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疫情：割裂的階級，危險的政權

一切始於聖城

2月20日，一名加拿大婦女被確診為新冠肺炎，經醫生查問旅遊史後，其表示自己剛從伊朗歸國。無獨有偶，中東多國也在此後接連出現確診案例，先是黎巴嫩、伊拉克、阿富汗、巴林、科威特、阿曼通報世衛，接著是與中東接壤的巴基斯坦、格魯吉亞宣佈失守。而在上述國家的通報案例中，幾乎所有患者都與該加拿大婦女有一共同點，那就是都曾去過伊朗。

反觀伊朗當局，其雖於2月19日才宣佈發現2起確診案例，但依前述的跨國傳染規模觀之，伊朗國內或許早就邁入大規模傳染階段。而細察政府公佈的首2起確診案例，恰有一共通點：這兩人全都來自什葉派聖城庫姆（Qom）。雖說病毒傳入庫姆的初始途徑至今未明，但早在伊朗政府公佈消息前，疫情顯然已在當地擴散，更令無數朝聖者在不知情的狀況下成為載體，將病毒帶回故鄉。

然而，即便情勢加劇，逼使伊朗政府取消了德黑蘭等大城的清真寺週五聚禮（Jummah），其卻始終不對諸聖城下手，就連面對擴散之源的庫姆，也只是要求其控管朝聖人數。直到3月16日，全國已出現14991例確診，853人喪命，政府這才下令封鎖庫姆與馬什哈德（Mashhad）的聖陵與清真寺，嚴禁朝聖，卻已錯過黃金封鎖時間。而政府反應之所以會慢半拍，主因還是在於不敢得罪國內保守的底層群眾。

保守的底層群眾

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後，社會底層的「被壓迫群眾」（mostazafan）受到解放。共和國政府進而在八十年代力推福利計劃與社會政策，擴大了社會支出與連接城市及邊陲的基礎設施，更普及中等教育，讓伊朗的國民識字率上升到了98％。然而伴隨石油帶來的經濟增長，伊朗的不平等程度開始加劇，加上美國日漸收緊的經濟制裁力道，遂導致低收入家庭、工人、年輕學生、蝸居城市郊區者、卡車司機與教師被推到了光譜中的相對低端，成了社會底層。

而或許正因底層人民渴求的分配正義難以實現，故其往往都是宗教場域裡的保守派，生活重心除了工作外，就是作禮拜與朝聖。每到週五聚禮時，其通常會至社區清真寺聽伊瑪目宣講，宣講內容不僅包含宗教教義，也帶有極強的政治色彩，充斥著「美國去死／以色列去死」等宣傳口號。故而在底層人民的生活中，社區清真寺不僅是信仰依託，更是構築世界觀的重要場域。

就其信仰光譜觀之，底層人民本應是神權政府的捍衛者；但隨伊朗近年經濟急速崩壞，其也開始站到政權對立面：2017年是因雞蛋漲價而暴動，2019年則為油價調漲而上街，後者更招致共和國建政以來最血腥鎮壓。然而政府也深知經濟沉痾短期難救，且恐怕還要繼續惡化，故只能寄希望於清真寺系統，讓其盡可能宣揚反美敘事，疏導底層人民的怨懟。但沒想到會在半路殺出疫情這個程咬金。

在得知政府封鎖馬什哈德的伊瑪目禮薩聖陵（Imam Reza Shrine）、庫姆的法蒂瑪聖陵（Fatima Masumeh Shrine）後，底層人民果不其然火冒三丈，聚眾包圍清真寺，更不顧安全部隊圍阻，突破人牆、強闖入寺，直至政府派援才勉強撤出。在這場疫情下，底層人民缺乏足夠的醫療資源，性命相對脆弱，卻因自身所處階級，而堅持維繫在清真寺集體禮拜的習慣，並再度與政府爆發衝突，為疫情防控埋下不穩因素。

世俗化的中產菁英

而在底層之上的，便是相對養尊處優的中產菁英。

革命四十年來，除了某些富商外，還有兩群人自共和國的經濟成長中獲益，一是革命衛隊，二是技術官僚。革命衛隊聽上去是軍事機構，實則為伊朗的經濟巨擘，其藉經營公司來壟斷大型建設和基礎設施項目，並控制港口與邊界，管理進入伊朗的貨物；技術官僚則透過自身專業，發展裙帶關係與恩庇政治體系，影響力遍及各界。

這些菁英的子女雖未必會走父母的老路，卻始終是富裕中產世界的成員，其中包括：房地產商、銀行家、工程師、醫生、知識份子、文化名流、演藝界人士等。這些中產菁英大多過著十分現代化、世俗化的生活，其至清真寺往往是為拍美照上傳社群媒體，而非作禮拜；平日消遣也大多是前往美術館、圖書館、電影院、購物中心乃至美式速食店；家中也裝有衛星電視，能收看海外伊朗人建立的電視頻道，甚至還會私下釀酒買酒。

此般生活方式，體現了伊朗現代性的弔詭之處，即伊斯蘭革命以來，由於中產階級崛起，反令社會整體世俗化得更厲害。而在這些菁英中，除了革命衛隊因職業之故，帶有強烈的反民主傾向外，多數人都持親改革派、甚至反神權政府的立場。其一來對政府的反美、反帝敘事深覺厭煩，二來為革命後逝去的諸多自由感到惋惜，故而在2009年由中產階級發動的伊朗綠色運動（Iranian Green Movement）中，其核心訴求與希冀温飽的底層人民截然不同，這些人要的並非和穩的雞蛋價格，而是自由民主。

而在此次疫情中，中產階級也用自己的方式，展演出反政府的力道。例如當伊朗宣布德黑蘭等大城的學校停課後，某些大學生便開始規劃外出旅遊的行程，目的地甚至包括此次重災區馬什哈德，全然不顧政府的防疫呼籲；而面對盡數取消的藝文活動、封閉的咖啡館與水煙店，其同樣憤憤不平。但中產菁英與底層人民不同之處在於，其身處都市而非傳統社區，也較有機會接觸、甚至調動高級醫療資源，而非仰賴小藥房。

雖說同為伊朗人，但這兩大階級在面對疫情與病毒時，註定無法使用平等的話語及資源。

疫戰下的伊朗共和國政府

另一方面，伊朗疫情之所以會在早期失控，政府也是難辭其咎。其一來不敢得罪底層人民，封閉聖城清真寺，故而耽誤了阻斷感染源的時機；二來2月21日恰好是伊朗四年一度的國會大選，政府為獲取足夠支撐政權合法性的投票率，遂屢對民眾保證伊朗境內絕無疫情，甚至說出「患者不必前往醫院，在家休息喝水補充維生素就行」、「所謂新冠疫情，不過就是西方要讓伊朗恐慌的人造陰謀」這種話，更嘲諷武漢封城是一戰前的老方法。

然而疫情爆發後，雖說伊朗的醫療水停在中東名列前茅，但其長年受美製裁，導致藥品與醫療器材嚴重不足，實在難以負荷忽然來勢洶洶的確診數與死亡率，故而最後只能師法中國，下令嚴格封城，並且全城消毒；而在臨床收治上，其也借鑑中國經驗，開始興建伊朗版火神山醫院，以求妥善分配醫療資源。

如此舉措下，即便伊朗的每日確診與死亡人數仍穩定上升，但其趨勢卻明顯較後發的歐美國家和緩。其能在美國制裁下維持此般態勢，除得益於革命後建立的醫療保健體系外，也與伊朗政權在執行封鎖上的強制力道有關。但這場疫情仍暴露了共和國政府的些許隱憂。

在過去的伊朗社會，反美曾是最大公約數；然而綜觀今日伊朗的兩大階級，政府不受中產菁英喜愛，又無法兼顧底層人民的經濟需求，其正當性基礎已被蠶食。而面對此次病毒攻勢，政府在宣傳上，仍習慣以反美、反帝口號維穩，例如控訴新冠疫情是美國針對伊朗刻意挑起的生化戰等。此舉雖能略微動員民族主義敘事慰藉底層人民，卻也將無可避免地激怒中產階級。

疫情總會過去，但病毒真正扮演的政治角色，卻仍撲朔迷離。這場疫情最終究竟會像蘇萊曼尼遇刺般，力促伊朗團結；抑或像革命衛隊誤擊客機般，激發更大民怨，現下仍是未知數。此刻的共和國政權，正在菁英的峭壁與底層的懸崖間獨行，其同民意與疫情的較勁，仍要些許時日才能見真章。

本文發表於：

2020年3月31日《香港01》：

2020年4月5日《多維新聞》：