖民桎梏的台灣帶來了理想與自由。即使中共的社會主義是一場騙局，遠在台灣的部分菁英仍受被這股理想所驅動。

當然謝雪紅評價不一，但無可否認，最初的台獨概念自謝雪紅萌生。也如同鍾逸人所說，不是因為台獨思想促使二二八發生，是發生二二八才促成台獨思想的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