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說政治思想史上有兩股對立的思存在，分別可以激進與保守，理性主義與經驗主義代表之，那麼效益主義的角色，尤其，約漢彌爾對政府及社會之角色與個人自由的範圍的觀點，分別代表在這兩個對立之中的甚麼位置？
思想可以是殺傷力驚人的武器，為了避免遭人任意使用產生嚴重的後果，有必要限縮與訓練人們對思想與觀點的使用，但思想之掌握，與問題的釐清，必須花上多年，甚至一輩子都無解。如此就造成哲學總是遲來，人們已在受苦，卻未有行動改善；激進的衝撞體制罕見，制度僵化，世界陷入沉思。密涅瓦的貓頭鷹於夜幕展翅時飛過的，可能是苦難人民的屍骨堆積的原野。
沉思生命從來不是鄂蘭想像中的政治，毋寧說，一旦沉思的哲學行為開始，政治就已死亡。因為沉思不是與人互動，而是逕自一人，獨坐書堆前，寧靜的思考些與人相關卻不需與人交流的事物。古希臘人在政治中成就自身，用公共生命的卓越完善個人，「爭著做最好」—這個「最好」只在於集體面前的演說、行動。行動可能啟新，一切未知。人們不曉得自己的行動將造成甚麼後果，將開啟的是甚麼樣旅程，又將帶領彼此至何方；他們只是行動（在行動中，彰顯了甚麼美德？）龜縮於沉思的原因，或許是害怕這樣的未知，也可能是對於人性的懷疑所致：不相信未有充分學識、未能了解所呼籲倡導的理念本身究竟為何的人們，必然會誤用思想導致極糟的後果。
或許這也是法國大革命激起保守主義者的批判的主因，也可能是邊沁怒斥人權是「高蹺上的無稽之談」（nonsense upon stilts）的緣由。人們呼喊著不慎理解的口號，滿懷著革新的衝勁，倡導一個理想的社會，最後卻必然導致互相殘殺。未經訓練的思想，終究殘害了人們。這也可能是柏拉圖在蘇格拉底之死的事件中所見的：暴民的愚行中造成了他們彼此最大的損失。於是理想國沒有政治，作為政治思想的首要讀物，卻是非政治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