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說政治思想史上有兩股對立的思存在,分別可以激進與保守,理性主義與經驗主義代表之,那麼效益主義的角色,尤其,約漢彌爾對政府及社會之角色與個人自由的範圍的觀點,分別代表在這兩個對立之中的甚麼位置?
思想可以是殺傷力驚人的武器,為了避免遭人任意使用產生嚴重的後果,有必要限縮與訓練人們對思想與觀點的使用,但思想之掌握,與問題的釐清,必須花上多年,甚至一輩子都無解。如此就造成哲學總是遲來,人們已在受苦,卻未有行動改善;激進的衝撞體制罕見,制度僵化,世界陷入沉思。密涅瓦的貓頭鷹於夜幕展翅時飛過的,可能是苦難人民的屍骨堆積的原野。
沉思生命從來不是鄂蘭想像中的政治,毋寧說,一旦沉思的哲學行為開始,政治就已死亡。因為沉思不是與人互動,而是逕自一人,獨坐書堆前,寧靜的思考些與人相關卻不需與人交流的事物。古希臘人在政治中成就自身,用公共生命的卓越完善個人,「爭著做最好」—這個「最好」只在於集體面前的演說、行動。行動可能啟新,一切未知。人們不曉得自己的行動將造成甚麼後果,將開啟的是甚麼樣旅程,又將帶領彼此至何方;他們只是行動(在行動中,彰顯了甚麼美德?)龜縮於沉思的原因,或許是害怕這樣的未知,也可能是對於人性的懷疑所致:不相信未有充分學識、未能了解所呼籲倡導的理念本身究竟為何的人們,必然會誤用思想導致極糟的後果。
或許這也是法國大革命激起保守主義者的批判的主因,也可能是邊沁怒斥人權是「高蹺上的無稽之談」(nonsense upon stilts)的緣由。人們呼喊著不慎理解的口號,滿懷著革新的衝勁,倡導一個理想的社會,最後卻必然導致互相殘殺。未經訓練的思想,終究殘害了人們。這也可能是柏拉圖在蘇格拉底之死的事件中所見的:暴民的愚行中造成了他們彼此最大的損失。於是理想國沒有政治,作為政治思想的首要讀物,卻是非政治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