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崇禧與二二八

二零一四年三月，由白崇禧之子白先勇與史學者廖彥博合著《止痛療傷——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一書付梓出版。

白先勇在序中述及：

我閱讀蔣中正在台灣時期的日記，發現蔣對父親的確猜疑甚深，處處防範。當局對付父親的策略，是將父親的歷史，如北伐、抗日的軍功，當然也包括二二八時來台宣慰的成績，消滅抹煞；企圖將父親在民間的聲望，在民國史上的地位，撼搖更改。例如官方出版唯一一本有關抗戰著名戰役「台兒莊大捷」的書籍，登載國軍將領照片，卻獨缺白崇禧、李宗仁兩位桂系主帥。另一方面，國民黨宣傳機構自徐蚌會戰失敗、因而失去大陸之後，一直宣傳：華中白崇禧按兵不動，見死不救，徐蚌會戰乃敗。這項中傷謠言，一直持續，滲透到國軍軍中，迄今不散。

「二二八」整個事件中，父親來台宣慰，停損善後，算是國民黨政府官員所做的一項具有正面意義的措施，按理政府應當宣揚，以彰史實，平衡民怨。但因為當局對父親在台灣民間的聲望，「耿耿於懷」，當然，有關他二二八善後的德政，也最好不提。台灣歷屆政府，基本上也繼承這個態度，所以官方文獻上，父親關鍵十六天的宣慰工作，多半語焉不詳，糢糊帶過。至於民間學者專家的著作，對國民黨政府在二二八中的角色，多持批判態度。

二二八事件在台灣史上是何等重大的事情，多少人因此喪失生命，多少心靈受到創傷，多少家庭遭遇不幸。而其政治效應，無限擴大，迄今未戢。對待如此嚴重的歷史事件，當務之急，是把當年的歷史真相，原原本本，徹底還原。只有還原全部真相，人民才可能有全面的了解、理解，才可能最後達到諒解。

父親當年來台宣慰的目的，就是希望在悲劇發生後，能夠止痛療傷，這也是這本書《止痛療傷——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出版的由來，希望能在二二八歷史真相的拼圖上，填滿一角空白。這也是我醞釀多年的心願。

我一共訪問了六位人士，進行這些訪問時，我才深深感受到二二八的悲劇對受難者及其家屬所造成的傷痕，有多深、多痛。

父親來台宣慰，所做的多項工作中，當然拯救人命是最有意義又影響深遠的功德，父親一到台灣便以國防部長的身分，向全省軍警情治人員發布禁止濫殺、公開審判的命令，對於當時被囚禁在監獄裡，被關在警察局的拘留室中，甚至在被綁往刑場路上，許許多多命懸一線的人犯，父親這道命令，如同救命符。父親恐怕自己也沒料到，他發布這道命令，會改變多少人的一生，以及他們家屬的命運。

到底父親救過多少人的性命，並沒有確實數字，但從現有的口述訪問資料，大致情況，可以推測出來。以蕭錦文先生的遭遇為例：蕭先生在二二八時是《大明報》的實習記者，時年二十一歲。《大明報》對陳儀政府時有批評，社長鄧進益是蕭先生的舅舅、也是「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委員。軍警要逮捕鄧社長，鄧聞訊躲避，當天蕭錦文到報社值班，被刑警帶走。在延平南路的警局裡，蕭被嚴刑拷打，灌水逼問鄧社長行蹤。他遭囚禁的警局地下室裡，同室牢友共有一二十人。一天，蕭錦文被拉出去，五花大綁，眼睛蒙布，身後插上「驗明正身」的木條名牌，他被推到大卡車上，同車的有四五人，一齊載往刑場槍決。可是卡車走到一半，又折回頭，返警察局，放回地下室，逃過一劫。

蕭錦文後來出獄後，舅舅鄧社長告知，是父親那道「禁止濫殺，公開審判」的命令，千鈞一髮，即時趕到，救了他一命。我訪問蕭錦文時，他已八十八歲，提到這段往事，仍十分激動，他緊握住我的手，顫聲說道：「是你父親那道命令，讓我多活了六十六年！」說著掉下淚來。蕭錦文說，前一天拉出去的一批人，大概通通遭槍決了，而與他同車的四五人，卻都逃過死劫，關在地下室的其他人，也應該免刑了。可見父親的命令，不僅是針對單獨個案，而是整批豁免的。

第二位受訪者陳永壽先生，父親陳長庚先生是台中地方法院的書記官，二二八時與法院其它文職人員，均以「叛亂」罪名逮捕，入獄半年後釋放。陳永壽先生認為，是父親命令的影響，陳長庚先生得以釋放。訪問時，陳永壽先生攜帶他全家還有姐姐陳昭惠女士一家，前來向我致意，他們是主動來找我的，就是要表達對父親的感激。

白先勇認為，十幾間牢房，大概關了不少人，他父親來台後，都釋放了。他父親制止濫捕濫殺的命令，是通令，全省適用。當時關在牢裡的死刑犯，一定有可觀的人數，免於死劫者，可能有數百人之多。

白先勇還認為，民國三十七年（編註：一九四八）二月，他父親簽呈蔣中正主席，稱台灣「二二八」事件中受軍法審判的人犯十三案，共三十四人，當中原判死刑者十八人，經過國防部覆核之後，全部減為無期或有期徒刑，對那十八名死刑犯來說，他父親這道簽呈，又是一張救命符了。「父親回返南京，一心還是牽掛台灣二二八那些涉案囚犯。」

最後，白先勇借用被訪者粟明德之言，總結道：「父親在台灣受到嚴密監控，是因為他二二八宣慰善後處置得當，救了許多人的性命，在台灣民眾間，有崇高的聲望，由此犯了當局大忌。」

但此書出版後，受到二二八受難者家屬及相關歷史研究者的共同質疑。

在二二八事件中失蹤的臺灣第一代檢察官王育霖，至今未能尋獲屍骨，其子王克雄撰文認為，白崇禧一方面來臺宣慰，另一方面督導來臺的二十一師展開分區全面搜查，發動殘酷的清鄉，並撤回縣市長民選改革，褒獎屠殺台灣人的國軍將領，掩飾屠殺的實情，而白崇禧之子白先勇身為知名作家，極力把父親白崇禧塑造成一個拯救台灣人的拯救者，更拍「白崇禧紀錄影片」及上政論節目宣捧白崇禧，實在有愧文人應有的忠於史實之情操。

白崇禧來臺宣慰之前後

事實上，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初，蔣中正忙於應付華北內戰，並沒有將此事件看作「共匪叛亂」，只是在陳儀請求下派兵支援，以增強臺灣社會治安；三月八日，蔣決定加派軍隊赴臺鎮壓，並召見二十一師師長劉雨卿。

是日，國民政府議定「二二八事件」處理三原則：一，政府應派大員赴臺宣慰；二，臺灣行政長官公署應依照省政府組織法改組為臺灣省政府；三，改組時應儘量容納臺灣本地優秀人士。

三月九日，蔣介石召見時任國防部長白崇禧，派白赴臺宣慰，要白「查明實際情形，權宜處理」；並再次召見二十一師師長劉雨卿。

三月十日，白崇禧將國民黨臺灣省黨部主委李翼中所擬二二八事件處理辦法呈報蔣中正，辦法要點大致是：一，臺灣省長官公署改為省政府；二，臺灣警備總司令不由省主席兼任；三，臺灣省政府委員及各廳、處、局長，儘量任用本省人士；四，臺灣省各縣市長提前民選；五，民生工業之公營範圍，應儘量縮小。

該處理辦法，相對開明，獲蔣中正核准。

期間，白崇禧調動軍艦接送來臺部隊、安排彈藥補給，並在南京接見多位台灣旅滬人士，聽取他們的訴求。

三月十一日，中統局呈電蔣中正：「九、十日兩日國軍陸續開到，警察及警備部軍士即施行報復手段，毆打及拘捕暴徒，台民恐慌異常。台省黨部調統室曾建議警備部，應乘時消滅歹徒，並將名冊送去。警備部十日晚起開始行動，肅清市內奸徒。」

此電內容可視為二二八事件之後全臺各地慘案的發端——國軍來臺對臺民展開報復，毆打及拘捕，使臺人恐慌異常；而國民黨台灣省黨部製作了「歹徒」名册，要求臺灣警備總部藉平息二二八事件之時機，消滅這些「歹徒」。

時任國民黨新竹黨部主任委員彭德透露，名單上的臺人原為二百多名，兼任臺灣警備總部司令陳儀於十日晚起，依名單捕人，至十三日，陳儀又補了更詳細的名單，上呈蔣中正：「台灣因非接戰區域，不能援用軍法」，但「普通司法寬大緩慢，不足以懲巨兇，奸黨因得肆無忌憚……司法手續緩慢，而台灣情況特殊，擬請暫時適用軍法，使得嚴懲奸黨分子，以滅亂源。」

這份所謂的歹徒名單，所列多為受過完整系統的現代醫學、司法、師範、藝術、政治學等高等教育，並積極參政議政的臺灣菁英，有法官、檢察官、律師、大學教授、教師、國民大會代表、省參議員、市參議員、醫師、報社負責人、新聞記者、企業家、知名士紳及青年學生等。

三月十七日，白崇禧飛抵臺北，向全臺廣播：「奉蔣主席的命令宣慰台灣，對此次遇難同胞，代表宣慰」，宣示蔣中正之「告全省同胞書」，提出「臺省各縣市長提前民選，儘量選用本省人」，又宣佈「參與此次事變有關之人員，除共黨煽惑暴動者外，一律從寬免究。」

白崇禧赴臺宣慰

但白崇禧去各縣市宣慰後，認為「共黨暴徒操縱煽動蔓延既廣，被害復大。」

三月二十日，白崇禧召開軍事會議，由陳儀、警備副總司令柯遠芬等軍警要員參加，白下令，將小小的台灣島劃分為台北、基隆、新竹、中部、南部、東部、馬公七個綏靖區，任命張慕陶、史宏熹、岳星明、劉雨卿、彭孟緝、何軍章、史文桂七人為各綏靖區司令，開始清查戶口，辦理連保，推動二十一師及駐臺部隊展開嚴厲的「清鄉工作」，要「徹底肅奸」。

陳儀當天下午即公佈七個綏靖區的設立，並發表「為實施清鄉告民眾書」，指翌日（二十一日）起，為了「徹底肅清惡人」，而「實施清鄉」，稍有嫌疑即行逮捕。

三月二十四日，白崇禧自臺中呈電蔣中正：「查此次臺灣事變之遠因，乃由臺胞青年過去受日本五十餘年狹隘褊激教育影響，致國家觀念，民族意識薄弱。其近因，即抗戰勝利後，中共假言論自由之名，恣意詆毀本黨及政府軍隊。臺省一般不正確之報章輿論亦同出一轍。醞釀既久，臺人有政治野心者乘機操縱，伺機爆發。故最近以臺專賣局緝私事件藉題發揮，因少數共黨分子及日軍投降後自海南島遣回之臺籍退伍軍人與地方莠民勾結煽惑叛亂，臺省青年學生妄動盲從，省縣市各級民意機關參議員等多盲從，起而附和，致叛亂擴大，全面暴動……其企圖不僅如在京（編註：南京）所聞係出於不滿現狀。自有關文件中獲悉，彼輩所謂高度自治及所提無理要求，則直欲奪取政權，已無疑義。」

綜上所述，白崇禧認為「臺灣事變係野心者有計畫的暴動，希圖奪取政權。」

此份電報中，白還向蔣建議：一，經常保留一個師兵力，並將二十一師充實，增編砲兵營；二，馬公、基隆、高雄三要塞增加編制；三，經常派駐兩團憲兵部隊；四，今後臺灣保安警察幹部，由大陸轉業軍官遴派，除戶籍交通警察可用臺籍外，其餘員警以外（省）籍充任，以防患未然；五，臺省各級民意機關改選，淘汰參加事變之人員；六，縣市長民選，應利用戒嚴時期，再斟酌情形；七，臺灣省政府改組和經濟方案由陳儀另外報告。

白崇禧的這份電報，剝奪臺灣本省人的參政權，並且不主張撤換陳儀，反要陳儀主持臺灣省政府改組和經濟改革方案。

電文中，白稱「正待加緊清剿」，並說，「國內台籍各團體人民代表僅憑風說提出種種要求，尚懇  鈞座勿輕許諾。」

清鄉短短數日，至二十七日，中統局局長葉秀峰呈報蔣中正：「陳長官（編註：指陳儀）善後處置仍採高壓政策，凡稍涉事變嫌疑者，每加毒殺，被害者已有四五十人，對青年學生妄殺尤多，致使人心惶惑，社會益形不安。」國軍在臺清鄉所造成的慘狀，可見一斑，此與白崇禧所述：「參與此次事變，或與此次事變有關之人員，除煽惑暴動之共產黨外，一律從寬免究」相悖甚遠。

三月二十六日，白崇禧又呈電蔣介石，大讚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與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此次事變鎮壓，最為得力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獨斷應變，制敵機先，俘虜暴徒四百餘人。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沉著果敢，擊破襲擊要塞之暴徒……各該員擬懇分別獎勵，以昭激勵。」

事實上，時任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逮捕並槍殺了赴高雄要塞談判的凃光明、範滄榕、曾豐明三位臺民代表，再下令軍隊開入市區，瘋狂攻擊高雄市政府、火車站、高雄中學憲兵部等，死傷無數；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將被捕之人以鐵絲貫穿手腳，三人或五人綑成一串，槍殺棄海，以致基隆港佈滿浮屍，海水被血水染紅，慘不忍睹。遑論當時被國民黨軍隊槍殺滅屍、路上被殺再拖去掩埋的失蹤人口，以及家屬因懼怕國府與國軍而不敢報案的受難者，二二八慘案被殺害的臺人實在難以準確計數。

清鄉中遭國軍槍殺的民眾

三月二十七日，白崇禧在臺北再向全臺廣播：「此次發生不幸事件，遠因雖由於臺胞深受日本統治教育之影響，而近因則由於在臺共諜乘機惑眾搗亂，企圖使用暴力推翻政府，奪取政權而然。」

四月六日，結束宣慰返回南京的白崇禧呈蔣中正《宣慰臺灣二二八事變報告書》，對今後治理臺灣的行政、經濟、教育、軍事保安等各方面政策提出詳細建議，還提出：「臺灣人民受日人五十年來之偏狹教育……但以平民教育及職業教育相當發達，尚有守法勤勞之習慣，其最大要求為社會之安定，與衣食之豐裕……應使迅速增強實施養成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之精神，積極推進『臺胞祖國化』之教育。」

此長篇報告，白崇禧既反對臺灣省各縣市長提前舉行民選，也反對省府官員任用本省籍人士；同時，罔顧國軍血腥濫殺臺人事實，謂公教人員及人民（外省人及本省人）共只死亡三百零四人。

被害臺人難以計數

三月至五月，蒙冤被殺害的臺灣菁英甚多，有《民報》創辦人林茂生、王育霖、廖進平，《台灣新生報》阮朝日、吳金鍊、蘇憲章、黃漢書、林界與邱金山，《人民導報》宋斐如、王添灯，《大明報》艾璐生、徐征，《台灣新民報》施部生，《自由日報》陳南要、《國聲報》李言與鍾天福，《東台日報》許錫謙等人；另有更多報界人士遭關押刑求；

省議員王添灯遭淋汽油燒死；不願被日本殖民統治的嘉義人陳復志，遠赴保定軍校，畢業後參與對日抗戰，二戰結束後返臺籌組「三民主義青年團台灣區團」，與陳容貌、盧鎰等十一人，甚至包括畫家陳澄波與醫師潘木枝等三名議員，皆未受司法審判，於人潮聚集的嘉義火車站遭遊街示眾，有子女赫然見到自己父親在押囚車上，一邊追著囚車跑，一邊流淚而無能為力，公開行刑後，被處決者皆曝屍三日，慘絕人寰。

被槍決的畫家陳澄波

找不到屍骨的檢察官王育霖

王育霖檢察官，因堅持查辦國府官派新竹巿長貪腐，得罪上司被迫辭職，轉而擔任林茂生教授創辦的《民報》法律顧問，並撰寫社論和司法評論，他所撰擬的《提審法解說》一書，強調軍警逮捕人民後，須於二十四小時內解送法院，不可私自關人或刑求，一再強調維護人權及司法改革，但以白崇禧之定性，凡批評國民黨、國民政府或國軍的，都是共黨分子，王育霖即遭構陷為「共黨分子」，於二二八後遭謀殺滅屍。

被害者族繁不及備載，據統計，白崇禧三月十七日抵臺，至四月二日離臺，二十一師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使用各式子彈近二十萬發，手榴彈一千餘顆，各式砲彈約七百多發；加之駐臺部隊所用子彈，估測清鄉導致蒙冤罹難臺人超過二萬八千。

大部分的臺灣菁英，以及無辜被濫殺的平民百姓，被害後屍骨無存，受難者家屬的傷痛，至今難以弭平。

二二八事件，重創原本期盼回歸祖國的臺灣人民對國民政府的期待，成為臺灣歷史無法抹去的悲慘一頁。

白崇禧處置二二八事件之影響

白崇禧甫抵臺時，宣慰廣播：「關於此後台灣行政的措施，自必採納真正民意，加以改善……各縣市長可以定期民選，各級政府人員以先選用台省賢能為原則」，宣慰結束後，卻改變蔣中正本已核准的較為開明的二二八事件處理辦法，反對臺灣省各縣市長提前舉行民選，也反對省府官員任用本省籍人士；

並且，白崇禧罔顧國府來臺一年多的貪腐失政，派遣來臺的外省官吏不通臺語與日語，又貪汙詐欺，不守紀律，時與民眾發生衝突，駐臺國軍軍紀敗壞乃至偷竊、搶劫、詐欺、姦汙婦女、開槍傷人等劣行頻發，引爆臺灣民眾對國府與陳儀主掌的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的龐大民怨之事實，不僅完全沒有提及陳儀失責，反將事件起因和責任推給所有「受日人五十年來之偏狹教育」的臺灣人，完全悖離了白最初提出的「追究少數共黨分子」。

根據蔣中正日記，可看出蔣對二二八事件的認知變化脈絡。三月七日：「此時共匪組織尚未深入，或易為力」；三月十日：自南洋回臺人員中有一部分「共黨」，但整個事件是「不幸事件」；三月十三日，蔣電令陳儀：「請兄負責嚴禁軍政人員施行報復，否則以抗令論罪」，但白崇禧告訴蔣「臺灣事變真相與在京所聞者頗有出入」。

之後，白崇禧赴臺，其連番呈報，使蔣中正愈來愈將事件看作是「臺灣人與共匪聯手叛亂」，及至三月三十一日，蔣在日記中說：「臺灣全省各都市為暴徒共匪脅制，叛亂情勢嚴重已極，竟能如計處理，次第平服」，此時，蔣已將二二八事件看作是「臺灣人與共黨聯手叛國奪權暴動」，以此合理化對全臺實施白色恐怖，並且奠定了國民黨政府此後四十年對二二八事件定性的基礎。

王育霖之子王克雄質疑，白崇禧來臺時，二二八事件已基本平息，白卻沒有讓二十一師返回大陸，而是交予清鄉任務；既然白認為「共匪叛徒隱藏或散伏民間」，理應由警察處理，而不應動用軍隊。最終，白的清鄉工作，使各地軍政人員乘機勒索，掠奪錢財，假公濟私，構陷殺人之事層出不窮，致使受過完整系統的現代高等教育，並積極參政議政的法官、檢察官、律師、大學教授、教師、國民大會代表、省參議員、市參議員、醫師、報社負責人、新聞記者、企業家、知名士紳這樣的臺灣菁英，未經司法與軍法審判，集體蒙冤被殺，且許多遭滅屍，因此，王克雄認為，白崇禧應該對清鄉罪行負最大責任。

時任英國駐台北領事G. M. Tingle，曾於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一日發電報給倫敦：「國民黨政府在臺灣不遺餘力追尋並殺害領袖人物……殺人如麻的目的，是使臺灣本地人不再有未來的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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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白先勇、廖彥博：《止痛療傷——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

王克雄觀點：《白崇禧在二二八的兩面手法》

傅紀鋼：《二二八洗白：白崇禧是台灣人的恩人，還是蔣政權的幫兇？》

汪浩觀點：《白崇禧與「二二八事件」的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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