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主權與公民的關係：
霍布斯與盧梭對於兩者關係之闡述，聚焦在「屬民」到「公民」的演變。霍布斯的主權理論，訴說為求從自然狀態的恐怖下解放出來的人民，自願完全讓渡權力，轉由主權者代行，自此成為主權者的「屬民」，其權利由主權者界定，不可反抗，縱使個人有按照自然法要求主權者尊重自己的人身安全，免於暴力，卻不可依此號召全體人民進行反抗，意即，屬民的自由權利是限縮在個體的，而不可跨越個人界線形成共通的、集體的權利，以作為推翻主權者的理由。霍布斯的主權者因此是一個從人民那端收受主權的存在，反過來繼續統治人民；人民的概念也因讓渡主權而成為臣屬於主權者之下的屬民。
盧梭的觀點則試圖把身為主權來源的人民與統治的主權者兩者重合。人民集體訂定契約，形成主權者，主權者是外於人民的存在，卻也代表著人民全體；其發布的命令與法律，即象徵著人民對自身發號施令。而在訂定契約的當下，人民既是公民，也是必須遵守主權者命令的屬民；在盧梭的概念下，人民既是法律的訂定者，亦是法律的對象，人有義務服從對自己所立下的法律，若不服從，即是不自由的狀態，所以可「迫使其自由！」
盧梭理論的困難是，集體形成的意志（全意志或普遍意志）既是由群體共同形成，盧梭卻又視之如同個人自我意志一般，是單一的、不可分割的（也因此他明確劃分「眾意」與「全意志」的不同），因而產生弔詭，也打開集體壓迫個人的可能。
法國大革命的民主觀念：
盧梭的理論引出了「人民主權」的概念，與「國家主權」相對，若人民為主權之擁有者，推翻了既有的王權政體，面臨制憲時刻，該如何處理？新訂的憲法該以甚麼方式制定才能符合「人民主權」之要求，而具有正當性？
西耶士的觀點是透過間接主權的調整，由人民選出的代表組成國民大會來制憲，他的作法為了回應近代國家已不是過去城邦國家，且人民生活亦非密切連結，而是在資本主義漸興，人民不可能完全關注公共生活，而注重個人娛樂與消費的現況下，所做出的權宜之計。此外，西耶士也劃分了公民資格的兩個面向：積極性與消極性。積極面是政治參與的權利，消極的面向則是獲得基本生存保障。積極面的公民資格，具有一定條件之限制，最主要是能對公共社群有所貢獻，未達此標準者，僅可享有消極的公民權利。
而雅各賓黨人激進的民主理念，依循盧梭的理論，奢求在近代復興古代的城邦政治。按照盧梭的講法，人民是唯一的主權者，必須直接的行使統治，而不得藉由代表，且人民不應區分為積極與消極，而是一概需積極參與政治事務，並強調公民共和的德行，承擔統治與國防的義務。
雅各賓黨人的「公民」觀念，代表著抽象的、跨越時間與空間的群體。此即理性概念發展的極致，抽離人所依附的歷史與傳統，讓人在真空中構想國家體制的安排。這種想法，為保守主義者批判之「理性概念的越界」。這個極端理性的空殼公民概念，到了19世紀，遭遇到「反啟蒙」的衝擊，填補進歷史與文化的要素，成為民族主義訴諸的認同概念。
公民資格與人權：
馬歇爾的公民身分與權利概念，描述公民如何向統治者爭權，造就政府功能的分化，逐漸發展出政治與社會權。在其論述脈絡中，公民權利與國家主權是對立的，由國家主權退讓而來，而國家的正當性也就建立在這層對公民的保障之上。此論述下的公民權利概念，是主張人具備著自然權利，而國家透過法律等措施，一步步的具體化保障這些自然權利，而形成了公民權利。但自然權利未完全受到國家的保障之間，仍存在著空間，公民也就有了爭取國家保障更多權利的正當性。
而現代國家強調的自然法與自然權利論述，認為得享有自然權利是一種普世的人類基本共通點，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享有這些權利，也應該被法律保障這些權利。而這樣的論述，在實踐上，卻遭遇到國家主權的挑戰。公民權利與身分在主權國家內被視為某種特殊的資格，僅有被認可為同一社群者才得以享有，故儘管有普世權利的論述，無國籍者的權利仍未受國家保障，只能有限度地享用部分自然權利，甚至可能面臨驅逐。這也就引發了鄂蘭「享有公民權利」的權利之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